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語言大學王培友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兩宋理學詩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BZW06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周云釗、萬伯江。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從兩宋理學與詩歌發生關系的一定歷史語境的文化生態視野下，探討兩者發生種種復雜關系的背景、因素、狀況，研究“理學詩”的詩性品格及其成因。因此，課題研究內容豐富飽滿，既涉及文學本位研究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如兩宋詩歌創作主體、詩歌作品、詩歌接受主體的關系問題，理學詩的范型、主題、詩格類型、審美品格，理學詩人的詩風矛盾性，理學詩人的文道觀及其與其創作實踐的矛盾性問題等；也涉及理學與詩歌的關系研究，如兩者的溝通渠道、會通方式、范疇內涵流變等。在此基礎上，該成果將研究目標推向價值研究層面，以凸顯“理學詩”會通道德界與現象界的重大文化價值，總結理學詩詩境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國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尋繹兩宋詩歌受到理學影響以及詩歌對理學發展的重要作用，探尋兩宋詩人會通哲學與文學的得失與教訓。該成果可為探討一定社會主流意識形態與文學之間復雜關系問題做出重要貢獻，也是研究者面對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道德缺失、人文關懷匱乏等問題的學術回應。該成果可為中華民族詩性文化研究與建設提供重要參考。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兩宋時期“理學詩”是客觀真實的歷史存在。理學詩，作為宋代出現的一種以抒寫理學思理、理學旨趣的詩歌新樣式，其表達、承載的主要是以理學家心性存養為核心的理學思想。依相關文獻來核查，可得有代表性的理學家詩人130人左右，寫有理學詩6800多首。受到理學家影響的文人詩人有930多人，其中80多人共寫有理學詩200多首。與代表性理學家交往的文人有5600多人，其中有80多人寫有理學詩300多首。此外，自北宋中期開始，文人寫作理學詩越來越成為宋代詩壇的常見現象，這類文人寫作的理學詩并不是很多，有100多位文人寫作了300多首理學詩。

理學文化思潮是理學詩得以產生和傳播的重要條件。慶歷之際儒者倡導道統、學統及政統，為理學詩的產生做好了必要的準備。而元祐之際一些儒者的儒學義理探討和儒學體系建構方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義理探討路徑、儒學學理聚焦點等，都深刻地影響到北宋理學“五子”的儒學義理探討方式、理學話語生成。兩宋之交理學基本范疇與命題，經過此時期理學家詩人的努力，成為兩宋理學家詩學觀念和詩歌創作實踐的重要的范型和基本的創作方式。乾淳之際，在理學代表人物相互辯詰駁難的時代學術風尚推動下，不同學派代表人物的文道觀念及其理學詩作，對此有所反映。嘉淳之際，朱陸呂葉等不同理學學派的理學門人，其學術差異性也在其詩學主張及其詩歌創作上有所表現。宋末元初，理學家的詩歌，除了承繼前輩理學家的詩歌主題之外，其“明理”類型詩歌已有融合“道問學”“尊德性”“求道”等主題詩歌的傾向；“講學體”“語錄體”等詩歌作品大量出現；重詩統、推崇文人詩、重詩藝等也成為此期理學家的詩歌追求。考察可見，此期理學家的詩歌創作實踐，與理學家的學術路徑走向具有緊密關聯，但亦有不一致的情形存在。

理學詩的詩歌范型及主要詩歌體式，既受到了文人詩傳統的影響，也受到了代表性理學詩人以其杰出的創作實踐而形成的理學詩新范型及體式的影響。邵雍的“擊壤體”，為中國詩歌發展貢獻了新的類型。而“乾淳體”形成后，對彼時包括詞章、儒學等各文化部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乾淳體”代表人物凋零之后，趙蕃、韓元吉崛起于詩壇，成為彼時詩人的翹楚而成為時人爭相模仿的對象。作為理學詩的重要范型和體式，還有自邵雍一直延續到宋末的語錄體、講學體、俗體。該成果對兩宋理學詩的詩歌范型、詩歌體式的研究，是迄今為止國內外首次對這一問題的整體性全面探討。

