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豐，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周王朝向西北的拓展：以姚河塬商周遺址為中心的考古學研究”首席專家、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

20世紀下半葉關于西周時期的考古學發現曾極大地佐證一些關于周的傳統認識，即周是渭河流域關中平原的一個小部族，推翻商王朝后建立了新王朝。為了管理西北和東北延伸至今山西省、河北省，東至山東省，南至淮河及長江中游的廣袤的新征服領土，周王室派遣姬姓成員及其盟友至新領地建立諸侯國。

通過這些諸侯國，周王朝能夠在四面八方的廣袤領土內施行其政治統治。廣交政治盟友和建立軍事據點被認為是周王朝管理龐大王國的主要策略。許多諸侯國，如晉、燕、魯和曾，都通過考古發掘得以辨認，它們的政治和文化圖景在近幾十年內得以考察研究。周王朝勢力向廣大的西北地區拓展，或許也是新興王朝的既定目標。近十年的考古發現為這幅圖景增添了很多細節，同時也說明在中國青銅時代，北方和西北方地區的政治和文化遠比傳統文獻所記載更加復雜。

姚河塬遺址位于涇河流域上游的六盤山東麓，毗鄰周王朝控制的關中地區。傳統觀點認為，在商晚期，周曾在此區域開展軍事斗爭以消滅敵對勢力。因此，姚河塬遺址對我們理解東亞青銅時代姚河塬的居民與周王朝和其他地區之間關系的性質極其重要。同時，姚河塬西周時期大型聚落遺址的發現對揭示東亞青銅時期的文化新景象也有重要價值，使得首次多維度審視區域群體成為可能，為討論這一地區政治、文化和經濟方面的重要問題提供了豐富資料。

西北地區的一個區域中心

姚河塬遺址所在的寧夏彭陽縣新集鄉姚河村，位于黃土高原腹地六盤山東麓涇水流域上游支流的三角形臺地上。劉家文化（商時期關中平原的考古學文化）的陶器在姚河塬的出現表明這一地區的人類活動也許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兩千紀，但當時的居民是在商的控制下還是自行建立本地政權，目前尚不清晰。遺址中大量的西周時期遺跡證明，周文化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強大。

姚河塬遺址的總面積在96萬平方米以上，已經發掘的遺跡包括高等級墓葬區（包括馬坑、車馬坑、祭祀坑）、城墻、鑄銅作坊、道路、灰坑。考古調查還揭露了溝壕、大型夯筑的建筑基址、道路、水渠、制陶工坊。調查中發現一些蓄水池，有的干渠與水池相連，與鑄銅作坊、制陶作坊密切相關。這些證據表明，該遺址的擁有者掌握了較高的水資源利用能力。

一條壕溝和南北走向的墻體將遺址劃分為內城和外城。內城面積為56萬余平方米，其東部和東北部為高等級的墓葬區，墓葬區的南部為鑄銅作坊和制陶作坊區。中部有一個大型夯筑的建筑基址，疑為宮殿區。內城的東南部為小型墓葬區。外城總面積約為40多萬平方米，有房址、灰坑、窖穴、窯址、道路等遺址，屬于一般的村落及生產、生活遺跡。整個遺址的水系比較發達，水網密布，溝渠縱橫，出土了陶器、原始瓷器、青銅器、陶范、玉石器、漆木器和骨角牙蚌器等文物。一些骨器上還刻有甲骨文，目前發現的甲骨文有150余字。

總體來看，姚河塬是中國西北唯一一個有如此豐富多樣的考古學材料的遺址，其空間布局現已較為明確，關于聚落、居民活動和手工作坊的證據也已較為明晰，這對探索西周時期大型聚落結構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高等級墓葬區

