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新民，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這一重要年份的歲末，經黨中央批準，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正式出版了。學習這本集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生動性于一體的黨史權威正本，我們的思緒不由得回到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6月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行改革開放、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難忘歲月。

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歷時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后，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但由于“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糾正，使黨和國家工作兩年間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困難局面。

在關系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如何在困境中重新奮起的重要關頭，1977年7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寫到了復出后鄧小平一系列震世之舉：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推翻“文藝黑線專政論”“教育黑線專政論”，號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7年，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中一度中斷的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考試制度得到恢復。1978年3月，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并引發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在關鍵時刻，鄧小平對這場討論給予了及時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9月，他在東北三省視察，反復強調實事求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

鄧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觀點和主張，為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準備了充分條件，奠定了堅實基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是解放思想、開辟新時期新道路的宣言書，實際上成為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決定，從1979年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還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的改革開放揭開了序幕，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踏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征程。

學習《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我們深深體會到，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近半個世紀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提供了理論指南，打下了思想基礎，走出了道路開端，確立了制度保障。

吹響改革開放的沖鋒號角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主題主線，詳細記載、深刻反映了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這段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歷史。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改革開放的號角首先從農村吹響。1978年冬，安徽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率先搞起了包產到戶。實行“大包干”后，小崗村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安徽、四川以及其他一些省份，也開始推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責任制形式。對于農村出現的這些改革勢頭，黨內外有些人心存疑慮，擔心這樣會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領導同志談話時明確提出：“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這一旗幟鮮明的態度，對于打破思想僵化，推動農村改革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后，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廣，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也催動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步開展。從1979年開始，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主要內容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探索，由初期在8個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試點，到一些地方自發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探索，再到許多地方和部門陸續進行內容不盡相同的擴權改革，都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鄧小平就鮮明提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解決勞動就業、發展城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過程中，他也給予了有力支持。

改革大潮興起，對外開放和興辦經濟特區被提上重要議程。引進和利用外資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步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鄧小平便在同工商界領導人談話時表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正是在黨中央的倡導、支持下，引進外資辦企業，推動外商合資辦企業，在我國都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

興辦經濟特區是我國改革開放歷程中的輝煌篇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濃墨重彩地記述了鄧小平為興辦經濟特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在發言中提出：“廣東臨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與廣東類似的想法。黨中央對廣東、福建兩省的想法表示支持。鄧小平明確表態：“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么壞處。”在關于實行特殊政策地區的命名上，也是他一錘定音：“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隨后，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開始興辦。短短幾年間，深圳、珠海這些昔日的邊陲小鎮、荒灘漁村，建設成生機勃勃的嶄新城市，經濟特區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

在中國興辦經濟特區，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在特區建設艱難推進之際，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等地。視察過程中，看到特區建設發展速度很快，呈現出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他欣慰地表示：“看來路子走對了。”視察珠海時，他提筆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后又為深圳補寫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他還進一步強調：“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由此，中央作出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的決策。經過幾年努力，我國對外開放逐步形成從經濟特區到沿海開放城市再到沿海經濟開放區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格局。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十余年間，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精心謀劃、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他強調，“要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進行必要的改革。”“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渙散黨的紀律，而正是為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紀律。”根據這一基本指導思想，中央和國家機關率先啟動機構改革；增加地方權力和擴大基層民主；提出干部隊伍建設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方針等。與此同時，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也全面鋪開。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我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體制改革、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的生動局面，也帶來了我國人民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狀態等一系列深刻變化。

創造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神州大地，億萬人民以滿腔熱情和昂揚斗志，奮戰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一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在全面記述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屆四中全會這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系統介紹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國防、外交等各個方面取得的輝煌成就。

在經濟建設方面，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我國先后制定和實施了“六五”計劃、“七五”計劃，黨帶領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堅定不移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這十年中，改革全面推進和深化，企業經營機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逐步建立宏觀調控體系和市場體系，投資體制、物資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各方面改革不斷推進。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和產業化步伐，創辦了一批國家級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對外開放進一步加快。沿海經濟開放區不斷擴大，至1988年，我國形成由5個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3個沿海開放地區、2個開放的半島構成的對外開放格局。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為黨和國家規劃發展藍圖創造了條件。根據鄧小平提出的戰略構想，1982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紀末力爭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正式確定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

在政治建設方面，根據鄧小平提出的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和中央的部署，推進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邁出重要步伐。制定、實施《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標準，建設起一支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干部隊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都得到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取得重大成就。

在文化建設方面，黨中央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到重要議程。1980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并發出“努力使我國人民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人民”的號召。為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開展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群眾性精神文明教育活動，全民文化素質和道德水平不斷提高。1986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基本指導方針。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人民解放軍堅持以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成功開創了國防和軍隊建設新局面。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科學構想，黨和政府成功開啟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進程，并推動兩岸關系進入新的階段。黨和國家完成對外方針政策的調整，外交工作呈現全方位發展的新格局，一個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環境初步形成。

指引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雖然總體上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屆四中全會為時間節點，但全書把鄧小平南方談話作為最后的落腳點。這種精心構思和布局，是對該卷黨史正本主題、主線的深化和升華。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國際國內形勢面臨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他在談話中十分關注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問題，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關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他提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精辟地闡述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小平反復強調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他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關鍵是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

在談話中，鄧小平還闡述了其他一些具有戰略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他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堅持兩手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就可以搞上去。

面對世界社會主義出現的曲折，鄧小平滿懷信心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我們要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

鄧小平南方談話，是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向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篇光輝文獻，為繼續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事業指明了前進方向。

鄧小平南方談話后，黨中央迅速發出文件，就全面貫徹落實談話精神作出部署，并相繼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決定。鄧小平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三卷上冊以鄧小平南方談話為終卷篇，準確把握了那個時期黨的重大歷史和時代主題，為這冊黨史著作增加了政治和思想理論高度，給讀者帶來寶貴啟示和鼓舞力量。回顧和了解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推進改革開放、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程，我們可以更加深刻認識到：改革開放是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在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邁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向前進，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