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宋詞中的器物書寫研究”負責人、云南師范大學教授

在中國古代，“器物”被認為是圣人按照“象天法地”原則創造出來的成器之物。“器物”既蘊含天地大美之“道”，也蘊含社會生活倫常規范之“道”。通過“器物”，便可感知“道”、領悟“道”。

唐宋詞是一種“音樂文學”，唐宋文人普遍具有較高藝術造詣，許多詞人本身就是音樂家。唐宋發達的禮樂文化，使唐宋詞中出現大量涵蓋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八音在內的音樂器物，如鐘、鼓、琴、箏、瑟、琵琶等。唐宋詞中的音樂器物書寫，不但細膩還原唐宋時期生動活潑的日常生活情景，再現唐宋文人豐富立體的文化心態及其生存圖景，而且折射出唐宋社會發展變化的宏闊歷史文化背景，形成唐宋詞音樂器物的三大文化景觀：日常風雅、人生百味與蒼茫邊塞。

日常風雅：絲竹聲聲傳雅韻

唐宋詞對音樂器物形制、色彩、紋飾、演奏、聲音等的細致描摹，不但將音樂器物本身文人化、意象化，而且也將唐風宋韻的日常風雅展現得淋漓盡致，極大地拓展唐宋詞藝術表現力，直接影響著唐宋詞審美風格變化。

伴隨著唐宋詞中紅樓月夜、歌舞侑觴等抒情內容而出現在酒筵歌席、交游送別、追憶往昔等情景場域中的音樂器物，多為抒情性背景實用器物，重在烘托氣氛，營造詞境。皇帝宴請群臣時，“蕭瑟篌笙仙客宴。蟠桃花滿蓬萊殿”（丁謂《鳳棲梧》），蕭、瑟、箜篌、笙齊奏，意在表現皇家賜宴的莊嚴隆重。在晏幾道《菩薩蠻·哀箏一弄湘江曲》中，箏音哀婉低回，憂愁暗生，視聽互通之間，化虛為實，惆悵幽艷，詞境凄美。

唐宋詞中，許多出現在宮廷樂舞、慶典郊祭等場合中的音樂器物，被賦予了禮儀道德的規范意義，是唐宋王朝國家禮制建設的重要載體，成為唐宋時期政通人和、雅樂繁盛與歌舞升平之世的象征性禮器存在。如“蕤賓奏律”“鈞天齊奏”“玉陛笙鏞咽”（姚述堯《太平歡·圣節賜宴》）的宮廷雅樂演奏、“宮院笙簫競舉”（陳郁《寶鼎現》）的慶典儀式，或獨奏、或合奏、或伴奏，音樂器物都在聲色結合的視聽盛宴中，聲景相和，風流典雅，營造出萬物祥和、普天同慶、和滿乾坤的盛世氣象，具有禮樂教化的道德功能。

唐宋科舉文人階層崛起，尤其是宋代集官僚、文士與學者于一身的復合型文人的大量出現，使音樂器物自身所蘊含的豐富文化意蘊，成為他們彰顯文人高雅審美趣味的重要表現。無論是清夜無塵，月照山林之下，還是幽篁桂樹，草堂臨水之畔，或是舟行夜江，明月當軒之中，他們以琴洗心：“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蘇軾《行香子·述懷》）、“攜琴寄鶴，辭山別水，乘興隨云做客”（朱敦儒《鵲橋仙》），在琴書自娛、琴酒相伴、琴鶴相隨中賞山玩水、吟風弄月、悠游天地、渾然忘我，體現出一種“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審美精神。特別是對無弦琴的反復詠嘆，“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愛說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勞聲切”（辛棄疾《念奴嬌·重九席上》）、“學取淵明，抱琴歸去好”（張炎《臺城路·章靜山別業會飲》）等，透露出他們追慕陶淵明遠離塵世喧囂、以琴為伴、歸隱自然、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高潔情懷，具有一種參悟人生、明心見性的澄明空靜之美。

可見，唐宋詞中的音樂器物，促成唐宋文人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發生，推動自身文化意義的實現，并在整體上經歷了一個從實用性器物到文學意象的轉化過程，賦予唐宋詞新的文本意義。

(宋)夏圭《臨流賦琴圖》，紙本設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作者供圖

人生百味：說盡心中無限事

唐宋文人用音樂器物來抒發相思離別、幽愁怨恨、羈旅孤獨、思鄉戀闕、黍離之悲等豐富人生情感體驗，建立起音樂器物與自我生命的深情審美關懷，使唐宋詞中的音樂器物與人的主體精神深度契合。

傳統絲竹音樂器物悠揚婉轉、清麗優雅的聲情特質，與唐宋詞擅長表達的人生幽微情感，音與意合，相得益彰。無論是“起舞不辭無氣力，愛君吹玉笛”（馮延巳《謁金門》），還是“卻倚緩弦歌別緒，斷腸移破秦箏柱”（晏幾道《蝶戀花》），極盡纏綿悱惻之情。夜月之下，簫聲幽咽，音調凄楚，恍若秦娥夢斷的惆悵與灞陵傷別的寂寥，對此茫茫，百端交集，遂有李白《憶秦娥·簫聲咽》的悵惘凄迷之美。宦海驚波，浮生若夢，在黨爭中自請離京的蘇軾，泛舟聞箏，“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江城子·江景》），一曲終了，佳人難覓，青峰隱隱，江水迢迢，內蘊仕宦人生的無限感傷。