姚河塬遺址發現有殷商、劉家、寺洼、周人以及當地特征的文化遺物，展現了不同文化或族群的混合現象，其中包括本地人、來自北方的移民及可能被重新安置于此的帶有商物質文化特征的群體。商式器物和習俗較為明顯，商式簋、矮領甕、菌首狀鼓風嘴均有發現，并且姚河塬墓葬廣泛使用腰坑殉狗、殉牲，甚至大型墓葬中有殉人。姚河塬遺址有5種以上的人群混居，表明邊疆地區人群的復雜性，也反映了周人與西北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和諧共生的場景，這與文獻記載也相吻合。對人骨遺存開展體質人類學、骨病理學、分子考古學與DNA骨化學等多學科手段研究，可揭示各階段和不同等級人群在聚落內以及墓主人的性別年齡結構、種系構成、來源、群體遺傳性狀及個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食譜結構、營養健康狀況等方面特征。

根據C14測年結果，姚河塬遺址東北部高等級墓葬區屬于公元前11世紀中期至公元前8世紀中期。大中型墓葬有殉人，整個墓地殉牲普遍，種屬有馬、黃牛、山羊、綿羊、雞、犬、兔子等。這種周圍墓葬與大型墓葬相連而構成組墓葬的特殊現象是西周考古的首次發現，墓地的中部4組互相連通的墓葬可能屬于四代諸侯國君。正在進行的人骨DNA研究可能為這一說法提供證據支持。最大的豎穴土坑墓的墓主人推測為另一位國君，如果是這樣，那么在姚河塬高等級墓葬區至少埋葬了五代諸侯國君。

所發現的馬坑和車馬坑從北、東、南三個方向繞著墓地的外圍呈弧形埋葬，西側為一段南北向的壕溝。所有墓葬均沒有突破馬坑、車馬坑以及這條溝的范圍，形成了一個由馬坑、車馬坑和溝所組成的封閉范圍。

這些墓葬雖然規模龐大，但是在發掘前已經被破壞，所保留下來的器物很少。考慮到遺址內發現的手工業作坊包括成熟的鑄銅體系，因此這些隨葬品比如青銅器，很可能都是在當地制造的。但是許多奢侈品如原始瓷、象牙器、天河石、玉器等不可能產自當地，更有可能是通過交易或其他交換形式到達這里。

鑄銅作坊和殉葬馬匹情況

鑄銅作坊區位于內城東北部，經勘探發現的遺跡有水渠、儲水池、儲泥池、摻和料堆積、烘范窯、房址、灰坑、道路等遺跡。鑄銅作坊區內探方地層及灰坑出土較多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簋、豆、盆、盉、甕、甗等。所獲陶范有1000余塊，主要分為容器范、兵器范、車馬器范、工具范、紋飾范等，多數成型面保存較好。經過實驗室分析，陶范存在泥料高、低黏土混用的現象，通過表層和成分對鑄造過程進行控制，并且已經達到借助涂層將鑄芯從某些鑄件中完整取出的工藝水平。寧夏地區已知的銅礦產地只有中衛照壁山一處，開采時間可能從戰國開始，與姚河塬有無關系，需要對照壁山遺址進一步開展調查、發掘工作。而大型儲水池、儲泥池、摻和料坑、爐子、烘范窯、工棚、填埋陶范的廢棄坑等，表明姚河塬鑄銅生產的完整產業鏈。

青銅鑄造，尤其是復雜禮器的鑄造，需要極高的技術能力，西周時期的青銅鑄造是一個復雜過程，如果沒有對從采礦到最終成品鑄造的一系列技術程序的熟練掌握，是無法完成的。中國許多地區都發現了西周時期青銅器，但只有少數遺址發現鑄銅的證據。目前發現的絕大部分鑄銅遺址都位于周王畿地區附近，在周都邑之外的地區，只有北京的燕國和山西的倗國遺址發現了鑄銅的模范。

