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康鵬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遼代五京體制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CZS02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遼朝地方統治制度融合了游牧文明與農業文明兩種不同因素，具有鮮明的特色。但由于史料極度匱乏，迄今為止學界對于遼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了解仍非常有限。就連遼朝是否存在道（路）一級的統治機構、是否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都尚未解決，有關遼朝地方行政制度的許多傳統認識還需要重新加以檢討，很有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本研究以五京為中心探討了遼朝統治和治理地方的方式，重點關注遼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總體結構及地方統治政策的特性。

遼朝是否在全國范圍內施行過五京道，學界素有爭議。根據本項目的研究來看，遼朝確實不存在作為行政區劃的道制，但很可能存在軍事性質的道（路）。至少在南京、西京、東京地區，應當存在道（路）一級的軍事機構，即南京道的南京兵馬都總管府，西京道的西京兵馬都部署司，東京道的東京兵馬都部署司。

《遼史·地理志》所謂的南京道，包括南京三司使司、平州錢帛司兩個財賦路，但軍事上都隸屬于南京兵馬都總管府，課題組認為這就是“南京道”之所指。都總管府的長官通常由南京留守兼領。圣宗以后，為了向舊有的世選制傳統妥協，遼帝通常任命那些有資格繼承皇位者為南京留守，并加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西京道的情況與南京道類似，也是一種軍事區劃，即由西京兵馬都部署司統領，其長官可能也是由西京留守兼領。西南面招討使司同樣是一個軍事性質的路分，它與西京之間并沒有隸屬關系，是一個獨立的軍事機構，從地理區域來說也不屬于燕云地區。西南面安撫使司則是遼朝在遼宋邊境地帶設置的一個處理邊境事務的機構，由于其名稱與西南面招討使司比較近似，人們常常將二者混為一談，該成果首次糾正了這個錯誤，并對西南面安撫使司的名稱、源流及職能進行了初步研究。

遼朝“因俗而治”的治國之策，在東京地區表現得非常典型，尤其是遼朝前期。從種種跡象來看，東丹國在政治、外交方面都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太宗時，在建立東京的同時，可能就已廢除了東丹國，而將東京地區直接納入遼朝的統治之下，但同時仍保留了大量渤海舊制，原東丹國中臺省也被全盤繼承下來。直至大延琳叛遼之后，東京地區的渤海因素才漸漸趨于淡化。為統馭女真和高麗，遼朝先后在東京地區設置了東京兵馬都部署司、東京統軍司、東北路統軍司、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南女真湯河司等諸多軍事機構。關于東京兵馬都部署司的記載相對較少，估計與南京、西京的情況類似，是由東京留守兼領東京兵馬都部署一職。從遼朝后期的情況來看，東京兵馬都部署司似乎是東京地區的最高軍事機構。如果這個推論能夠成立的話，說明《遼史·地理志》所記載的東京道也確實是存在的，但它并非一級行政區，而應該是一個軍事區劃。與其他諸京所不同的是，東京留守還具有獨特的外交職能，可以代表朝廷與高麗交聘。

上京、中京地區又與其他三京道不同，此區域內存在三套不同的行政系統，即皇帝——隸宮州縣、王公大臣——頭下軍州、皇帝——南樞密院——州（府）縣。遼朝中后期，前兩種系統逐漸向后一種轉化，這在遼朝的財政稅收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圣宗以后，上京鹽鐵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對于轄境內的隸宮州縣、頭下軍州有了一定的稅收權限，這標志著國家的稅收系統已經觸及皇室及王公大臣的私城。上京和中京地區或有可能存在兵馬都總管府或是兵馬都部署司之類的道（路）級軍事機構，但其軍事屬性應該很弱，由于資料匱乏，這一問題仍需進一步研究。此外，中京的建立與奚王府獨立地位的改變有直接關系，經過奚王府歸隸北府及奚王獻地的事件之后，中京才得以正式建立。此后，中京地區成為奚、漢、渤海、契丹諸族雜處之地。遼朝的西北疆域直到圣宗時才得到初步開發，然而由于阻卜諸部的桀驁不馴，西北路招討司的設置并未達到應有的效果，成為遼朝沉重的戍役負擔，損耗了大量的國力。遼朝還在這一地區設立了烏古敵烈統軍司（西北路統軍司）、倒塌嶺統軍司，負責鎮撫阻卜、烏古、敵烈、達里底、拔思母等部族，以減輕西北路招討司的壓力。

