金立：從“文明基因”到當代智慧

作者：金立，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光明學術筆談】

當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多模態模型為核心的技術掀起全球的認知革命，人工智能算法與人類思維方式產生激烈碰撞，一場關于知識生產方式的文明對話正在展開。中國邏輯思想——這一發軔于商周，體系化于戰國，載錄于甲骨卜辭與竹簡文獻的獨特思維傳統，正在數字文明的浪潮中煥發新生。它不僅承載著中華文明獨特的認知密碼，更展現出破解現代性困境的東方智慧。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結合

回顧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千年歷程，思維范式的互補共生始終是人類認知躍遷的核心動力。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著本土文化的知識體系。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傳統思維具有高度的內在契合性，兩者的結合共同筑牢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思維根基。

天人合一的整體思維。《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觀，與《莊子》“天地與我并生”等哲學理論共同構成了中國天人合一整體性思維的多維面向。中國共產黨人將“天人合一”的傳統智慧與馬克思主義人和自然辯證統一的觀點相結合，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引發深刻變革。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核心理念，立足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時代高度把握生態問題，發展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一系列生態文明創新理念，為解決人類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貢獻了重要的思想智慧和實踐路徑。

取象比類的關聯思維。中國傳統邏輯思維中“觀物取象”“比類而推究”的動態認知方式，通過經驗直觀與邏輯推演的有機互動，構建了天人互滲、萬物互感的體認機制。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將這一傳統智慧與唯物辯證法深度融合，形塑了兼具邏輯性、辯證性與開放性的思維范式。這不僅為理論本土化提供了方法論支撐，更通過激活傳統文化符號的現代語義，構建了中外文明交流的“意義共通體”：以“家園”意象統合不同文明對和平發展的追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借“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將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轉化為“共商共建共享”的實踐載體；以古絲路商隊意象消解文明隔閡，推進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跨文化認同。

相反相成的辯證思維。“相反相成”所代表的辯證思維，源于《道德經》，詳述于《漢書·藝文志》，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思維方式之一——不將矛盾的雙方單純視為相互對立的力量，而將二者的矛盾關系轉化為推動系統演進的內在動能。中國共產黨人將“相反相成”的傳統智慧融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主張“求同存異、取長補短，謀求和諧共處、合作共贏”，形成了“在差異中求和諧、于矛盾中求發展”這一獨具特色的方法論，為消解并突破西方形式邏輯主宰的霸權秩序和“修昔底德陷阱”貢獻了超越二元對立的中國方案：碳達峰行動方案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實現南北責任差序配置；RCEP自貿區以漸進式標準整合平衡制度差異；“一帶一路”建設以差異化基建聯通沿線各國，攜手跨越發展鴻溝。這些舉措既規避了西方“一刀切”規則的排他性，又通過技術援助幫助后發國家提升治理能力，達成了“差異中的趨優”。

中國古代邏輯與中國文化的歷時性互構

“道術合一”是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顯著特征。以“正名”為目的、“推類”為方法的中國古代邏輯，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之“道”。深刻理解“兩個結合”的重要意義，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扎根中國大地、賡續中華文脈、厚植學術根基”。只有結合中國古代邏輯與中國文化的歷時性互構，方能夯實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理論之基。

科學理性的跨時空對話。墨家“三物”邏輯體系的“三表法”強調“本之、原之、用之”的實證鏈條，堪稱中國古代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樸素表達。墨家思想跨越千年時空，在當代科技發展中持續煥發生機與活力：“同異交得”的辯證思維成為復雜系統建模的重要工具；“摹略萬物之然”的認知路徑啟發人工智能的因果推理算法；而“兼相愛，交相利”的倫理主張與“巧傳則求其故”的技術反思，則為現代科技哲學突破工具理性之局限、重構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之辯證關系提供了深刻啟示。經驗實證與邏輯推演的方法論互動，不僅形塑了中國的實用理性傳統，更提供了守正創新的認知基礎。

語言分析的驚世之光。公孫龍“白馬非馬”的命題挑戰常識邊界，以超前兩千年的大膽思辨探討指稱與實在的關系，與當代語義學形成對話；惠施“歷物十事”以辯證眼光審視空間的不連續性與事物的相對性，為理解當代時空量子論提供了哲學注腳；尹文“形名參驗”強調名實一致的規范性，為法律概念的精確化與事實認定關聯性奠定哲學基礎。名家“控名責實，參伍不失”的論辯實踐，開創了中國古代語言分析的傳統。這種對語言本體的深耕細作，催生了概念精確化的執著追求，打破了經驗直觀的認知慣性，不僅確立了語言邏輯在中國思想史中的獨立地位，還開辟了可與西方分析哲學進行批判性對話的本土化路徑。

