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艷枝，系遼寧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

一

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載體。在文明演進歷程中解讀城市變遷，已成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視角。城市史始終在時空框架下探究人與物、場所及其中的進程之間的關系，形成獨特的研究敘事。伊斯坦布爾是一座橫跨歐亞大陸、有著2700多年歷史的文明古城，為古代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奧斯曼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交往互動提供舞臺，見證了不同文明與帝國的更替與演進，成為城市更新的代表，是城市史研究的典型個案。

伊斯坦布爾的前身拜占庭相傳由墨伽拉城的希臘首領拜占斯于公元前657年所建，是早期希臘殖民的產物。公元前5世紀，波斯帝國曾短暫統治該城。希波戰爭前后，拜占庭遭遇從希臘人到波斯人，再到希臘人控制的轉變，成為希波雙方斗爭的重要空間。羅馬帝國初期，拜占庭經歷從與羅馬結盟到淪為附屬地位的變化。196年，羅馬皇帝塞維魯因該城支持政敵而將其夷為平地，五年后重建并命名為奧古斯塔-安東尼納。隨著羅馬帝國陷入3世紀危機和蠻族如潮水般涌入帝國境內，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舊址的七座小丘上修建“新羅馬”，其被稱為“君士坦丁堡”或“君士坦丁波利斯”，即君士坦丁之城。據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記載，君士坦丁堡仿照羅馬的格局和風格而建，皇室宮殿、貴族宅邸、教堂、劇院、競技場、浴池、廊柱鱗次櫛比。君士坦丁大帝曾將德爾斐阿波羅神廟的普拉提亞三腳祭壇移入大競技場中央，狄奧多西一世將埃及法老圖特摩斯三世建造的花崗巖方尖碑從盧克索的卡爾納克神廟移入大競技場的賽道內側。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基督教化政策強化了該城的宗教色彩。

隨著羅馬帝國分裂，君士坦丁堡成為拜占庭帝國乃至地中海東部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中心。查士丁尼大帝將建立統一教會作為政治理想，拜占庭帝國的歷史學家普羅柯比曾這樣描述君士坦丁堡的盛況：位于城區的圣索菲亞大教堂、圣伊琳娜教堂、圣母教堂、大天使米歇爾教堂、神圣的使徒教堂……大大提升君士坦丁堡在基督教世界的聲望，使這座未曾出現在《福音書》中的城市迅速成為“上帝在塵世的居所”和“上帝捍衛之城”，憑借龐大的財富積累和舉世欽羨的裝飾藝術杰作而被譽為“眾城市的女王”。7世紀時，薩珊波斯數次圍攻該城，但被堅固的城墻和強大的拜占庭海軍挫敗；阿拉伯帝國哈里發穆阿維葉、蘇萊曼和哈倫先后三次出兵該城，均無功而返；1204年，十字軍攻陷該城后掠奪基督教堂和黃金圣像，將精美的藝術品熔化成金子，將大批基督教圣物載回威尼斯，并以此為首都建立拉丁帝國，殘存的拜占庭皇族逃到小亞細亞。1261年，拜占庭帝國復國，但曾經固若金湯的君士坦丁堡已是千瘡百孔。

1453年，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從埃迪爾內遷都于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一是修復被損壞的城墻，重新安置城內居民，恢復人口規模；二是開展城市化改造，將包括圣索菲亞教堂在內的基督教堂改為清真寺，新建包括蘇萊曼清真寺在內的諸多清真寺；三是重新規劃街道，開創新的商業中心卡帕·卡斯巴扎；四是建設托普卡帕皇宮，君士坦丁堡逐漸從基督教的堡壘轉化為伊斯蘭文明的象征。奧斯曼帝國的建筑師科賈·錫南在這里為蘇萊曼大帝建造了數量眾多的清真寺、宗教學校、浴池和巴扎等。奧斯曼詩人曾納比贊頌道：“我們從未見到任何能與它相比的地方，沒有，也許只有在天堂。在奧斯曼蘇丹國的大門口，令人感到帝國領域的歡樂舒暢……沒有一個城市或地方與它相像，沒有任何居住地方可與它爭短論長。”1616年，奧斯曼帝國古典建筑的最后典范之作——藍色清真寺建成，可謂該城盛極而衰的象征。1621年，來自英國的托馬斯·洛訪問伊斯坦布爾時聲稱：“就像一具老朽之軀，青春和力量都已經消耗殆盡，只剩各種各樣的毛病，卻仍舊茍延殘喘。”18世紀，伊斯坦布爾遭遇多次火災而受損嚴重。阿布杜·哈米德一世為恢復和修繕城市做了許多努力，并建立諸如圖書館、學校、施粥所等公共機構，開啟城市現代化的早期嘗試。19世紀中葉，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奧斯曼蘇丹引進西方城市發展技術，修建跨越金角灣的橋梁，引入供水、電話等設施，伊斯坦布爾一度被歐洲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譽為“東方的巴黎”或“東方樂土”。