《遼史·地理志》依“京”劃“道”的編排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史臣編纂上的主觀需要，而非遼朝地方行政之客觀事實。《遼史·地理志》收錄的中原人士的行記，皆是以“京”為中心進行排布，其中宋人行記的史源很可能出自宋朝的《三朝國史·契丹傳》（或《真宗實錄·契丹傳》）。從最初的五代人行記，到宋代使臣的語錄，乃至亡歸宋境的遼人匯報皆沒有提及“京道”這樣的行政區。宋方記載契丹地理的文獻《北蕃地理》以諸京為中心排列州縣的方式，明顯與宋代分路記載的方式不同，從側面印證了《遼史·地理志》依“京”劃“道”（實為地理區劃）之可能性。《遼史·地理志》“南京道”和“西京道”部分，不僅抄錄了兩《唐書》等史書，還引用了《太平寰宇記》《元和郡縣圖志》等地理總志，所有這些書籍，皆是按“道”編排，史臣在面對遼朝紛繁凌亂、諸制雜糅的高層政區時，借用此種編纂方式無疑是一種較為便捷的解決之道。《遼史》之中，除去《地理志》因謀篇需要提及諸京道外，其他諸處真正提及“某京道”者僅有兩處，且遼代石刻以及宋人文獻中皆無關于遼朝“某京道”的任何記載，這不得不令人對“五京道”的真實性產生疑慮。至于《遼史》中數次出現的“三京諸道”或“五京諸道”的記載，則是五代北宋較為常用的一種表達方式，并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遼史》中所謂三京宰相府的記載，應當脫胎東京之中臺省（宰相府），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三京宰相府。

遼上京是遼朝最早建立的都城，太祖阿保機在神冊三年（918年）營建“皇都”的舉動，并非單純出于模仿漢制的目的，而是太祖為了加強自身政治權力，從而擺脫遙輦時代形成的契丹傳統舊制的政治謀劃。在地域上將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建立的龍庭（位于龍化州）遷移至自己家族的勃興之地，無疑是削弱傳統勢力的一個重要方法，新的龍庭——“皇都”便應運而生。隨著契丹人對于中原文化理解的逐漸深入，以及皇位嫡長子繼承制度的確立，皇帝漢式冊禮的地點也逐漸由早期的上京逐漸向南轉移，或在南京，或在中京，道宗以來，隨著對于漢制理解的進一步深入，冊禮地點更傾向于在中京舉行。中京因其地理位置的關系，契合漢文化的“中土”思想，隨著契丹對于中原文化的逐步接受，成為五京之首。中京地位的變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不是在甫一建成之時就是如此，而是在不斷接受漢式政治文化之后，不斷附加、不斷豐富、不斷強化，方才逐漸成為“城國”的政治中心，管理漢式的州縣、民政。

自20世紀40年代傅樂煥先生發表《遼代四時捺缽考五篇》以來，學界關于遼朝政治中心的爭論就從未間斷，迄今沒有形成定論。如何解決這一爭議，或許還需要我們轉換視角，從而“同情”地理解遼朝“都城”和捺缽之間的關系。中亞史籍《馬衛集書》明確稱契丹的中心（皇帝的居所）是�\jam，文中雖然對契丹捺缽的規模、形制做了簡要描述，但記錄者似乎并未意識到這是一個移動的“行宮”，反而將其描繪成一個固定的地點。這種認知，同樣影響到了后世的研究者，故而有的學者認為�\jam為遼上京。實際上，《馬衛集書》中的上京為另一個詞匯，即�\tkīn；�\jam則是契丹語化的“御帳”，意指契丹皇帝之行宮。遼朝既有捺缽又有都城的模式，無疑讓當時人和今人產生了困擾，而這又與遼朝的二元政治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遼朝的二元性不僅限于職官制度，而且早已滲入遼朝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國號上，遼朝實行契丹·遼或遼·契丹雙國號制度，更為重要的是針對契丹等蕃族部落行用的是雙國號，針對境內漢人及北宋這樣的中原政權，行用的則是單一國號。這種雙、單國號并行的模式，可以算作二元制的一種變例。契丹人的姓氏制度亦是如此，針對契丹、奚族等蕃落，仍然沿用原有的部落舊制，姓、氏眾多，內部的區分也極為明顯；然而針對漢人，卻宣稱契丹等部族僅有兩個姓氏——耶律和蕭，尤其是蕭氏，容納了眾多的契丹支系、部落以及其他種族，此種劃分難免讓人產生契丹姓氏制度過于單調的錯覺。契丹人對于契、漢不同的圈子，采取不同的“宣傳”口徑，這或許是因為契、漢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故而契丹人為調和二者，采取了蕃漢不同策的“二元”模式。具體到遼朝的政治中心上，由于遼朝是一個行國與城國兼具的國家，因此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時，就會產生不同的認知。遼金史學人大多從游牧民族的角度出發，強調遼朝的政治中心在四時移動的捺缽之中；歷史地理學者則大多從傳統中原王朝的角度出發，強調遼朝存在固定的政治中心——首都。如果我們從契丹王朝二元政治文化的角度予以觀察，或許就不會過于糾結遼朝政治中心究竟是在捺缽還是在京城這一問題了。

遼朝針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東京地區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地區用漢制，上京、中京地區則是漢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總的來看，遼朝在設官分職時，其隨意性、臨時性的特征非常明顯，往往是因時、因地、因需而“隨宜設官”，并無太多“制度”上的考量。這種“因俗而治”“隨宜設官”的特性導致各地職官名目各異，機構林立。但在這種看似混亂無序的機構創設中也蘊含著某些有序的因素，從金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中便可以看到遼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走向。

本成果最后對遼朝五京留守以及西北、西南路招討使等地方軍政要員的人選進行了初步分析，指出血緣與軍功是遼人出任地方要員最主要的兩個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