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向晨，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編者按

近年來，學界提出構建“漢語哲學”，從漢語哲學的視域回應人類普遍關切的問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關注。其中，對于如何把握漢語哲學的內在特征、呈現形式、認知范式、研究方法等，學界仍有諸多不同的看法和認識。本刊此次特別約請孫向晨教授就漢語哲學的幾個重點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以期引發學界的進一步關注與思考。針對“漢語哲學”這一話題，期待大家踴躍參與討論，通過深度對話交流，更好推進漢語哲學研究的發展。

自2006年始，不斷有學者使用“漢語哲學”這一概念，“漢語哲學”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2022年“漢語哲學”被評為“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之一，同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漢語哲學研究中心”。2024年在武漢大學舉辦的先鋒哲學論壇上，“漢語哲學”又成為相互交流交鋒的重要主題，一些海外學者也開始參與這一論題的討論。近年來，學者們對于“漢語哲學”的概念、意涵甚至是譯名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這里，筆者嘗試從漢語哲學的幾個基本問題出發，圍繞關于漢語哲學的學術爭論作進一步梳理和闡發。

什么是漢語哲學

關于“漢語哲學”的第一個爭論便是“什么是漢語哲學”，在“中國哲學”之外，為什么還要提“漢語哲學”？

關于“漢語哲學”有好幾種相關的說法，有學者認為“漢語哲學”是用西方哲學審視中國自身的思想傳統，也有學者認為“漢語哲學”致力于如何有效地運用漢語來研究與表達西方哲學，這些雖然跟“漢語哲學”的論題沾點邊，但總體上還算是國內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研究范疇所進行的工作，并不是目前關于“漢語哲學”爭論的焦點。另有兩個較為典型的界定，一是認為“漢語哲學”是關于漢語言的哲學，是一種語言哲學；二是認為“漢語哲學”是以漢語思考、討論哲學問題而形成的哲學思想。對此，筆者都有疑義，認為前者的定義較為狹隘，忽視了“漢語哲學”非常寬廣的論域，而后者的定義又過于寬泛，幾乎涵括了中國哲學界所進行的所有工作。筆者把“漢語哲學”定義為基于“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所進行的哲學探索，包括了揭示人類通過語言與文化“積淀”形成的理解“漢語世界”的共同基礎，揭示開放的“生活世界”所帶來的文明間碰撞與融合，回應人類在一個古今中西交融的現代社會中面臨的根基性問題與挑戰。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能解釋，為什么在“中國哲學”之外還要提出“漢語哲學”的概念：其一，“中國哲學”以“中國哲學史”為其基本的建構框架，更多的是一個“面向歷史”的學科建制，包含了許多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內容，“漢語哲學”則以哲學問題本身為目標。其二，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國哲學史的整理多以西方哲學的范式為圭臬，于是就有了所謂“反向格義”以及“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疑問，“漢語哲學”立足于“漢語世界”，基于“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來論述普遍性（這里的“普遍”只是漢語意義上廣泛和共同的意思，而不是柏拉圖意義上“抽象”的普遍性）的哲學問題。其三，“中國哲學”始終以某種分割方式來研究各流派各時期的哲學，“漢語哲學”更注重在“漢語世界”中所生成思想背后的各種邏輯性的結構，而非各流派的特色。其四，“中國哲學”的名稱即以中西分割為前提，而“漢語哲學”基于“漢語世界”自身的開放性，始終以一種融會方式來面對人類生存的根基性問題。其五，與“中國哲學”注重“過去”的研究不同，“漢語哲學”更多的是一種面向現實，指向“未來”的哲學。總的來說，雖然現代的“漢語世界”較之傳統有根本性變化，但“漢語世界”本源性思想框架作為一種哲學結構依然起著巨大作用，在融合人類各種思想淵源的努力中，“漢語哲學”最終的責任與使命是對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生存的普遍性處境提出問題與解答。

漢語哲學不是一種語言哲學

關于“漢語哲學”要處理的第二個爭論是，“漢語哲學”是不是一種“漢語言哲學”，也就是以哲學方式來分析、處理“漢語”中基本的語言問題。

在不太嚴格意義上，我們當然可以將其包含進“漢語哲學”的研究之中，視之為“漢語哲學”的某個部分，“漢語哲學”不可避免地會處理到漢語自身的許多特質及其帶來的深遠影響。但“漢語哲學”的目標肯定不在語言哲學的問題上，而是重在由“漢語”所帶出的那個“生活世界”，這也就是為什么筆者特別強調與“漢語哲學”相對應的“漢語世界”這個概念。某種意義上講，“漢語”在三個層面與“哲學”發生著關聯，一是作為思維載體的語言，其內在結構需要得到哲學上的深刻反思；二是作為一種語言體系，漢語承載著人類某種共通的觀念與原則；三是漢語綜合性地指涉一種先在性的“生活世界”。現代哲學充分表明，語言從來不只是中立的表達工具，其內在結構會指引出人類生存的基本樣態，深入刻畫“生活世界”的特質，從而消除各自的生存盲區。