兩宋理學詩的主題類型同理學基本范疇與命題關系密切。“觀物”作為存養目的兼方法的理學范疇，也表現出與其他很多理學范疇相同的屬性，亦即具備兼有目的與方法、認知與實踐、功利性與超功利性、哲理與審美等特征。而“孔顏樂處”、“觀天地生物氣象”以及類似的話語作為兩宋重要的理學命題，為兩宋幾乎所有的理學家以及很多儒學學者所矚目。“孔顏樂處”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話語，因為強調實踐主體超越具體事物本身而體驗圣賢之心性，這就相當于強調實踐主體以誠、敬、不動心等方式保有了德性的定止。“孔顏樂處”話語因其同時關注心性的體與用，即其始終與儒家的誠、敬、仁等心性的“本體”與識、知、覺等心性的“用”相耦合，而與佛教的心性之“空、靜、虛、無”等本性，以及“明、滅、苦、度”等心性之“用”拉開了距離。由此，“孔顏樂處”的情感性，已經被轉化為心性的純凈與定止，而非世俗文化所重視的包裹著欲望、情色、貪婪、利益追求等在內的情感。同樣地，“孔顏樂處”話語的審美特質，也不再是單純的美的體驗和理性的認知判斷。理學家在抒寫“孔顏樂處”詩歌時，其關注主題主要集中于以下五個方面：不受外物干擾的德性定止之樂；“觀天地生意”之樂；“格物明理”以至于“自誠明”的求道體驗之樂；保有心性和悅的釋然閑適之樂；物我一體的“觀物”之樂等。按照馮友蘭的“四境界說”來分析，“孔顏樂處”主題詩歌往往具備了“自然境界”、“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等不同的境界類型，但就這一點而言，它對于中國詩歌境界類型及其構成也是有貢獻的。不過，自程朱學派提出“格物致知”或“格物明理”之后，“孔顏樂處”主題的詩歌，往往重在抒寫實踐主體或創作主體的“識”、“義理”或者“性理”，而往往忽視詩歌的詩境構建及詩意的藝術表達了。但從議論性詩歌來講，以“明理”為主要詩意表達方式的“孔顏樂處”主題類型詩歌，同樣對于提升宋詩議論的精粹化程度有巨大貢獻。理學常常被稱為“心性”哲學或者性理之學，其核心就是心性存養問題。理學家的“心性存養”主題詩歌主要有四種類型：理學家“心性存養”主題詩歌，重在抒寫理學家對于心性之體用的認識；理學家詩人的“心性存養”的主題詩歌中，有不少以書寫克訟、慎獨、守禮、靜坐、力行、息等實現心性圓滿的方法與途徑等工夫論問題為主要內容；理學家詩人的“心性存養”的主題詩歌中，也有一些以書寫澄凈心性、保有誠敬等存養心性的途徑及方法的詩作；兩宋理學家的“心性存養”主題詩歌，有些以書寫“定止”心性境界或者定止心性目的為主要內容。

理學詩的表達方式同樣受到理學“求道”的途徑、方法的重大影響，“觀物”“因詩求道”“格物致知”“發明”“象物比德”等“求道”的途徑、方法，都對理學詩表達方式產生了影響。其中，以“觀物”為手段而以體察、踐行心性為目的，是傳統儒學重禮、自訟、慎獨等性命之學在理學發軔期的第一次重大轉折。理學家“觀物”之目的，乃是“明理”“明道”，或是書寫因體察天地之機而保有了和平安逸之和樂心態，因此，這些理學詩的表達方式自然就與“觀物”之如何“觀”，“觀”什么等產生了緊密關聯。也就是說，“觀物”的途徑、方法、目的等對于理學詩的表達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邵雍之“觀物”強調社會實踐主體以知行相合的方式，兼備踐履、體驗、識察的合目的性與過程性而指向于心性實踐。一些理學家在此一合目的性與過程性的“求道”進程中，受“文以載道”“因詩求道”等文道觀念所影響，而寫作了大量的理學詩。這些理學詩，從其本質上來講是為了表達理學思理和理學內容。而他們在寫作理學詩時，往往把理學的認知方式、思維方式或實踐方式等同于詩歌的思維方式、表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寫作詩歌對于他們而言，其目的指向于“求道”。因此之故，一些理學家的理學主題詩歌，在表達方式上卻呈現出程序化的特征。以“觀物”而寫作的理學詩，其表達方式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物象——性理——（踐行）”構型、“詩境——性理”構型、“物象——義理”構型、“明理——物象——（發揮）”構型。再如“格物致知”具有了豐富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價值，逐漸成為程朱學派理論體系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貢獻和門派特征。唯其如此，作為與程朱學說有所別異的理學各派，自然也試圖通過對“格物致知”的相異性闡釋、批判甚至完全否定，來彰顯其學說迥異于程朱學派的特征。理學家之“格物致知”，主要是以一種思維方式或者說是認知方式而在詩歌中表現出來。兩宋理學“發明”之途徑、方法亦對理學詩表達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理學家以“發明”而“求道”所表現出來的諸多途徑、方法，如闡釋、說明、引申、創設、考索、分類、體悟、研究甄別、講學駁難等，理學“發明”體現在理學詩的表達方式上，較為突出的有四個方面：對理學性理范疇或者命題，予以解釋、闡釋；因事、因物，或者因理學范疇、命題等而予以考索、注疏或者說明；一些理學家在對理學精義進行闡釋、解釋或者說明時，往往能自辟蹊徑而創造、發揮，提出新的理論乃至建構其獨具特色的理學性理學說；通過剖析、引申等方法展開對“心”之體用等問題的把握。

