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擁軍，系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教授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中國特色”是“中國自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特色”就無從走向“自主”；“中國自主”是“中國特色”的內核和目的，沒有“自主”就無以充分彰顯“特色”。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重要論述，為推動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也為中國檔案學的繁榮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智識基礎：本土思想資源孕育中國特色檔案學

中國特色檔案學是新中國成立后，為鞏固新興政權、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檔案實踐而形成的一門獨立且漸趨成熟的學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涵的思想精髓、中華悠久歷史沉淀的智慧經驗、中國實際問題呈現的邏輯規律，為中國特色檔案學的形成提供了豐厚本土思想資源。

中華文化的歷史有多久遠，檔案的歷史就有多久遠。進入文明時代后，甲骨、金石、簡牘、縑帛、紙質等檔案相繼出現，構成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光輝明證。檔案是文化的產物，文化的沿襲形塑了中國檔案學的學術表達方式，歷經數千年傳承，為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和研究內容做了鋪陳。例如，中國歷代政權為鞏固統治、傳承文化而記注和保管典籍，形成了早期的文書檔案，對文書檔案內容的研究構成了古代檔案學術的核心，呈現出“資政存史育人”及“經世濟用”的學術旨趣并沿襲至今。

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涵養了中國檔案學的學術厚度。中國古代檔案思想源于先賢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與中國古代歷史文獻學思想相輔相成。中國近代檔案思想脫胎于近代機關文書檔案改革和明清檔案整理，以及西方圖書館學的引入。中國近代檔案學人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借鑒西方學術范式的同時，從中國檔案傳統中繼承核心知識。中國共產黨把檔案工作視為一項利國利民、惠及千秋萬代的崇高事業，在開展檔案工作的過程中總結經驗、認識規律、延續歷史。周恩來同志曾提出，檔案工作者應該向司馬遷學習，利用檔案，研究歷史。中國特色檔案學的保管、保護、管理、利用、鑒定思想，均可在歷史中找到影子。

中國特色檔案學根植于中國深厚的檔案實踐土壤，所涵蓋的基本范疇和核心命題，不僅有別于西方語境下的檔案學話語表達，也有別于其他信息學科、管理學科的學科傳統。例如，我國檔案學人對檔案自然形成規律的提煉，源于對檔案運動周期的深刻認知，衍生出有別于西方的檔案生命周期理論雛形；對檔案管理體制機制、基本原則、核心環節的設計，是基于中國特色檔案事業管理經驗而獨創的檔案工作新型管理體系；中國檔案學特有學科分支的建構，與中國自古以來“以檔修史”的傳統和新中國成立后重視生產、科技的社會實際密不可分。這些命題構成了中國特色檔案學獨特的話語體系。

知識框架：契合中國實際的“檔案階段”

本土思想資源滋養的中國特色檔案學，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檔案學知識框架。檔案生命周期的“中端”與“終端”作為契合中國實際的“檔案階段”，構成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

西方檔案學多關注檔案生命周期的“終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為對于“公共檔案館學”的研究偏向。溯源歷史以究其原因，一方面，法國大革命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檔案館。在此背景下，西方檔案學逐漸由以“古文書學與管理實務”為支撐的前科學階段，邁入以“來源原則”為統領的常規科學階段。公共檔案館的建立、定位、職能等便成為其研究焦點。另一方面，在古典檔案學時期，英國檔案學者詹金遜基于“來源原則”與“行政官員決定論”，認為不偏不倚地守護作為證據的“館藏檔案”是檔案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在現代檔案學時期，美國檔案學者謝倫伯格對廣義的檔案概念進行范疇縮定，進一步明確了“公共檔案”的雙重價值，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西方檔案學的學術傳統。

中國特色檔案學多關注檔案生命周期的“中端”與“終端”，其知識框架由此表征為契合中國實際的“檔案階段”。立足于文書檔案產生并服務于官方機構的現實情境與需求，中國古代檔案學將文書發布、運轉、保存與編纂等納入其“觀察范疇”，這為中國特色檔案學知識框架的鋪設與成型奠定了歷史基礎。到了近代，受文書檔案改革運動的影響，“公共檔案館”前端的“機關檔案室”被納入研究重要范疇。由此，從歷時性視角看，我國檔案學知識框架相比于同期西方更為“前置”，檔案生命周期的半現行階段亦被囊括其中，這又衍生了中國特有的“歸檔”理念與實踐。到了現代，我國檔案界進一步將檔案形成與運動過程劃分為“文書部門階段”“檔案室階段”“檔案館階段”，豐富了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

