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海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三星堆文化與中國文明研究”首席專家、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三星堆由何而來是學者與公眾共同關注的謎題。其獨特的文化特征集中體現在青銅器等高等級器物上。不同于中原地區漸進式的發展，這些高等級器物呈現“突發式”特征，源于三星堆之外的因素可能發揮了關鍵作用。走出三星堆，以多學科視角梳理其資源、技術、文化交流脈絡，構建三星堆與其他文化的互動網絡，或可在宏觀體系中揭示其文明形成過程。

何為“三星堆之謎”

作為二十世紀最引人關注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以獨具一格的器物特征引發諸多思考。隨著2020年三星堆祭祀區6座新祭祀坑發掘工作的開啟，迄今已有上萬件編號文物出土，其中不乏前所未見的“國寶級”文物。學術意義之外，三星堆同時顯示出巨大的公眾傳播價值。其引發世界矚目的原因是多層面的，主要原因當是“三星堆之謎”驅動的原初探索欲。

何為“三星堆之謎”并無統一的表述，學者與公眾關心的問題各有不同。諸多疑團中，三星堆獨特的文化特征由何而來、如何形成，當是“三星堆之謎”的核心議題，也是理解三星堆的關鍵。考古學上，三星堆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現在高等級物質文化層面，如青銅器、金器、玉器等。青銅器可作為三星堆文明的代表性器物，大量面具、人頭像等人面形象，神壇、頂尊人像等場景化器物在中國青銅文化體系中獨樹一格。依此邏輯，解決“三星堆之謎”的重心應是厘清青銅器為代表的高等級物質文化遺存的來源和形成過程。這也是學者與公眾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

置于更為宏觀的時空體系中，三星堆高等級物質文化遺存具有“突發性”特點。在成都平原，較三星堆文化更早的寶墩文化中缺乏青銅、金器等器物的技術基礎。此類復雜技術無法在短時間內獨立發明，必然與其他區域存在交流。如三星堆的銅器技術主體屬于中原的范鑄體系的范疇，同時兼具其他地區的技術特點。可以說，三星堆文化特征的形成除了本土創新的因素外，來自外部的資源、技術及文化觀念發揮了關鍵作用，以體系化的概念呈現的這些外部聯系便是三星堆文明的互動網絡。以往關于三星堆的研究呈現一定的“內傾化”趨向，即聚焦于三星堆本體的描述和分析，凸顯其文化特性，由此進一步加深其“神秘”的文化印象。向外的聯系雖有學者關注，但主要依托區域間器物的相似性，囿于資料有限，缺乏深入解讀。基于多學科方法，系統化復原各類高等級遺存的來源脈絡，構建全面的互動網絡是三星堆當前研究亟待補足的方面。互動網絡的構建將為解決三星堆之謎提供全新視角，為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貢獻堅實的理論與實證支撐。

多學科視角下的互動網絡

多學科方法的介入是考古學的重要發展方向，但如何跨越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界限，將考古與科技有機融合是學科面臨的難點。長期以來，考古與科技“兩層皮”的現狀極大阻礙了多學科手段走向深入。互動網絡的構建涵蓋資源、技術、文化多個層面，是探索人文與科技融合的理想議題。互動網絡的研究具象化本質上是探索各類器物、原材料、技術、觀念等因素的流動。在考古學研究中，物化層面通常以文物產地的概念體現。但狹義的文物產地特指器物具體的制作地點，無法揭示技術、觀念層面的互動。為此，我們提出文化產地的新概念，以人文和科技的結合為基本思路，在狹義產地的基礎上融入資源、技術、文化多個層面，探索器物背后的完整生命史及其反映的人類行為模式。

在具體實施方法上，以風格、技術、原料三層次結合為中心，分別從時間、空間兩方面建立數據庫，開展對比研究。例如討論某地青銅器的產地，狹義的文物產地聚焦于銅器具體的制作地點。但銅器所用銅、鉛、錫原料來源可能各有不同，工藝技術或是多地融合，設計風格常匯聚本土與外來等不同因素。將不同層次的多種可能進行排列組合，便產生可能性極多的復雜場景。如當地工匠采用外來原料制作本土風格銅器；外地工匠攜帶原料至當地以本土風格制作銅器；外地工匠在外地制作外來銅器后將器物運至本地……其中不少可能性或同時共存，這些復雜的行為場景是揭示全面互動網絡的基礎。

以上研究理念使得建立三星堆全景式互動網絡具有可能性。如前所述，三星堆互動網絡多以高等級物質文化遺存的流動體現，且以青銅器最為重要，其他還包括金器、玉器、綠松石、朱砂、象牙、海貝等。以青銅器為例，可基于鉛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等科技方法，探索其原料來源。從空間視角來看，我們認為三星堆銅器與同時期的殷墟及長江流域其他區域的銅器群普遍流行使用極為特殊的高放射性成因鉛原料。這表明三星堆處于宏大的金屬資源流通網絡中，其銅器所用原料源于這一網絡。就時間視角而言，我們進一步建立涵蓋古蜀地區各時段銅器的科技數據庫，表明三星堆銅器所用原料與其后古蜀地區原料明顯不同。技術方面，三星堆銅器工藝技術呈現多源化特征，其基本工藝體系脫胎于中原地區的范鑄體系，同時分鑄、鑄接技術發達以適應其復雜的造型風格。以大量銅箔飾為代表的器物顯示出發達的鍛打工藝，在亞歐大陸中、西部更為流行。尊、罍等容器的內外壁凹凸相應的技術特征屬長江流域特點。銅器風格本土特色鮮明，大量的人面形象和場景化的造型表達與中原等區域的造型體系迥然不同。但若將銅器分解，可見其造型、紋飾的許多基本元素仍與中原等地聯系密切。如神壇等器物上的尊、觚形象，紋飾系統中的云雷紋等母題均源自中原地區。