兩宋理學家的審美理想也在理學詩的內容、主題、風格等方面表現出來。理學家的“巧賊拙德”“玩物從容”“氣象近道”“溫柔敦厚”“清淡”等審美理想，對于理學詩的內容、主題、風格及感情表達的強度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一些理學家在書寫“玩物從容”詩歌時，更為注重凸顯個體得道境界或者主體道德氣象、氣度。而理學家“氣象近道”審美理想也對理學詩的內容、風格等產生了重要影響。理學家“氣象近道”審美理想在詩歌創作上的呈現，涉及詩歌風格、詩歌主旨和詩歌內容等，大致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其一，理學家的“氣象近道”詩歌，具有“清”“淡”“言意自在”等詩歌風格。其二，理學家的“氣象近道”詩歌，亦注重書寫實踐主體“近道”之“氣象”。其三，理學家的“氣象近道”詩歌，往往注意抒寫天地“近道”之“氣象”。兩宋理學家往往以“靜坐”“求靜”“寡欲”等方式來求得心性的“淡然”，以實現其“明理”“求道”等存養追求。而在詩文創作上，宋代很大一部分理學家，他們的詩歌作品也呈現出“閑適”“平淡”等“氣象”。這說明，以“清”“淡”為核心的這一類話語可能潛藏著他們某種思想傾向或者審美追求。理學家常常把“清”與“淡”分開來認識，“清”“淡”之美的意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而在論文時，卻又更為重視“淡”，以及由此而發揮出的“淡和”“淡然”等話語，而很少有以“清”美論文。至于在整體上使用“清淡”的情況，大多發生在以“清淡”描述景物、天氣以及社會實踐主體的氣度境界等，在很少的情況下偶爾以之論文、論詩。兩宋理學家“清淡”審美理想的詩歌呈現，可以從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來分析。這些顯性的呈現方式，可以看作理學家“清淡”審美理想的自覺性表達。從其詩歌作品來看，可分三種顯性表達方式：其一，兩宋理學家“清淡”審美理想的重要詩歌呈現方式，是表達對實踐主體或者歌詠對象的德性境界、氣度等的推重和贊許；其二，重物景之“清”“淡”“清淡”之象，此“象”往往同天理、性、德等相聯系；其三，以“清”、“淡”或者“清淡”來論詩，或者理學家的詩歌表現出來“清”“淡”“清淡”等風格特征。從隱性呈現形式而言，兩宋時期，理學詩人的“清淡”審美理想，可能影響到他們的景物詩取景問題，也可能對他們的詩歌主題選擇產生了影響。此外，理學家“溫柔敦厚”等審美理想也對理學詩的內容、風格等產生了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可見理學詩的主旨、表達方式、審美指向等都受到了理學思想以及理學認知方式、思維方式的重大影響。理學因素成為理學詩的規定性條件和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影響、制約了理學詩的發展變化，并呈現為理學詩的主體特征。成果進而對理學詩的流弊及其生成原因、歷史地位等進行了探討。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其一，該成果是國內外首次以“兩宋理學詩”為對象的研究。界定了“理學詩”的概念，論證了其歷史客觀實在性，在理學文化思潮的背景下論述了其發生發展的緣起、進程及其階段性特征等，總結了“理學詩”的諸詩歌范型及詩歌體式。進而，對理學詩的主題、表達方式和審美特質等進行了深入研究。

其二，從“理學——詩學”發生關系的角度，來探討“理學詩”的內容、形式、審美風格等規定性要素和主體特征。這就以例證的方式，探討了中西方共同存在的、綿延于古今四五千年的“哲學——詩”會通問題、“自然界——道德界”的統一性問題等重大而復雜的文化課題。由此，該成果具有了比較高的學術站位意識和文化意義。

其三，該成果所用的研究理念及其決定了的研究方法較多且較為復雜。這就有效避免了靜止的、分割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提升了研究結論的客觀性、科學性和準確性等。特別是，該成果立足彼時實際，創造性地使用了“體用文”同時探討的方法，強調“循名責實”，這樣就很好地處理了宋代理學家因其個體語言表述的差異而呈現出的理學術語各異、相同術語的內涵又有所不同的問題，為從整體上探討“理學詩”奠定了很好的學理基礎。這是百多年來，困擾中西方學術界對于宋明理學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的重大理論障礙。該成果憑借對這一理論障礙的突破，而具備了從整體上對“理學詩”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理論可能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