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旭暉，系東北財經大學副校長、東北財經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這意味著黨中央將進一步健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實現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預期目標。數據要素是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協同發展衍生的核心資源，應重點圍繞市場規范化、區域協同化、產業賦能化、技術突破化等改革舉措，逐步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有效發揮其對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指引作用。

1.全面厘清數據要素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價值邏輯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是新的生產要素，是基礎性資源和戰略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這意味著數據要素在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更為凸顯。

數據要素通過產業鏈供應鏈賦能傳統生產要素的方式，為形成新質生產力提供重要動力。在數字經濟時代，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動態適配，從本質上要求以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為代表的傳統生產要素，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價值傳導方式，不斷提升其數據要素的利用水平，從而呈現數據要素向傳統生產要素不斷滲透的發展態勢。相關數據表明，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數據要素投入每增加1%，產出就增加約3%；在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數據要素投入每增加1%，產出就增加約1.57%。數據要素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價值傳導方式，呈現低投入、高產出的主要特征，充分證明其是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前提。

數據要素通過深度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方式，創造了新質生產力。在參與國內經濟循環方面，數據要素通過提高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信息對稱性方式，提升了國內經濟循環在總量、結構、質量、制度等方面的適配性，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市場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趨于“最優解”；在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方面，數據要素在我國制度型開放的更高水平上，通過推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的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等自由流動，不僅能夠提高全球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效率，而且實現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分工定位的最優化，從而創造了新質生產力。總體來看，數據要素通過產業鏈供應鏈賦能和深度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對我國促進區域、產業、技術等政策協同發力，準確把握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正確方向至關重要。

2.切實優化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的制度安排

在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發展背景下，數據要素作為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協同發展衍生的核心資源，應在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的更高水平上，發揮其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導向作用，從而實現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預期目標。

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制定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任務時間表與行動路線圖。無論是2029年完成《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還是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面臨時間緊、任務重的雙重壓力。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制定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安排，是一項涉及區域協同、產業調整、技術攻關、制度優化的重大系統性工程，需要統籌協調不同部門和區域之間的關系。我國應在國家層面建立高水平的長效溝通協調機制，據此形成區域、產業、技術、制度等層面的改革清單、任務清單、時間表與行動路線圖。

遵循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原則。即在不產生新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前提下，對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面臨的體制機制障礙實施一攬子改革舉措。重點是正確處理好以下六項分配關系：正確處理好數據要素在國內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之間的分配關系；正確處理好數據要素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戰略布局之間的分配關系；正確處理好數據要素在不同區域及城鄉產業分工之間的分配關系；正確處理好數據要素在公有制經濟市場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市場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正確處理好數據要素在功能性產業政策與選擇性產業政策之間的分配關系；正確處理好數據要素在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之間的分配關系。

堅持差異化推進策略。在區域層面，適當優先將數據要素資源向維護國家“五大安全”、資源枯竭型及鄉村振興重點地區傾斜，發揮數據要素資源對上述地區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牽引作用；在產業層面，適當優先將數據要素資源向傳統農業和傳統制造業傾斜，發揮數據要素資源對上述產業鏈價值鏈賦能、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推動作用；在技術層面，適當優先將數據要素資源向“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傾斜，發揮數據要素資源對“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支撐作用；在制度層面，適當優先將數據要素資源向消除不同區域、不同部門之間“政策孤島”傾斜，發揮數據要素資源對釋放政策工具組合效能、形成新質生產力的保障作用。

3.深入探索數據要素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現實路徑

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就都離不開扎實推進各項改革舉措。事實上，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一項涉及市場規范化、區域協同化、產業賦能化、技術突破化的重大改革。應遵循循序漸進、重點突破的原則，深入探索數據要素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現實路徑，著力實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改革舉措。

大力發展市場化數據交易機構，實現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協同發力，打破數據要素資源的壟斷局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數據要素資源作為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抓手，具有區域壟斷的自然屬性。這對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較為不利。為打破數據要素資源壟斷局面，在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的重要決策部署基礎上，還應循序漸進發展市場化的數據交易機構。國家數據局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3年）》顯示，我國已有20多個省市成立了專門的數據交易機構，逐步實現了打破數據要素資源壟斷、促進數據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的預期目標。未來，應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區域功能定位的跨境數據交易機構。依托多樣化的區域性跨境數據交易機構，實現深度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預期目標。

重點扶持維護國家“五大安全”的東北地區、鄉村振興重點地區等區域協調發展薄弱環節，進一步提高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對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拉動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當前，補齊維護國家“五大安全”的東北地區、鄉村振興重點地區等區域協調發展短板，既要通過提高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輸血”方式，不斷增強這些地區的經濟基礎，又要遵循“重點突破”原則，通過優化“數據要素+”的“造血”方式，加快推動這些地區形成新質生產力。事實上，在維護國家“五大安全”的東北地區、鄉村振興重點地區，“數據要素+”是在產業層面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提升區域協調發展水平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可在維護國家“五大安全”的東北地區、鄉村振興重點地區，建立“數據要素+”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先行示范區，探索更多典型經驗；另一方面，可建立“數據要素+”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科學評估體系，不斷強化區域、產業、技術等政策工具一致性對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支撐作用。

優化現代化產業體系推進策略，進一步提高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對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戰略布局的指引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以國企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市場主體，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價值賦能方式，逐步從傳統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戰略轉型，以民企、外企為代表的非公有制經濟市場主體，更多享受產業鏈價值鏈結構性調整帶來發展紅利的動態過程。

借鑒改革開放以來的寶貴經驗，加快解決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面臨應用場景和應用模式的“卡脖子”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當前，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仍面臨應用場景和應用模式的現實困境。總體來看，這些現實困境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既有技術創新層面的桎梏羈絆，又有思維意識層面對用好用活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認識短板。未來，我國可根據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面臨應用場景和應用模式的難易程度、優先級別、研發周期、資金投入、產出效益等，建立科學的評估矩陣，推動實現提升數據要素資源利用效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預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