三星堆2、3、8號坑發掘出土的馭獸頂尊跪坐人像最能凸顯三星堆銅器的多元融合特征。整器由三部分組成，下部為青銅神獸、中部為跪坐之人、上部為人頭部所頂之尊。我們認為這一器物是對現實場景的藝術化表達。對應的場景是祭祀禮儀之人騎乘大象，頭部頂尊，尊中盛裝海貝。這一場景中，進獻之人屬三星堆本土要素，所頂之尊為長江流域風格，尊中所盛海貝來自南方熱帶海域。相應的頭頂重物、騎乘大象等動作在南方亞熱帶、熱帶區域頗為流行。在同一件器物中，可見多地的器物、人物、資源、動作特征等，并以三星堆觀念重新組合形成全新的藝術風格。頂尊跪坐人像、神壇均可稱為場景化銅器，在祭祀、禮儀系統中占據核心地位。盡管這些器物造型差異明顯，但均具有模塊化特點。自下而上均由“獸”“人”“尊”三部分構成，其表現的核心場景是將遙遠南方的海貝等珍稀資源向上進獻。在青銅器最為重要的器類中重復表現此類場景，可見資源流通對其社會的重要性。三星堆向外的互動網絡當是以資源為基礎，兼具技術、文化等要素。

三星堆的青銅器在資源、技術、文化幾個層面均顯示出與其他區域復雜的互動，支撐起三星堆青銅文化的發展。除青銅之外，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尤為發達。用金并非中原地區傳統，三星堆金器的技術、形制以及用金觀念當是跨區域互動的產物。其他如玉器、綠松石、朱砂、象牙、海貝等也各有不同的流通脈絡。將各類資源的流通脈絡相串聯，便可編織出三星堆的資源網絡，以此為基礎建構涵蓋技術、文化等內容的全面互動網絡。文物的產地、珍稀資源的流動、技術與觀念的交互并非互動網絡探索的終點。基于互動網絡探索三星堆文明的興衰及其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的價值與意義是更為宏觀的研究目標。

三星堆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文明的形成并非孤立的過程。三星堆文明的獨特性使其與其他區域的關聯易被忽視，但走出三星堆，置于更為宏大的時空網絡中，可見其形成與整體文化格局的邏輯關系。早商和中商時期，黃河流域的商文化分布范圍較廣，遠及長江流域。劉莉和陳星燦提出此時商王朝采取了以城為中心的資源控制模式。作為商王朝在南方的區域性中心，湖北盤龍城遺址發揮著資源集聚、轉運等多重作用。此時，處于長江上游的三星堆聚落已初具規模，但青銅器等高等級物質文化遺存體系尚未形成。至中商末期時，商王朝的宏觀聚落形態發生明顯轉變。區域性的中心城址在晚商時期不再流行，商文化的分布范圍出現收縮趨勢。長江流域的區域性中心盤龍城遺址在此時廢棄，標志著商文化在長江流域的退縮。與此同時，長江流域各地的土著文化相繼興起，并與商王朝之間形成某種新的互動網絡。沿江而下，三星堆、寧鄉、新干等銅器群顯示出鮮明的本土特色，同時均流行高放射性成因鉛原料，技術以中原范鑄體系為主體，風格多見本土與商文化因素的融合。這種聯系并非單向的，源于或經由長江流域的各類珍稀資源如印紋硬陶、原始瓷，可能還有海貝等有機質資源向北輸入商王朝，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之間形成某種涉及資源、技術、文化的全面互動網絡。

從形成背景來看，三星堆特征鮮明的高等級物質文化遺存是在黃河、長江流域整體聚落格局的變遷下形成的。就內容而言，青銅、金、玉等在資源、技術、風格等層面均受到互動網絡的影響。可以說，三星堆高等級物質遺存是以其互動網絡為基礎而形成。當然，三星堆本土的創新不可忽視，經過吸收、改造、融合、創新，三星堆先民以多種途徑構建起獨特的禮儀和藝術體系。在這一互動網絡中，從商王朝的視角出發，三星堆屬于長江流域諸多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力量。三星堆與商王朝之間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形成穩固聯系。以三星堆為中心，商王朝則是其互動網絡中的主要對象。兩者的互動網絡范圍不同，但相互交叉，并與其他文化進一步形成多元的互動體系。區域之間的珍稀資源、先進工藝、美學及禮儀宗教觀念等實現體系化的流動，共同促成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新的考古發現增進了我們對三星堆的理解，但對其來源的認識仍模糊不清。李白《蜀道難》吟唱出蜀地對外通路的艱險，三星堆的獨特似乎與其閉塞地理的固有印象“相得益彰”。但理解三星堆應置于中華文明宏觀格局中整體考量。蜀道固難，卻從未阻斷三星堆先民向外的通路，以資源為中心的互動網絡范圍極其廣闊，且在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系統的復原、解析這一網絡是解決“三星堆之謎”的關鍵，理解三星堆的前提是走出三星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