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 真，系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世界歷史的形成離不開文明之間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間的交而往之與同一文明內部的文而化之，是人類歷史生生不息的重要動力，也是人類文明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演進歷程。這種交往基于對自我文明的清醒認知和對他者文明的理性認識，是人類社會自我反思的自覺化過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文明交往由來已久，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從陸上絲綢之路到海上香料之路，兩大文明在亞洲大陸兩端交相輝映。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在古代及當代的交往研究相對較多，但對近現代時期的中阿交往較少論及，對交往的連續性和整體性研究更不多見。

近代時期，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交往承接于古絲綢之路的傳統友誼，雖籠罩于西方殖民時代的霧霾之下，但其交往仍具有內生性和獨立性特征。此時現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并未誕生，大部分地區名義上仍處于深受西方殖民威脅的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而中國在經歷鴉片戰爭之后逐步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交往大多以民眾自發性的文化交流為主，其文明交往群體大多由學者和宗教人士等構成，他們通過游歷、朝覲、譯書著說的方式架起中阿文明交往的橋梁。1845年，學者馬德新在麥加朝覲后回國，途經奧斯曼帝國時受到該國素丹阿卜杜勒·麥吉德的熱情接見，受邀參觀奧斯曼帝國的王宮，并參加素丹姐姐的婚禮。馬德新回國后根據其經歷寫作《朝覲途記》一書，介紹了麥加、開羅、伊斯坦布爾和耶路撒冷等地的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及其社會文化。該書成為研究近代東西方交通史的重要文獻，也是中土友好交往的珍貴史料。隨著近代中國民族危機的加深，翻譯或編輯外國史書愈加必要。此時埃及深陷殖民囹圄，其境遇與中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國內學界關于埃及的譯著開始大量出現。1902年，麥鼎華翻譯出版了《埃及近世史》。1903年廣智書局出版了趙必振翻譯的《埃及史》，同年文明書局出版《埃及慘狀》。趙必振在譯者按語中指出，“我國人者，唯鑒埃及之衰亡，以大奮起，一變外交之局面，則誠國家之幸”。《埃及慘狀》出版后，聲稱其目的在于“厥以借境，庶吾民之旱為警覺”。戊戌變法失敗后，1904年康有為開始了“流離異域”“遍游四洲”的經歷。在途經亞丁灣、蘇伊士運河和塞得港時，他不禁寫道：“望阿剌伯山勢之雄拔，想見阿剌伯人才之盛，宜其文明之發，為歐洲之師也。”1908年，康有為來到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對該國的教育、軍事、經濟、文化及政治局勢進行細致入微的觀察，對該國“立憲法”“變新政”大為贊賞，主張中國應效仿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兵諫”。

與此同時，19世紀80年代初阿拉伯世界出現越來越多的私人報紙，對中國的關注也越來越多。例如《摘要》是當時阿拉伯世界的進步期刊之一，主題涵蓋諸多領域，從解剖學到天文學，從社會學到哲學，還包括世界各地的新聞報道。刊物詳細介紹了中國的教育制度、漢語習慣和日常風俗，還翻譯了慈禧太后和李鴻章等人的傳記。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阿拉伯世界的學者們將中國和日本進行比較，并從阿拉伯世界的視角對甲午戰爭進行反思。如政治家沙基布·阿爾斯蘭寫過一系列評論，其中包括1901年關于“中國未來”的評論。他認為，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被打敗的原因在于科技的落后以及未受到現代軍事訓練，同時認為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西方列強不可能輕易接管中國”。

進入現代，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交往呈現出多線交織的歷史圖景。中阿之間不僅在文化上互動頻繁，在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斗爭中相互聲援，物質交往更是成為駁斥西方中心與邊緣學說的重要案例。在文化交往上，中國伊斯蘭學者在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架起一座橋梁。1931年學者馬堅來到埃及留學，時間長達8年，其對阿拉伯的歷史、語言、文學、宗教、哲學等進行系統學習，留學期間還將《論語》等翻譯成阿拉伯語并在開羅出版，同時將阿拉伯名著《回教哲學》等譯成漢語，寄回國內出版。1940年，曾在埃及艾資哈爾大學留學的回族學者納訓翻譯了5卷本阿拉伯民間故事集《天方夜譚》，并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在政治上，中國對阿拉伯國家反對西方列強的斗爭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努力給予極大的肯定。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中國也獲得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伊拉克人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尤為同情，甚至有退役軍官和醫生希望來華參戰。這一時期，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商業交往，既與世界經濟體系連成一體，也有其獨立性的一面，成為世界經濟網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滿足英國殖民政府的經濟需求，埃及的種植業從種植煙草改為種植棉花，后又因棉鈴象鼻蟲害在世界范圍的蔓延改為種植從中國引進的大豆。中國的大豆從其東北部的港口城市出發，經過中國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穿過蘇伊士運河，最后到達地中海。另外，埃及的香煙和雪茄暢銷整個世界，而中國則是埃及卷煙業的重要原料來源。中國與埃及之間這種跨區域的貿易往來，是在沒有西方國家強行輸入的情況下，在非西方社會之間形成的供需循環，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經濟生產和消費流向出現新景象。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迎來建交高潮，中阿交往雖然屢受挑戰，但總體趨勢良好。尤其是進入21世紀，雙方之間的交往更加多樣化、多元化和機制化，為構建中阿命運共同體奠定了良好基礎。在經濟交往方面，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經濟互補性強，長期以來保持著良好的經貿往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還積極舉辦各種研討會和論壇，如建立中阿關系暨中阿文明對話研討會、中阿城市論壇、中阿衛生合作論壇、中阿技術轉移與創新合作大會等，從而加深中阿之間的相互理解，促進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在政治和文化交往方面，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進一步加強，人文交流成為中阿交往的重要內容。在中阿合作論壇框架下，至2022年雙方已建立17項合作機制，其中“文明對話”成為最為重要的對話機制之一，為雙方交流合作提供制度保障。近年來“漢語熱”在阿拉伯國家不斷升溫。截至2022年10月，已有15個阿拉伯國家的高校開設中文院系，13個阿拉伯國家建有共20所孔子學院及兩個獨立孔子課堂。此外，中阿雙方在影視業、旅游業和餐飲業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也在不斷加強。在生態文明交往方面，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治理、生物保護等方面不斷合作，豐富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伙伴關系的內涵。

總體來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歷史交往具有整體性、連續性和相互依存性的特征。正是中阿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凝聚成“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鑒”的中阿友好精神。我國歷史學者彭樹智先生認為，“我相信人類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與演進過程中，有一種人類發展思維邏輯可以使全人類獲得自由而自覺的文明交往信息”，“文明交往的發展總特點是由自發性向自覺性的演進”。近代以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交往既是對自我文明的自覺性反思，也有對他者文明的自覺性借鑒，既與世界格局互聯互動，也有相互交往的內在需求，雙方合作內涵不斷豐富，合作機制不斷完善，為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提供了一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