西方哲學家過往在討論“語言”之于生活世界的奠基性作用時，多基于印歐語系的經驗。事實上，“漢語”與印歐語系差異較大，雖然它們都是人類表達自身的載體，但“漢語”不是以語音為中心的，而是更注重書寫形式，會將自身對于世界的理解融入文字構造中，其文字則獨有言—象—意的三元結構，超越邏各斯中心主義。這種根基性差異會導致生存世界之間的巨大區別，為人類揭示另一種生存的可能性，以至于后期海德格爾曾說，“我們歐洲人也許就棲居在與東亞人完全不同的一個家中”，“尤其對東亞民族和歐洲民族來說，語言本質始終是全然不同的東西”。這種根基性的差異正是“漢語哲學”最初的立足之處，基于這樣一個獨特的“生活世界”同樣為哲學的探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也有學者質疑這里所講“漢語”究竟是古漢語，還是現代漢語？事實上，漢語雖有古今之別，本身并沒有完全被割裂，即便是現代漢語所用字詞的基本含義與古漢語的意涵依然有內在關聯，因此并不需要刻意地去割裂，哲學的反思恰恰是要揭示其中的“視界融合”。還有學者指出，現代漢語中有許多早年來自日本的翻譯概念，比如“哲學”就是一例。盡管許多西方概念最初由日本人首先翻譯成漢語，但這依舊是在“漢語世界”的語境中翻譯出來的，體現的也正是“漢語世界”的“容納力”。在現代中國，大規模的西方概念被翻譯成現代漢語，這已遠遠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問題了，而是人類不同的文明板塊相“碰撞”的產物，現代漢語在此種意義上充分表現出基于漢語傳統的巨大“容納力”。

毋庸諱言，“漢語哲學”借鑒了洪堡的“語言世界觀”理論或薩丕爾-沃爾夫的假說，他們都強調語言在塑造我們世界觀方面的重大影響，現代哲學更強調語言對于我們“生活世界”的奠基性作用。哲學是一種對人類共同關切的思想探索，人類的共通性既是人們相互理解的基礎，也是哲學的基礎，但不同語言所反映的“生活世界”必定會給我們提供不同的視角，這些視角本身需得到哲學上的反思，視角的提出是為了消除人類之間的盲點。“漢語哲學”將通過與其他哲學傳統不斷對話與互動來豐富和擴展其話語的邊界。這樣的哲學抱負遠遠不是語言哲學所能涵蓋的。

漢語哲學不止是漢語所書寫的哲學

這里要解讀的第三個爭論是把“漢語哲學”理解為用漢語進行思考、表達與書寫的哲學。

在這個意義上，“漢語哲學”看上去會顯得更為普遍，更為包容，實則這樣的界定過于寬泛，“漢語”在此似乎重回一個語言工具的位置，這樣做的“哲學”失卻了源自“漢語世界”的種種規定性，也失卻了“漢語世界”獨到的視野；如果僅僅因為用漢語來思考、書寫與表達西方哲學，其就是“漢語哲學”的話，那我們還有必要發明這個概念嗎？一個缺乏明確界定的概念必定會讓“漢語哲學”喪失其價值與作用，也會引發對發明這個概念必要性的種種質疑。

界定“漢語哲學”的重心并不在“運用漢語”上，而在“哲學”上，“漢語哲學”應該有其獨特的規定性，這種“哲學”主張：一是注重作為哲學基礎的“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強調對其本源性思想的哲學自覺；二是注重哲學視野的融合，形成“漢語世界”更開闊的哲學視域；三是注重在哲學上回應現實與未來的挑戰。哲學不僅通過反思過去的思想資源而得到某種概念上的躍遷，更是面向未來的。就人類的普遍關切而言，“漢語哲學”的論述是普遍性的、共通性的，就與“漢語世界”的相關性而言，其哲學主張是有獨特規定性的。比如張世英先生的“萬有相通”、張祥龍先生的“家與孝”、趙汀陽先生的“天下體系”等都具有這樣的一些特征，很好地滿足了“漢語哲學”的基本主張，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學術成就。還有一些海外學者，像美國學者安樂哲、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于連、德國學者何乏筆等人在這個領域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他們完全是用西方語言來表達與書寫哲學的，涉及英語、法語、德語，按照筆者所下定義，他們同樣屬于“漢語哲學”的范疇，他們深入反思“漢語世界”的生存論經驗以作為哲學的基礎，對源自“漢語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有高度的哲學自覺，在哲學形態上亦是高度融合的，在哲學的關切上則始終致力于人類所共同面臨的根本問題。他們用西方語言理解和傳達的是帶有“漢語世界”色彩的哲學思想，而非局限于用“漢語”來表達或寫作哲學。作為哲學，“漢語哲學”始終是以一種去語境化的理論方式表達出來的。

