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國家圖書館藏宋版《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校注”負責人、長江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

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推動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文化資源。“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在長期的傳抄、翻刻等流傳過程中，古籍文本難免會出現訛誤。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宋版《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以下簡稱《分門集注》），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但在文本和編排上存在一些訛誤和瑕疵。古籍整理要想“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就必須在底本、校本的選擇以及校勘方法上精準細致。

整理緣由

宋代號稱“千家注杜”，雕版印刷事業的繁榮，為杜集整理成果的刊印和流傳提供了極大便利，然而目前存世的宋刻杜集僅19部（其中2部尚存疑），而只有其中的2部《分門集注》為完本，其他宋版杜集均為殘冊或存在闕頁補配的情況。

《分門集注》是南宋建陽坊刻本，“寫刻雅麗，為建本之至精者”，但訛誤和瑕疵較多。《續修四庫全書》本提要說：“此書編纂似未經學人之手，純為坊間書賈所為，粗制濫造，為學者所詬病。”細讀文本，發現此書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所錄杜詩有脫漏和重出，如卷四《秦州雜詩十七首》，實為十六首，脫一首。卷十二《壯游》“國馬竭粟豆”下，脫“官雞輸稻粱”句；卷二十《送高三十五書記》“又如參與商”下，脫“慘慘中腸悲”句。個別詩歌前后重復錄入，如卷九“外族門”的《奉送崔都水翁下峽》，復見卷二十一“送別門”。二是所集注釋多有錯誤，如卷十五《揚旗》：“材歸俯身盡。”王洙注：“鮑昭（照）詩云：俯身散馬蹄。”按：王洙注誤。此非鮑照詩，乃出自曹植《白馬篇》。三是門類瑣細且歸屬不當，編者以杜詩內容所表現的主題，將其分為雨雪門、月門等72門，但由于門類過于瑣細，導致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所作的杜詩被強行割裂，分編于不同的卷次。如卷二十四“花門”的《江頭五詠》，僅錄《丁香》《麗春》《梔子》三題，卻將《花鴨》《鸂鶒》二題編入卷二十三的“鳥門”。

不過，作為現存最早的宋刻杜集紙質文獻，《分門集注》在保存杜詩異文和版本校勘、舊注輯佚等方面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傳世宋刻杜集，以編年本和分體本居多，分類本極少，此書就屬于分類本，為研究者按照詩歌題材和詩歌內容研究杜詩提供了便利。此書還收錄了大量的杜詩偽注（主要是托名王洙注、蘇軾注），從文獻參考的角度出發，這些偽注也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從杜詩版本學史上看，此書上承“門類杜詩”，下啟“分類千家注”，是“門類杜詩”與“分類千家注”中間一個過渡的本子，具有重要的版本學價值。

基于上述考慮，對《分門集注》校注整理，不僅是為學術界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豐富原料和思想資源，也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古籍、充分利用古籍，為今天的文化建設服務。

甄選底本

古籍在流傳過程中，因傳抄、重刻、注釋、批校等原因，常常有幾種不同的版本。因此，古籍整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廣搜異本，再通過認真比較，確定校勘所要用的底本，作為整理的依據。底本選擇是否確當對古籍整理質量起著決定性作用。一般來說，時間較古、內容完整、刻印精良、通行易得、訛誤較少，是確定底本的原則。

宋刻《分門集注》現存3部，都屬同一版本，分別是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潘宗周藏本、上海圖書館收藏的翁同龢藏本，這兩種都是足本；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是僅存三卷的傅增湘舊藏殘宋本，后世未見重刻和傳抄。20世紀初張元濟輯印《四部叢刊初編》時，即借國圖收藏的潘宗周藏本為底本影印，此后的《續修四庫全書》《中華再造善本》本也皆以潘氏藏本為底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本，因屬珍貴文物而不易獲取。《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質量不佳，書中字體筆畫多、墨色或底色深的文字，常常糊成一團，不可辨識。《四部叢刊》在影印時，將原書開本縮小至32開，并對底本部分漫漶的地方或闕字作了描潤和補寫。唯《中華再造善本》是對底本的原貌影印，高度保持了底本“刻印精良”的特點，且通行易得。是故，通過比較眾本，我們在對《分門集注》整理時，就選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作為底本。

篩選校本

古籍整理，就是要將底本再次置于著作者創作時的場域中，通過其他相關文獻來糾正底本在流傳過程中的種種錯誤，包括字句的訛誤、篇章的錯亂等等，以期恢復其文本的正確面貌。因此，在校本的選擇上，就需要選擇那些曾直接或間接影響過底本的文獻。

