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山海經》匯校集釋”負責人、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我們在讀陶淵明詩文集的時候，一個突出感受就是他的作品有很多異文。如存世最早的陶淵明集版本，現藏于國家圖書館的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所記載的異文就有700多處。詩文集中的眾多異文現象，側面說明在刻本出現之前的抄本時代，陶淵明的詩文就已廣受歡迎。正是因廣受歡迎而被頻繁傳抄，才產生了大量的異文。

從理論上講，一個作者的原本即稿本，文字應該是固定和唯一的。我們面對陶淵明集大量的異文，難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哪一個才是作者的原本？抑或所有的都不是原本，而真正的原本需要學者經過縝密精細的考證去尋求。在多個異文版本中確定哪個才是原本的文字，或是將所有的異文都予以排除而另尋原本，都是異常艱難的過程，同時又是重要的工作。因為只有確立了原本，才能保證我們讀到的文字是陶淵明所寫的文字，而不是后世傳抄者或刻書者的誤文。

以陶淵明組詩《讀〈山海經〉十三首》中的兩個異文為例，我們來看看怎樣取舍異文或重建原本。同時，重建的原本文字和異文之間的演變途徑，如果能夠得到合理的解釋，則可以大大提高重建原本文字的可信度。

“鴅鵝”誤作“鳴鴸”

據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組詩第十二首開頭二句“鴅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其中的“鴅鵝”二字，原注云：“一作‘鳴鵠’。”曾集本、蘇寫本悉同。然而無論是“鴅鵝”，還是異文“鳴鵠”，我們在《山海經》中都找不到對應的文字，顯然有誤。因此，宋淳祐元年（1241）湯漢本“鴅鵝”雖作“鸼鵝”，但自注卻說：“當作‘鴟鴸’。”并引《山海經》為證：“柜山有鳥，其狀如鴟，其名曰鴸，見則其縣多放士。”湯漢的校改極有可能參考了別的版本，或者參考了姚寬的《西溪叢語》。《西溪叢語》卷下有一大段關于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的解讀，解讀先引陶詩，再引《山海經》及其他文獻予以說明。第十二首所引陶詩作“鴟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可知姚寬所見的陶集版本正作“鴟鴸”。姚寬同樣引用了《山海經》為證，并且說：“‘鴟鴸’或為‘鸼鵝’，或為‘鳴鵲’，皆非也。”作“鸼鵝”的異文即為湯漢本所承，而作“鴟鴸”和“鳴鵲”的版本未能流傳下來。湯漢的校改得到了后世的積極響應，元代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和明清兩代的陶集大都襲用了湯漢本。

進入現代，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正文仍作“鸼鵝”，自注云：“‘鸼’之與‘鴸’，猶‘辀’之與‘侏’皆同音通借字。‘鵝’當作‘鴟’，因形近而誤。”似乎主張“鸼鵝”當為“鴸鴟”之誤，與湯漢的校改大同小異。

大部分學者接受了湯漢的校改，直接用“鴟鴸”當作正文，如傅東華《陶淵明詩》、古直《重定陶淵明詩箋》、王瑤《陶淵明集》、王孟白《陶淵明詩文校箋》、孫鈞錫《陶淵明集校注》、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孟二冬《陶淵明集譯注》等都是如此，看來“鴟鴸”說已經成為學界的主流意見。

哈佛大學的田曉菲在《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一書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李公煥本以為首句‘鸼鵝’當作‘鴟鴸’，其實詩的第一個字當從曾集本、蘇寫本作‘鴅’，第二個字可從李本作‘鴸’。”實際上，前人早有相同的看法，清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說：“陶潛《讀〈山海經〉》詩：‘鸼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或云‘鸼鵝’當為‘鴅鴸’。”袁珂《山海經校注》認為：“為‘鴅鴸’正是也。”又說：“此如鴟之異鳥鴸，或即敗死丹朱之所化。”將鴸鳥和堯的長子丹朱之間建立起了聯系。《尚書·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胤子朱啟明”一句，《史記·五帝本紀》作“嗣子丹朱開明”，張守節《正義》引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就認為：“‘朱’，在神話中原是一種神鳥……又叫‘鴸’。”從表面上看，“朱=丹朱”，“鴸=鴅鴸”，對應整齊，但一為人名，一為鳥名，二者之間能否畫等號還難以定論。即使能夠成立，這也只是后世學者的看法，陶淵明無緣得知，因此不可能將《山海經》的“鴸”寫作“鴅鴸”。

陶淵明像（清《無雙譜》）   作者/供圖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宋刻遞修本）   作者/供圖

然而，無論是有版本依據的“鴅鵝”“鸼鵝”，還是后人校改的“鴟鴸”“鴸鴟”“鴅鴸”之說，拿《山海經》原文來驗證的話，都難稱密合無間。《山海經·南山經》云：“《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放士”一詞在《山海經》一書中僅此一見，因此陶詩“鴅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二句一定是根據此節文字來寫的。然而，《山海經》明確記載此鳥名字是個單名，叫作“鴸”，和“鴅鴸”無涉；雖然它的形狀“如鴟”，但絕不能用連文“鴟鴸”來稱呼它，因此后人的校改都難以成立。