音樂器物中的歷史典故，賦予唐宋詞音樂器物充分的人格化特征，曲折隱現文人自我心曲。自白居易《琵琶行》后，琵琶便成為唐宋文人知音難尋、淪落天涯等情緒的重要代言物之一。特別是辛棄疾《賀新郎·聽琵琶》，通篇以琵琶典故抒情：首憶開元盛世，遙想《霓裳羽衣》的絢麗繁華，感慨沉香亭畔，傾世紅顏的香消玉殞，繼而嘆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江州司馬與琵琶女飄零之苦，再追憶昭君出塞馬上琵琶的凄斷之音，自傷輕攏慢捻之間細將幽恨傳的《涼州》曲，嘆惜早已杳無身影的盛世琵琶名師。全詞在風流云散盡的歷史遺恨中，徒留夢醒繁華的黯然神傷。

出現在不同時空中的同一音樂器物，因其攜帶著往昔歲月的生活痕跡與文化記憶，而成為詞人感慨歷史滄海桑田變化的抒情性器物。南唐后主李煜和北宋徽宗趙佶，在笛聲如泣、梅花斷腸的愁苦中，將故國淪陷、故土難歸、山河破碎的悔恨哀怨，以及自己從皇室貴胄淪為階下囚的身世凄苦，化作千古恨：“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李煜《望江梅》），“朝喧弦管，暮列笙琶”“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趙佶《眼兒媚》）。

凝聚在音樂器物中的豐富人生況味，使音樂器物自身樂境與詞人心境相互交織，形成唐宋詞音樂器物中孤獨寂寥、閑適曠達、清冷孤高、悲壯感傷等多樣化情感類型，以及唐宋詞以音樂器物寄托相思情感、樂器聲衍化出人生感慨、音樂器物代言人物、聞樂器聲而起興等多元化抒情模式，深化了中國古代文學器物書寫審美新境界。

蒼茫邊塞：胡琴琵琶與羌笛

在唐宋文人或親歷邊塞的實寫，或想象邊塞的虛寫中，來自邊塞異域的音樂器物，如羌笛、胡笳、鼓角等，常常與塞外大漠的苦寒荒涼、戍邊將士的懷鄉邊愁、閨中思婦的哀愁等結合在一起，構筑出唐宋詞慷慨悲涼與沉郁深婉并存的立體“邊聲”形象。

鼓、角是邊塞軍營生活的重要軍事號令。無論是親歷邊塞的生活實錄：“邊城寒早。對漠漠暮秋，霜風煙草……畫樓數聲殘角，吹徹梅花霜曉”（李綱《喜遷鶯·塞上詞》）、“萬馬不嘶，一聲寒角，令行柳營……歸來晚，聽隨軍鼓吹，已帶邊聲”（劉過《沁園春·張路分秋閱》），還是鎮守邊疆之時，在“四面邊聲連角起”“羌管悠悠霜滿地”（范仲淹《漁家傲》）的陣陣邊聲中泛起的英雄清淚式感傷，以及情系家國，夢回邊塞的既醉且醒：“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辛棄疾《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出現在烽火、孤城、旌旗、鎧甲、柳營、沙場等邊地生活情境中的鼓角之聲，常常在吹角集合、鼓聲鏖戰、戰馬嘶吼等場景的多種聲音交織中，形成慷慨悲壯的塞外之音，極力渲染戍邊將士橫戈立馬的浴血奮戰、安邊定遠的豪情壯志、建功立業的英雄情懷，以及故土難收的凄苦哀愁、英雄遲暮的寂寥感傷、壯志難酬的悲憤憂愁等，形成氣象蒼茫的邊塞印象。

蒼茫邊塞之中，胡笳之音，最是幽怨。唐宋文人常常將胡笳與塞草、黃云、寒沙、朔風、關山、隴月、飛雪、落日、凍水、寒霜、斷雁、邊馬等意象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寒風凜冽塞草平，胡笳動兮邊馬鳴的邊地特有壯闊蕭索景象，以此烘托蒼涼孤獨之情。特別是在夕陽冷照，錦書難寄，歸期無望中，悲涼愁苦的胡笳之音，不斷強化戍邊征人濃郁的邊塞鄉愁：“塞笳月下聲凄楚，怨百花、春事夢空”（趙時奚《戀繡衾》）。唐宋之前就已定型的“月”寄鄉愁傳統情感模式，也使“孤月”與“音樂器物”的意象組合方式，成為蒼茫邊塞之中，最能引起征夫思婦戍邊之苦、生離死別與故園之思等強烈邊愁意緒的抒情方式。“千里玉關春雪，雁來人不來。羌笛一聲愁絕，月徘徊”（溫庭筠《定西番》），關山隴頭，孤月徘徊，羌笛高亢清越，自帶悠揚之感，思鄉戀國、英雄氣概與兒女情長的相互交織，形成一種充滿塞外崢嶸之氣的花間別調。

這些具有獨特風情的音樂器物，以其兼具雄奇悲涼與感慨沉郁的獨特聲情之美，豐富唐宋詞剛柔并濟的詞風，成為唐宋詞中邊塞意象的代表性文化符號之一，直接牽引后世對蒼茫邊塞的文化想象與審美認知。

綜上所述，唐宋詞中的音樂器物是唐宋文人對中國古代宇宙天地精神與人間社會倫常秩序的一種審美化呈現。唐宋詞音樂器物中的日常風雅、人生百味與蒼茫邊塞文化景觀，就是唐宋文人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中，以音樂器物為媒介，貫通天、地、人三才和諧交融之“道”的審美方式，也是唐宋文人在自我精神世界中，以音樂器物抵達“天人合一”最高審美境界的藝術方式。他們在以物摹貌、以物抒情、以物明理的審美表達中，表現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生活中的音樂器物經驗，賦予音樂器物新的豐富文化寓意，使唐宋詞中的音樂器物，具有極強的文人個體化情感體驗特征。這為我們思考唐宋詞在中國文化上的歷史地位及其價值意義、拓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邊界視野，提供了以小見大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