杜集在宋代號稱“千家注”，但各書征引的校注成果多有交叉重合；自宋以后產生的杜集文獻亦不勝枚舉，但這些晚出杜集的文獻校勘價值遠遜于早期的杜集異文。《分門集注》是在之前的《門類增廣集注杜詩》《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以下簡稱《百家注》）的基礎上編纂而成，且其所引注家，亦多見于與其成書時代較近且校注質量頗佳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之后出現的元版《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以下簡稱《千家注》）及《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以下簡稱《杜詩補注》），與《分門集注》有極為密切關系。另外，北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翰林學士王洙取秘府舊藏及他人所有之杜集，整理編輯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至嘉祐四年（1059），蘇州郡守王琪將王洙本杜集重新編定刊行，這就是后人所稱的“二王本”。這個本子是所有杜集之祖本，此后問世的杜集的批點、集注、編年、分體、分類之作，均由此本化出。清代仇兆鰲的《杜詩詳注》廣泛搜集前代、尤其是宋代學者的注杜成果，并謹慎地引用，被學界公認為注杜的集大成著作。《四部叢刊初編》雖然與底本是同一版本，但它在影印時對底本一些文字漫漶或闕字作了描潤和修補，對個別訛誤作了校改，因而亦有一定的校勘價值。《分門集注》所引注家以趙次公注最多，而今人林繼中的《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以下簡稱《林輯趙注》）校勘精審，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另外，《分門集注》是杜詩文獻專書，而非集大成式的匯編匯校匯注本，因此在校注整理時選擇上述幾種本子作為校本。

校勘宜慎

古籍校勘的目的是存真，因此不宜輕改文字，但為了恢復古籍本來面目，有時候又不得不校改文字，所以嚴肅的學者在校勘時，都會采取嚴謹審慎態度。比如北宋學者彭叔夏在《文苑英華辯證序》中說：他在十二三歲時抄錄《太祖皇帝實錄》，有一句“興衰治囗之源”闕一字，認為必是“亂”字，但并未校勘，后來得一善本，原來是“忽”字。正是由于對古籍校勘持審慎態度，才使得彭叔夏的《文苑英華辯證》一書取得了顯著成就。《四庫全書總目》評價說，“叔夏此書，考核精密”，“乃校讎之楷模”。

《分門集注》所征引的各家校注成果，或增刪文字，或改動文字，或調整語序，大都非原文引用，所以在校注整理時，凡底本校注文字與他本字異而意通者，一律不校。但若底本校注文字明顯訛誤，或正文與他本文字不同者，則據他本校勘，出校記。如《古柏行》：“月出寒通雪山白。”校記：“雪，原作宣，字誤。據注文及《宋本杜集》《九家注》改。”

《分門集注》所引文獻，作者多有張冠李戴之誤，為保留底本原貌，一律不改，但出校記予以說明。如《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其一》：“山險風煙合。”王洙注：“江淹賦：風煙有鳥道。”校記：“按：注誤，非是江淹賦。乃出自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有許多征引文獻的題名省稱，為便于讀者檢核和避免冗復，一律加括號補全，不出校。如《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王洙注：“《（為）蕭揚州薦士表》：辭賦清新。”王洙注所引，題目脫“為”字，如不補寫，就會誤以為是蕭揚州《薦士表》，而其作者實際上是任昉。再如《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世故莽相仍。”王洙注：“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卷十四 末頁錄得題跋   作者/供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殘宋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   作者/供圖

宋刻本中有混用繁簡字的現象，《分門集注》也是如此。如無與無、爾與爾、盡與盡等，為保留底本原貌，對這些繁簡字一律不作統一，照底本錄入。底本與他本不同的通假字，一律不改，這一校勘原則，唐張守節在《史記正義·論字例》中就已指明：“《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不可更改。”但為了便于讀者理解，有些通假字宜出校。如：卞，《百家注》《杜詩補注》作“辨”。校記：“按：卞通辨。”

在具體的校勘處理中，如遇多種文獻可供選擇，則認真研讀，審慎選擇，以最大限度保留底本原貌。如《入衡州》“遷延胝研瘡”。“研”字，顯系文本流傳過程中造成的文字訛誤，應予以校勘訂正。“研”字，元版《千家注》作“胼”，《林輯趙注》作“趼”。從字形上分析，底本的“研”與“趼”字更接近，所以校勘時取《林輯趙注》而舍《千家注》。再如《重送劉十弟判官》“先鞭不滯留”。注文：“劉琨與親舅書曰：梟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按：這段話是劉琨于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出任司州主簿時所說，而其舅郭奕早已于晉武帝太康八年（287）去世，“舅”字當是文本流傳致誤。《晉書·劉琨傳》作“故”，《世說新語·賞譽第八》劉孝標注引《晉陽秋》作“舊”，都可據改。但“舅”與“舊”，應是同音字而訛，底本原來的文本，應是“舊”字，所以校勘整理時取《世說新語》劉孝標注而舍《晉書·劉琨傳》。

杜甫和杜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作為杜甫詩集的早期刻本，宋版杜集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文學價值、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是研究杜甫及其詩歌的重要資料，也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古籍整理要改正其中的文本錯訛，讓更多的人準確地理解古籍中蘊含的人文精神、價值理念和思想體系，從而增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