研究內容：彰顯中國風格的“分支學科”

相較于國外相關研究的經驗化與分散化，我國的“檔案文獻編纂”與“科技檔案管理”因對接了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實際而具備充分的學理性與系統性，成為彰顯中國風格的檔案學特色分支學科。

檔案文獻編纂學。自古以來，我國就有整理檔案、編史修志的歷史傳統。封建社會官方主體的介入更是使檔案文獻編纂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社會傳統，以此來宣揚政績、鞏固權力、強化統治。及至近代，史學研究的蓬勃發展鞏固了檔案文獻編纂的重要地位，更是一度催生了著名的明清檔案整理運動。歷史上“以檔修史”的文化基因代代相傳、不斷深化，于新中國成立之初匯聚成型，以“分支學科”的形式獲得廣泛社會認可。繼承中國古代檔案學“強調編纂整理、內容詮釋以及思想傳播”的學術特質，汲取我國不同時期相關實踐形成的理念與方法，我國檔案文獻編纂學在建設過程中帶有強烈的中國特色。直至今日，孔子的“述而不作”、劉向劉歆的“廣羅異本、仔細校勘”、章學誠的“比次之法”等思想精髓仍在檔案學知識版圖上熠熠生輝。

科技檔案管理學。“科技檔案”作為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名詞，在我國已有六十余年的發展歷史。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隨著大規模工業化建設，記錄“生產建設與科學實驗”的檔案大量產生，我國企事業單位專門建立“技術資料室”，以對其進行科學管理。1959年大連召開的技術檔案工作現場會議，標志著國家規模的科技檔案工作開始形成。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出版《技術檔案管理學》，表明該分支學科初步體系化成型。縱觀其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科技檔案管理學是由中國實踐促發、由中國理論闡釋的標志性知識成果。圍繞項目、課題、工程或產品等客體管理的“成套性”思想所衍生出的“主客體全宗理論”成為我國檔案學界對于既有“全宗理論”的特色貢獻。相比西方傾向于以形成來源（社會實踐主體）認知并管理檔案的思維范式，科技檔案管理學著眼于檔案既有內容及特點（社會實踐客體）的內在邏輯，打破了西方檔案學話語的主導模式。

自主取向：中國特色檔案學的創新發展路徑

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檔案保管、保護、收藏、編纂思想。如為昌盛文化，孔子刪述“六經”、司馬遷編纂史著；為傳承文脈、保藏典籍，西周時期將檔案“藏于金匱、登于天府”，漢朝設石渠閣“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明朝建皇史宬專管帝王文書及王朝世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藏的檔案思想，為發展具有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中國特色檔案學知識體系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智慧。

汲取中國歷史經驗。歷史上的思想遺產和經驗教訓為全面梳理中國檔案學的學術傳統提供鏡鑒。歷朝歷代設史官、建史館、編史書、撰史著，這些都是檔案現象的早期形態。對這些現象的提煉凝結成了中國古代檔案思想。“中國古代檔案學研究成果散落于朝廷規章制度、法律條文、官員奏疏以及官府來往文書之中，也散落在學者考據筆記、學術著作以及類書之中”。這些典籍蘊藏著古人的檔案觀，是建構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源頭活水。

直面中國實際問題。檔案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建構中國特色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具有“實踐自覺”和“實踐取向”。檔案學人要深入掌握和總結中國檔案管理實踐經驗，學理化闡發中國特色檔案學的實踐邏輯，厘清中國檔案管理實踐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變革之間的關聯，從問題出發，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

堅持原創性。建構檔案學自主知識體系，需以高度的方法論自覺處理好本土與外來、傳統與現在、守正與創新的關系。在借鑒西方檔案理論與實踐的同時，基于本土檔案理論經驗和管理實踐充實中國特色檔案學的知識框架；從傳統和現實中提煉能夠解釋中國檔案現象的標志性概念，深刻闡釋中國檔案學人原創的檔案理論內容；在堅守檔案學學科內涵、學科品格的基礎上，真正實現檔案學的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