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農耕圖像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國積淀形成了深厚的農耕文明傳統，奠定了中華文明的根本底色，并深深浸潤于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產生了多種多樣的藝術表達形式，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耕織圖。

詩畫相合：中國古代耕織圖的繪制傳統

耕織圖是以“耕”與“織”為描繪主題的系列繪畫。目前確切可知的第一套耕織圖為南宋樓璹《耕織圖》，全圖45幅，其中“耕”圖21幅，描繪了水稻種植的主要勞作環節，即浸種、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蔭、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場、持穗、簸揚、礱、舂碓、篩、入倉；“織”圖24幅，描繪了蠶桑生產的相關環節與場景，即浴蠶、下蠶、喂蠶、一眠、二眠、三眠、分箔、采桑、大起、捉績、上簇、炙箔、下簇、擇繭、窖繭、繅絲、蠶蛾、祀謝、絡絲、經、緯、織、攀花、剪帛。

在樓璹《耕織圖》后，南宋、金以及元明清諸朝不斷有耕織圖被繪制或刊刻，總數不下六七十套。其中比較著名的如元代程棨《耕織圖》、楊叔謙《農桑圖》、忽哥赤《耕稼圖》，明代宋宗魯《耕織圖》、鄺璠《便民圖纂·耕織圖》，清代康熙《御制耕織圖》、雍正（時為皇子）《耕織圖》、陳枚《耕織圖》、冷枚《耕織圖》、何太青《耕織圖》，此外還有乾隆《御制棉花圖》、嘉慶《授衣廣訓》（《棉花圖》）等。這些圖像的創作、刊刻或最初發起者絕大部分是官員或帝王。

上述圖繪，除《棉花圖》等少數作品外，絕大多數都以樓璹《耕織圖》為藍本或受樓圖影響繪制而成，圖幅與內容表現與樓圖或基本相同，或稍有增刪。這些耕織圖的每一幅圖像通過表現“最富于孕育性的頃刻”，描繪了某一勞作環節最具代表性的場景。以程棨《耕織圖》的“浸種”圖為例：一人站于岸上手抱盛放稻種的筠籃并向前伸，一人站于水中，伸出雙手準備接取，旁邊則是兩個已放入水中的筠籃，再現了播種前的稻種浸泡環節。

在圖繪外，耕織圖的每幅圖上還題有相應的詩歌。不同耕織圖在繪畫與詩歌的結合形式方面有所不同。或者是左“圖”右“詩”，如程棨《耕織圖》；或者是上“詩”下“圖”，明清時期的耕織圖通常如此；亦有詩歌被題寫于畫面之中者，如程棨《耕織圖》中的乾隆題詩。所配詩歌主流為七言四句，少數為五言八句，如雍正《耕織圖》。詩歌類型有五言絕句，如樓璹《耕織圖》詩；有五言律詩，如雍正題《耕織圖》詩；有七言律詩，如乾隆題《棉花圖》詩；有五言十六句的排律，如趙孟頫作《農桑圖》詩；有通俗易懂的竹枝詞，如鄺璠《便民圖纂》耕織圖詩。在文辭表達上，有的辭藻極為華麗，如康熙作《御制耕織圖》詩；有的樸素直白甚至類似打油詩，如清末於潛縣令何太青所作《耕織圖》詩。另外，耕圖詩與織圖詩在總體風格上亦有細微差別，相較而言，織圖詩在風格、辭藻上要更為華麗。

元·程棨《耕織圖·浸種》                                                   資料圖片

生活和樂：中國古代耕織圖的場景描繪

耕織圖通常以卷軸的方式進行裝幀，其中半是描繪犁田耕地、播種插秧等場景，半是描繪采桑育蠶、剪裁成衣等景象。隨著卷軸的慢慢展開，其中描繪的耕織場景就如同一幀幀慢速播放的電影，徐徐呈現于觀者眼前，連貫而進的勞作進程、豐碩的勞動成果與和樂的社會氛圍躍然而出。

耕織圖的描繪主題是“耕”與“織”，這是傳統時代解決人們基本物質需求“食”與“衣”的最主要方式。其中“耕”的主要承擔者是男性，“織”的主要承擔者是女性，這也被認為是傳統時代最為理想的分工模式，所謂“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每個成年男女都應勠力其間，“女當力蠶桑，男當力耘耔”，“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耕織圖所描繪的恰是這一男耕女織的勞作場景：“田野”中的農事勞作以男性為主導；“庭院”中的蠶桑絲織則以女性為主體。這既是對傳統時代男女分工的表現，亦是對兩性“公”與“私”、“外”與“內”的主要活動空間的呈現。

在耕織圖的圖像描繪中，“耕”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織”以絲織生產為代表。我國是水稻的原產地，具有悠久的耕作歷史，但由于早期中華文明的核心之地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故人們一開始對水稻的重視程度不及粟、麥等作物，因此早期的“五谷”中也就沒有水稻。唐宋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成為經濟中心與國家統治的核心之地，所謂“國家根本，全賴于東南”“蘇湖熟，天下足”。而“江南”的富庶以水稻為支撐，漕糧北上亦“養活”了大批北方人士，故明代宋應星說：“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稻”也就成為產出豐富、民食保障的象征。而“絲”雖然并非歷史上我國民眾衣料的最主要來源，卻一直在祭祀禮儀、國家稅收、對外貿易（“絲綢之路”）、貨幣支付、治家維生等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于是蠶桑絲織也就成為國計民生、衣被天下的符號與象征。正因如此，水稻種植與蠶桑絲織才成為耕織圖的核心描繪對象與主題。明代以后，隨著棉花種植的普及，棉織品成為民眾衣料的最主要來源，故出現了描繪棉花生產與棉紡織的《棉花圖》，只是并未產生如樓璹《耕織圖》那樣大的影響力。歸根結底，后世才興起的棉紡織無法從根本上撼動蠶桑絲織的象征性地位。