姚河塬的鑄銅作坊是目前所知西周考古在西北地區的首次發現，意義重大。遺址所出土的陶范、泥芯大部分是用來制造兵器、工具和馬具，但也有少量的容器范、芯被發現。容器范的出土標志著姚河塬的鑄銅作坊除制造工具、兵器以外，兼有青銅容禮器的鑄造。姚河塬這一大規模鑄銅作坊的發現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學界主流觀點，即青銅技術由周王室集中管控。姚河塬大量的鑄銅遺存推進了對東亞青銅技術的產業和傳播的理解，也為中國青銅時代技術發現的比較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這一發現也揭示出，姚河塬不僅是一個政治軍事中心，而且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復雜性的青銅制造中心。

再看馬匹出土情況。姚河塬墓地馬坑可分為大型和小型兩類，坑內的馬匹分兩層或三層，上面兩層均是經過砍砸、肢解比較破碎的馬骨，埋入時凌亂堆放并未做特殊處理。經動物考古學家的判定，這些可能是經人類食用后的骨骼，似乎與喪葬宴有關。與之相反，高等級的馬坑和車馬坑中，馬匹通常排列整齊，骨骼幾乎完整無缺并且以一定順序放置，所葬馬匹數量較多，總計120匹左右，單座坑內最多有26匹。盡管在商周貴族墓葬中，殉葬車馬的數量通常是墓主人地位的標識，但這一龐大數量的殉牲仍屬罕見。據文獻記載，六盤山以西的固原地區是一處極為重要的馬匹養殖基地。姚河塬大量馬骨的出土體現當地飼養馬匹的傳統，且馬匹資源豐富，反映了姚河塬族群的地位和富裕程度。

當地或為周的分封國

在姚河塬被發現之前，沒有可信證據能說明周王室也在西北地區建立了分封國。然而，姚河塬的考古學證據首次提出了這種可能性。姚河塬發現的甲骨文部分刻在骨器上，出土于城址的多個地點，多達150余字，表明文字被頻繁使用，內容涉及巡守、戰爭和農業生產，但最為重要的是記載了“獲”與戎人的戰爭。M13出土的一件甲骨刻辭提到“獲侯”，可能是指名為“獲”的族群或分封國的統治者。“侯”這一頭銜特殊在兩方面：其一，這一地區所出土金文表明當地政權通常用“伯”來指稱貴族世系中的長者，即氏族或族群的首領；其二，西周時期“侯”是授予周分封國統治者的頭銜。

出土的甲骨文同樣記載了抓獲戎人獻俘于獲侯的事跡，提供了關于這一地區軍事沖突的一手資料，其他甲骨文多次提及“戎人”“戎地”“抓獲戎人”。根據這些甲骨文可知，戎人居住于姚河塬以西，頻繁對獲發動小規模的侵襲。

西周時期，姚河塬之外還有其他族群活躍于涇河流域，余家灣遺址和白草坡遺址就是其中兩個。像它們一樣，至少在某一個時間段內，姚河塬可能是周王朝的分封國或盟友，并且維護周王朝在該區域的利益。事實上，周王朝的政治影響一度向西北方向延伸至更遠的固原。

盡管姚河塬的族群性質尚不明確，但是此地可能進入了東亞青銅時代的廣泛交換網絡。比如，當地沒有銅來源，所以銅一定是通過交換得到的。又根據初步分析，玉料可能來自新疆和田或甘肅馬鬃山地區，天河石可能來自東北地區。象牙制品有梳篦、杯子、笄等器類，部分器物鑲嵌綠松石，圖案復雜，做工精細，它們的原料應該來自南方。原始瓷器做工精致，有罍、罐、豆等器類，通過考古發現來看，原始瓷有一條由南向北的傳播軌跡。這種傳播路線所顯示的結果，并不是人們所熟知的技術傳播，而是實物傳播。

總之，姚河塬的發現首次揭示了存在于西北地區的一個強大的地區族群。這些新的考古學材料為展現該族群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大量證據，其從西周早期存續到西周晚期至周人東遷洛邑，貫穿整個西周歷史，是具有連續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區的橋頭堡。這不僅揭示了涇河上游的政治文化復雜性，幫助我們重新審視周的政治管控和西北地區政治文化復雜性，而且擴展了東亞青銅時代稀缺資源和奢侈品的交換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