德性論證的實踐者。孔子“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開創了融倫理于邏輯的理政傳統；孟子“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的思想，可視為道德倫理與推理論證有機結合之典范；荀子提倡“君子之辯”，使論證的有效性與人格的完善性形成雙重校驗標準。這種將“仁義禮智信”的倫理內核注入“辯”的邏輯框架的做法，通過對名實關系的系統厘正，實現了“正名以正政”的治理目標。在信息爆炸的當代語境下，儒家“正名”思想既為穿透認知迷霧提供了重要方法論指引，又為構建名實相符、邏輯自洽且倫理向善的現代文明秩序貢獻了獨特的東方智慧，更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注入了文化內生動力。

系統認知的原始代碼。道家“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法則，揭示了矛盾轉化的內在規律，其“萬物齊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的辯證思維，與西方“非真即假”的二值邏輯形成思想上的對峙。道家認識論可視為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黏合劑”，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和生命力：在生態治理中，“天人合一”思想指導我們摒棄征服自然的工業文明思維；在科技創新領域，“負陰抱陽”唯物辯證觀啟示跨學科協同為人工智能倫理設計提供整體性框架；在社會治理方面，“為道日損”與“治大國若烹小鮮”等思想為精簡流程平衡秩序與活力提供深刻的現代啟示。

制度理性的探路者。法家將名實關系轉化為法律條文與行為準則的對應，強調“循名責實”的客觀標準；韓非“形名參同”的司法原則，有力推動邏輯思維從倫理思辨轉向制度建構。在這一制度理性構建的進程中，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變革思想起到了關鍵作用，為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注入了理性維度。

中國邏輯在當代的創新發展

中國邏輯不是故紙堆中的“遺跡”，也不是仿照西方邏輯建立起來的“名辯學”，而是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貫“求治”“求善”“求真”于一體的獨特文明基因。從先秦的“名實”到漢代的“推類”，從宋明的“格物”到近代的“求真”，中國邏輯既長期保持文化柔性，又不斷追求理性內核。為回應時代之問，中國邏輯會通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正在完成從“舊”到“新”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數智時代的人格塑造。如果說人格是文化基因最精微的載體，那么邏輯理性便是其核心編碼。墨子提出“察類明故”，用澄清概念的方法批判戰爭；荀子主張“君子必辯”，通過論辯確立禮義規范；東漢王充以“疾虛妄，務實誠”為目標，借力“推類”論證破除巫祝圖讖的迷信。自古以來，價值理性與邏輯理性的融合，浸潤了中國傳統語境下的理想君子人格。置身于信息泛濫的數智時代，傳承中國邏輯中“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的理性精神，對于塑造明德惟馨、篤行致遠的當代理想人格具有深遠意義。

社會發展的東方智慧。中國邏輯中的“求治”精神為社會治理提供價值理性。“一國兩制”中主權與治權的辯證統一、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均體現著《周易》中“陰、陽、合”的辯證生成邏輯，將現代制度優勢轉化為發展效能。中國邏輯中的“求善”精神為社會發展注入德性力量。“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證明了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可以在同一空間結構中共生，這是道家萬物關聯論證中“天人合一”德性理念的現代化體現。中國邏輯中的“求真”精神為當代中國突破技術霸權與文化霸權的雙重挑戰提供靈感源泉。

人類命運與共的精神內核。中國式現代化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探索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邏輯也隨之逐步升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圖譜的價值內核。中國古代論證以倫理為導向，以超越真假、對錯、是非的“求和解”為核心追求。無論是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抑或墨家所言“兼相愛，交相利”，都拒絕將世界簡化為二元對立，在資源交換與意見分歧的解決中均充分考慮情境的復雜性與主體的個性化。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最高政治理想，中國共產黨人主張以“和而不同”的東方智慧重構全球文明交往范式，以濡養自身命運的共同價值引導和規范——“共同善”為價值取向，在深度交往與對話中超越“原子式”的“獨斷”“隔離”“冷漠”“自私”“偏見”“傲慢”等，為人類文明演進勾勒出多元共生的可持續發展圖景。

站在人類文明演進的關鍵階段，中國邏輯思想的復興正在演變為一場深刻的認知變革。在未來的知識版圖上，中國邏輯必將以返本開新的現代姿態，為破解難題、迎接挑戰提供重要的思維支撐——這不是簡單的文化回歸，而是一場指向未來的認知范式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