一戰后迎來奧斯曼帝國歷史的終結。土耳其小說家奧爾罕·帕慕克曾經痛心地寫道：“奧斯曼帝國瓦解后，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和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1920年，協約國軍隊占領伊斯坦布爾，穆斯塔法·凱末爾領導了艱苦卓絕的民族獨立運動，堅持“回到我們自然的合理的限度中去”。1923年《洛桑條約》簽訂，伊斯坦布爾結束被占領狀態。穆斯塔法·凱末爾定都安卡拉，伊斯坦布爾的政治地位下降。1930年，土耳其將伊斯坦布爾作為該城市的正式名稱獲得普遍認可。今天，盡管伊斯坦布爾已不復昔日的輝煌，但這里東西方文化緊密交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建筑比鄰而居，拜占庭城墻、奧斯曼宮殿、現代摩天大樓相映成趣，是為多元文化共處的典范，列居聯合國文明聯盟“標志城市”實至名歸。

二

有學者指出，城市史研究奠基在一種歷史寫作的全球語境之中，突出歷史上不同城市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從而構建起全球城市史敘事模式。伊斯坦布爾位于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既是連接東西方貿易的交通樞紐，也是多元城市文明交流碰撞的重要窗口，構成全球城市史敘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俄斯曾說，如果沒有拜占庭的許可，希臘任一城邦與黑海地區的貿易都是不可能的。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君士坦丁堡扼守東西交通陸橋和南北航道要沖，既是帝國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又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船運中心，還是東方絲綢、香料等貨物運往西方的重要集散地。拜占庭帝國初期，絲綢之路被波斯人居間控制，拜占庭帝國與波斯之間發生多次戰爭以奪取絲綢貿易的主動權。6世紀中葉，拜占庭帝國掌握了養蠶技術，但由于未能掌握繅絲技術，所以質量上乘的絲綢仍需從中國進口。此時中國的絲綢、漆器、瓷器、竹器、銅器、茶葉、紙張、藥材、物種以及冶煉鋼鐵、水利灌溉、先進的農耕經驗和技術發明等經由絲綢之路傳到西方。馬可·波羅在從中國回意大利的途中經過君士坦丁堡，看到許多中國絲綢和瓷器，也看到當地工匠學習中國技術制瓷。奧斯曼帝國初期曾積極保護絲綢之路的交通，奧斯曼蘇丹致力于與中國的友好交往，蘇萊曼大帝曾多次派使節來華訪問。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等商品運抵該城，再轉運至歐洲；紙和火藥也經過奧斯曼帝國傳到西方。如今作為歷史博物館的托普卡帕皇宮，收藏著中國宋、元、明、清時代上萬件珍貴瓷器，還陳列著拜占庭皇帝穿過的用中國綢緞制作的袍服。1560年，荷蘭人白斯拜克出使奧斯曼帝國，留下如此記載：“土國游客又言契丹人精于各種技藝，開化文明，深知禮讓。……其人有印書術已數百年矣。土國游客在其國見活字版印成書籍至多，可以證明此事也。印書之紙，皆極薄，為蠶絲所制定。僅能一面印，他面則留空白。”奧斯曼帝國對絲綢之路的控制，刺激西方試圖繞過被威尼斯和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地中海航線，經由海路接通中國。但君士坦丁堡作為東方商品轉運西方的集散地，其重要性仍然不可小覷。恩格斯曾指出，“君士坦丁堡，特別是在亞洲土耳其的特拉比曾德，是同亞洲內地，同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同波斯和土爾克斯坦進行商隊貿易的主要中心”。這種境況一直持續到奧斯曼帝國的衰落。

綜上，伊斯坦布爾在地中海世界的文明變遷以及歐亞歷史演進中占據重要地位，不同文明的交織為這座城市留下獨有的歷史文化遺產，塑造了獨特的城市精神與文化內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