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亞，系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

亞歷山大·馮·洪堡是19世紀的德國探險家、地理學家和博物學家，其興趣和知識橫跨地質學、自然史、植物學等領域。在美洲五年（1799-1804年）之旅結束之際，他載著裝滿數百張草圖以及地質、天文等資料的箱子返回歐洲。之后，洪堡利用21年的時間出版超過36本書，與歌德、玻利瓦爾等國際名流往來書信2.5萬封，成為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在西方學術界，有關洪堡個人的評價經歷了幾次轉變。從19世紀末開始，洪堡被視為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美國科學史學者蘇珊·坎農創造了“洪堡科學”一詞，這是一種以精確觀察和測量、數字表達為基礎，利用創新性、跨學科和相互關聯的方法進行研究的現代科學。隨著科學專業化的發展和20世紀初反德情緒的高漲，洪堡從世界的公眾視野中消失了。20世紀中葉后，后殖民主義批評家認為洪堡所追求的博物學探險是歐洲擴張的體現。事實上，通過對洪堡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對殖民主義持明確的反對態度。在環境史學者看來，洪堡則是一位全球性的生態思想家，德裔英國歷史學家安德烈婭·伍爾夫甚至視其為美國環境主義的奠基人。

洪堡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植物地理論文集》《自然觀》《宇宙》和《新大陸赤道地區之旅個人敘事》集中概述了其對自然系統的思考，從而建構了較為全面的生態思想。洪堡的生態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提出整體自然觀，強調“萬物之連結”。在他看來，“地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并非僵死的拼合之物，地理環境、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等各種自然現象之間都是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的”。如果將自然比作一張生命之網，那么包括人類在內的各種生物體就以“網狀復雜的結構”相互結合在一起。此外，洪堡在對不同自然現象進行比較、分析和尋求因果聯系的過程中，倡導要利用植物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知識，形成了將多學科融為一體的“整體式”治學觀。

其二，將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結合以觀察、體驗和描述自然。洪堡在《自然觀》的第一版序言中就談到了他的期望：“對大自然進行概述，并重視熱帶地區的直接經驗給人帶來的愉悅。”他堅持認為科學家在研究、描述全球的動植物、巖層和氣候時，應將精確的科學數據與眼前景象的情感反應結合起來。“我們必須感受大自然”是洪堡的信條之一。對于洪堡來說，自然是一幅在經驗觀察的畫布上繪制的畫作，充滿了情感和想象力的描述。在攀登欽博拉索山的途中，他寫道，“樹葉像鳥兒早晨的歌聲一樣迎接初升的太陽”。

其三，敬畏自然，人類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對等的關系。洪堡感興趣的是自然對人類情感的影響，諸如與荒野的相遇激發了“有感情的人”的“喜悅”。在沿奧里諾科河而下時，他對美洲自然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大自然的力量是‘黑暗’的，它也比我們更偉大。”

其四，認識到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活動。洪堡談到，如果自然萬物相互關聯，則大自然會更易出現動態的變化，人類的大量生產活動如過度開墾開采等將給自然帶來災難。他認為，氣候變化是人為因素導致的，預言性地列出了當時人類影響氣候的三種方式，“通過破壞森林、分配水源以及在工業中生產大量蒸汽和天然氣”。洪堡在調查瓦倫西亞湖水位下降原因后，斷言“人類砍伐覆蓋在山頂的樹木，將為后代帶來燃料匱乏和水資源短缺兩種災難”。洪堡將森林理解為一個生態系統，砍伐森林會改變氣候并使河流干涸，而重新造林將改善氣候并促進溪流。

其五，認識到歐洲殖民擴張和資本主義對熱帶世界的環境破壞。洪堡在分析南美洲生態環境破壞的原因時提到，美洲水源的稀缺并非一種自然現象，而是歐洲白人精英通過強大的種植園經濟，以資本主義市場為導向對環境進行改造的結果。他批判殖民政府的重商主義壟斷和租賃制度在當地造成權利的不平等，新地主階級對環境資源的開發達到不可持續的程度。在奧里諾科河旅行時，洪堡發現土著居民將河岸的海龜蛋資源作為共同資產來管理，然而方濟各會傳教士卻恣意開發整個海岸。洪堡認為舊有的國家結構和土著擁有全面的生態知識，他們與環境之間建立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印加人的國家結構是這樣一幅圖景：政府將鳥類視為國家經濟的相關物品，禁止在鳥糞島捕殺幼鳥，否則處以死刑。然而，殖民者的到來顛覆了舊有的管理秩序，“他們一年四季都在挖掘”，洪堡質疑道：“當鳥糞島枯竭時，秘魯的農業和沿海居民會受到什么樣的環境影響？”可見，洪堡最早注意到歐洲殖民主義制度排擠了土著的生態智慧以及當地的資源管理體系，導致資源的不可持續利用。

眾所周知，西方環境史作為專業學科，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在美國誕生，它是運用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考察人與自然不斷變動的相互關系。其中，洪堡的生態思想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洪堡的整體自然觀是美國生態學理論誕生的基礎。受到洪堡的影響，美國哲學家利奧波德提出“大地倫理學”，將人類的角色從大地共同體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共同體的普通成員與公民。洪堡的生態思想也啟發了美國的環保主義者。美國第一代環保思想家亨利·梭羅在撰寫《瓦爾登湖》時，借鑒洪堡將科學和想象力相結合的方法，測量、記錄和解釋了每天在康科德散步時所看到的一切。美國早期環保運動代表人物約翰·繆爾則自稱讀著洪堡的書長大，他不但留下洪堡著作的副本（帶有大量注釋），還沿著洪堡的足跡踏上南美洲之旅，登上欽博拉索山，論述樹木對氣候和土壤的影響，這無疑是洪堡“森林影響氣候”觀念的再現。美國環保主義者喬治·馬什考察了大平原被數千年農業活動破壞的自然景觀，他所著的《人與自然》大部分措辭都來自洪堡早期的生態思想。卡森在撰寫《寂靜的春天》時，有關禁止使用滴滴涕來拯救美國禿鷹的論點，也借鑒了洪堡對巴倫西亞湖泊水位下降原因分析的相同邏輯。

綜上，洪堡的生態思想革新了近代以來盛行的“人與自然分離”的機械論自然觀，其建立在植物學、地理學等跨學科知識基礎上的環境觀，也為環境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