耕織圖的單幅圖像，雖然主題是對具體勞作環節的描繪，但其中亦處處體現出社會和樂、家給人足的景象。比如，無論耕圖還是織圖都有多人共同勞作的場景，具體如耕圖從“拔秧”到“入倉”圖，至少有四個人的身影，多的達七八人，如“插秧”“舂碓”圖，表現了農耕時代人們互幫互助的傳統與氛圍。而織圖中的寬闊瓦房、高大廊柱與欄桿，則表達了人們對于華美宅第與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家庭倫常亦是耕織圖的重要表現主題之一。如程棨《耕織圖》的“二眠”圖，描繪了祖孫三代的家庭倫常之樂：一位老婦坐在蠶架旁的凳子上，逗弄著年輕女性懷抱中的幼兒。康熙《御制耕織圖》對家庭倫常的表現更是達到頂峰，如躲在經架下乘涼的兒童、庭院中追逐嬉戲的貓兒狗兒、依偎在母親身邊的幼兒、含飴弄孫盡享天倫的老人，日常生活中最溫情、最難忘、最讓人依戀的場景躍然其中，給人一種親切、真實之感，而這正是農耕時代人們對富足、歡樂、祥和的生活狀態與社會秩序的向往與追求。鄺璠《便民圖纂》耕織圖的“田家樂”，則描繪了人們于豐收后歡聚暢飲的場面，一派豐收的喜悅與歡樂祥和之感。

勸誡與贊歌：中國古代耕織圖的詩意表達

詩畫相合是中國繪畫的重要傳統，其中“詩”據“畫”而得以感悟與生發，“畫”因“詩”而使意境進一步彰顯和提升，“畫”與“詩”相輔相成，最終達到意境上的融合與共通。耕織圖，作為中國詩畫相合的一種表現形式——雖然在古代主流繪畫認知中其是“圖”而非“畫”，“畫”與“詩”亦呈現出非常緊密的結合關系。其中，耕織圖詩以極富感染力的話語形式，對傳統農耕文明做了詩意化的表達與呈現。

耕織圖詩的內容表達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對自然時序與物候等的描寫，如“溪頭夜雨足，門外春水生”“東風吹原野，地凍亦已消”；對相關耕織活動與技術的描繪，如“耙過還須耖一番，田中泥塊要勻攤”“節序驚心芒種迫，分秧須及夏初天”；表達勸誡之意，既針對農民大眾，勸導他們要順應農時、辛勤勞作等，如“女當力蠶桑，男當力耘籽”“秋成先要納官糧，好米將來送上倉”；亦針對帝王與官員，勸導他們要重視農業生產、愛護勞苦大眾，如“須知白粲流匙滑，費盡農夫百種心”“寄語玉食者，莫忘稼穡難”；表達憫農情懷，即對農夫、農婦辛勞的同情之心，如“霜濃手龜坼，日永身罄折”“頻執纖筐不厭疲，久忘膏沐與調饑”；對秋收有成、家庭溫馨、鄰里和睦等和樂之象的描寫，如“人言田家樂，此樂誰可比”“且喜稼成登石硙，從茲鼓腹樂雍熙”；對當政者勤政愛民、太平盛世的歌頌與贊揚，如“大哉皇元化，四海無交兵”“帝力并天時，農蠶慰飽暖”。其中，不同耕織圖詩在內容表達的重點上有細微差異，如樓璹組詩憫農情懷要重一些，趙孟頫詩有比較強烈的歌頌太平盛世之感，鄺璠耕織圖詩對耕、織技術的描繪稍多一些，康熙組詩說教、勸誡的味道更為明顯，雍正組詩則偏重于描繪家給人足、盛世和樂之象。

這些耕織圖詩的內容，表現了一個完整的意義鏈條：農業生產需要遵循自然節律、準確把握農時，故需要強調并重視自然時序；耕織生產由一系列工作環節所構成，每一環節又有其具體的技術要領，農業生產要按照這些環節與技術要求進行；農夫、農婦是耕織生產的具體從事者，勠力耕織、按時納賦以供養國家是他們的職責所在，為此他們付出了巨大辛勞；當政者作為擁有天下者及負責“牧民”之人，按照傳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社會分工，要教導大眾把握農時、辛勤勞作，同時還要懷有一顆仁者的愛民之心，體會并關心民眾之疾苦；只要農民與當政者遵循自然節律與農時，各安其業，各盡其責，就能做到秋收有成、生活和樂，最終實現天下的盛世與太平，即所謂“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于安和富壽之域”。

總之，“詩”與“畫”是中國古代耕織圖的基本構成要素。其中，“圖”是基礎，詩以“圖”為依據創作而成。“詩”可以在“圖”的基礎上做適當延伸，還能加深人們對“圖”的理解與認知，提供諸多圖繪無法傳達的信息。通過中國古代耕織圖的圖繪與詩歌表達，可以看到中華傳統農耕文明的不同面向，以農為本的重農勸農理念、對家庭倫理的重視、對社會和諧的追求等躍然眼前。由此我們說，耕織圖可謂對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一種詩畫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