有人認為“中國哲學”與“漢語哲學”在英語中似乎都可以用Chinese一詞來表達，因而難以分辨，進而提出“漢語哲學”多余論。事實上，這正是“漢語哲學”的價值所在。在英語中“Chinese”既指哲學所屬的語言—文化傳統，也指一個具體的國別。在漢語語境中，“中國”和“漢語”有著清晰、明確的區別，這是母語細致與優勢之處，恰是英語體現不出來的地方。我們不能立足外人眼光來決定是否需要“漢語哲學”，而要立足“漢語世界”，做好分內的工作，這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如何做好“分辨”工作可以留給海外學者去做，一如我們會努力地在漢語中去細致地分辨西方哲學中語言表達的差異。“漢語哲學”能否作為哲學家的工作范式而獲得國際學界的認可，不是一個口頭可以回答的問題，是需要扎扎實實的工作來實現的。

全球哲學：哲學的共通性與獨特性

“漢語哲學”受到的另一大質疑在于“漢語世界”似乎收縮了哲學邊界，“漢語哲學”似乎不再是一種追求普遍性的哲學。

“漢語哲學”究竟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這里涉及對于“普遍性”的理解。這種提法本身就可能深陷柏拉圖式的普遍—特殊的框架之中。哲學基于人類生存共通性的特質，追求的是其普遍性價值（再次重申這是在漢語意義上“普遍”的含義），這是哲學的自我期許。但在不同的文明中，人類對其生存最基本的問題會給出不同面向的思考與解答，并通過各自的語言系統形成某種本源性的思想框架。哲學有其普遍關切，但在出發點上各有其獨特性，會受限于某種特定語言體系背后的思想框架，但哲學完全可以以去語境化的、理性化的方式來表達，從而在全球范圍為人類提供多樣性的視角。不同文明之間有哲學上的差異是自然而然的，這并不意味著各自是封閉的，也不意味著各自是自我中心主義的，從而標榜自身比其他語言世界更重要或更優越。在差異性與獨特性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各美其美”。人類正是在相互學習相互補充中生存下去的。作為一個理性批判的活動，哲學是對語言世界背后思想框架的高度反思，意味著對自身所屬的特定框架的邊界有所自覺，對尋求的突破與融合有所自覺。“漢語哲學”對自身所在的“語言世界”有高度的自覺性，同時又自覺于“超越”語言世界的限制。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漢語哲學”的提出正是為了更好地建設人類共同的家園。筆者相信，在人類文明的層面上，很難受限于一種柏拉圖意義上的“普遍”，很難以這種強硬的、狹隘的方式去理解人類的共同性，而更應該強調的是人類之間的共通性，或者是一種“家族相似”。不同文明為此提供了差異化的理解，而哲學為此提供了可溝通的理性平臺，多元的思考模式可以幫助我們共同來構筑一種“全球哲學”，“漢語哲學”不是某種普遍“世界哲學”的特殊體現，而是“全球哲學”的共同組成部分。盡管是基于“漢語世界”的獨特視角，但“漢語哲學”的思考依舊是立足人類的普遍性問題，“漢語哲學”應該深入到各個哲學領域，例如政治哲學、道德哲學、知識論、科技哲學、人工智能哲學、環境哲學、應用倫理學，等等。

就此而論，“漢語哲學”的首要任務并不在于中西哲學間的對話，“漢語哲學”正是要擺脫“漢學主義”的干擾，回歸到現時代的思想本身。“漢語哲學”不是一種比較哲學，但有一種比較的視野；“漢語哲學”是一種“后比較哲學”的樣態，追求的是一種視界融合的哲學創作；重要的是對于人類根本性問題能提出自己的普遍性看法與回應。

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的是“全球哲學”，但今天的哲學依然一定程度上被西方的思想傳統所主導，也依然有許多盲點。哲學的全球性亟待在新的框架下得以建構，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得到展開。發展“漢語哲學”，能夠幫助“全球哲學”實現其多元化的樣態。基于“漢語世界”的獨特智慧，承認不同文明間的差異，強調開放與融合，在哲學的層面上共同應對人類當代面臨的困境與挑戰，這是“漢語哲學”的根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