那么陶淵明詩的原本應該是什么呢？我們認為，第一個字當取宋刻遞修本、曾集本、蘇寫本所記載的異文“鳴鵠”和《西溪叢語》記載的異文“鳴鵲”，以及和陶本所載異文“鳴鴣”中的“鳴”字；第二個字當取《西溪叢語》所記“鴟鴸”中的“鴸”字，即原本當作“鳴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如此可與《山海經》記載密合無間。可能大家會問，這樣的校改能夠成立嗎？取“鳴”字是有版本異文的根據，取“鴸”字則有《山海經》文獻的證據，顯然可以成立。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根據郭璞的《山海經圖贊》（以下簡稱《圖贊》）來進一步證明這樣校改是正確的。《山海經》最早的注釋者是東晉的郭璞，他同時還寫了《圖贊》。《道藏》本《山海經》所附郭璞《圖贊》“鴸鳥”云：“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鴸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可以明顯看出，陶淵明的這二句詩“鳴鴸見城邑，其國有放士”是直接化用郭璞《圖贊》“鴸鳴于邑，賢士見放”二句詩的，表明陶淵明十分熟悉郭璞的《圖贊》。郭璞、陶淵明以“鴸鳴/鳴鴸”與“放士”相聯系，明代楊慎《戎旅賦》：“詠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鴸。”亦以“鳴鴸”與“放士”相聯系，可謂詩人之思，千載而潛通。

最后，我們再簡單考察一下“鳴鴸”異文演變的過程。“鳴鴸”的“鴸”字或因形近而訛作“鵲”，即成《西溪叢語》所記載的“鳴鵲”；或因形近而訛作“鵠”，即成宋刻遞修本、曾集本、蘇寫本所載異文“鳴鵠”；“鵠”字又因形近誤作“鴣”，即成和陶本所載異文“鳴鴣”。“鳴鴸”二字因形近訛作“鴅鵝”，即成宋刻遞修本、曾集本、蘇寫本的正文；“鴅”字又因形近誤作“鸼”，即成湯漢本、李公煥本的正文“鸼鵝”；“鴅”字又因形近誤作“”，即成和陶本的正文“鵝”。可以看出，異文看似紛繁復雜，但其演變的軌跡猶歷歷可考。《西溪叢語》中的“鴟鴸”則可能是刻書者根據《山海經》所作的校改。

“巨猾”誤作“臣危”

據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這組詩的第十一首開頭二句是“巨猾肆威暴，欽駓違帝旨”，其中的“猾”字，原注云：“一作‘危’。”曾集本、蘇寫本悉同。和陶本正文亦作“巨猾”，但注文卻作“一作‘危’”。“巨猾”不見于《山海經》，顯然有誤。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直接改作“臣危”，云：“‘臣危’一作‘巨猾’，非。‘巨’因形而誤，‘猾’因雙聲而誤也。”并引《山海經·海內西經》為證：“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

丁福保的校改有版本異文和《山海經》文獻的證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已成定論。陶淵明詩中稱“危”為“臣危”，可能受到了郭璞《圖贊》的影響，郭璞《圖贊》小題即作“貳負臣危”。丁氏的校改雖然完全正確，但他關于“臣危”之所以訛作“巨猾”的原因解釋卻有對有錯。他以“巨”“臣”為形近之誤是正確的，《山海經》即有此例。《山海經·海內南經》云：“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為人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郭璞注：“《海內經》謂之‘贛巨人’。”“贛巨人”之“巨”，宋本、《道藏》本、明成化本、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本皆訛作“臣”，可以為證。他認為，“危”“猾”為雙聲而誤，則是錯誤的，因為二字并非雙聲關系。我們認為，“危”之所以誤作“猾”，還經歷了一個中間過程，即“危”字在傳抄過程中先誤作“花”，因為“危”與“花”行書相近易訛，如《山海經·西山經》云：“槐江之山，其陰多榣木，之有若。”郭璞注：“《國語》曰：‘榣木不生花也。’”今本《國語·晉語八》作“榣木不生危”，可知“花”為“危”字之誤，可為之比。“臣危”在傳抄過程中曾經誤作“巨花”，后人見“巨花”無義，因此改作同音的“巨猾”。“巨猾”一詞在東漢張衡《東京賦》中就已經出現，義指大奸之人。其異文演變途徑可以簡單標示為：臣危→巨花→巨猾，而“臣”字除了訛為“巨”字外，還曾經訛為和陶本所記載的異文“”，輾轉演變之跡亦歷歷可辨。

從上舉兩個陶詩異文例子來看，早期版本所記載的無論是原文還是異文，都需重新取舍并參照《山海經》才能得出準確的文本。因此，我們推測，今日所見陶淵明集文本還有不少誤文，同樣需要參照《山海經》等相關文獻進行詳細考察，排除誤文的干擾，以為學界提供一個盡量趨近于原本的陶淵明集，這是今后陶淵明研究需要著力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