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馥潔，系西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陜西省社科聯名譽主席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張載的學術使命，也是張載的人生理想。特別是其中的“為萬世開太平”，就是為社會指出前進的方向，為人類描繪美好社會的藍圖，并探索實現美好社會理想的途徑。張載為追求“為萬世開太平”理想所進行的學術探索和實際努力，依然閃耀著不滅的精神光輝，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

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

張載所設計的理想社會藍圖和所選擇的治世方略，一方面仍然遵循著儒家的“大同”“仁政”“禮治”等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則針對他所生活時代存在的社會問題。面對北宋社會已經暴露出的種種弊端，一些有志之士力主改革，張載也是其中之一。但與堅持現實主義路線的王安石不同，張載主張以夏商周“三代”為榜樣，確定治世方略。1069年，張載受詔回朝與宋神宗討論治國方略時提出：“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茍道也。”明確表明了他“法三代”的治世思路。

第一，推行“井田”。通過實行“井田制”解決土地的日趨集中問題。張載主張“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畫分布，人授一方，養民之本也”。他晚年回到故鄉橫渠鎮著書講學，一方面與弟子們讀書論學、著書立說，另一方面仍體察民情，試驗井田制，為廣泛推行井田制積累經驗。

第二，實行禮制。張岱年曾說：“張載學說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以氣為本，二是以禮為教。”張載的“以禮為教”，約有二義：一是重視禮的教化；二是崇尚古代的禮制。在禮教上，張載認為“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義從此出”，把“禮”和“德”貫通起來，由“崇禮”引申到“貴德”。在禮制上，張載平生用心于“復三代之禮”，主張實行禮制，確立治世之道。他說：“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于禮外。”司馬光曾評論說：“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

第三，恢復宗法。張載還主張推行古代的宗法制，他說：“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他認為宗法制可以使人知道自己的世代祖先，從而通過宗親關系凝聚人心，并通過世系傳衍繼承傳統美德，淳厚民間風俗。

第四，推行德治。孔子提出“為政以德”，張載繼承孔子的治世思想也主張推行德治。他說：“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為了推行德治，張載從哲學高度論證了“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他在《西銘》一文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就是說，人與我、物與人，都屬于天地所生，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個人都應該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這種“民胞物與”的道德理想，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世的綱領。

太平之世的價值目標

張載提出的治世方略，并沒有停留在急功近利的手段上，而是對社會的長治久安有著長遠思考。概而言之，約有四端。

一曰富。張載認為井田制有兩大優越性，首先是“足民”。所謂“足民”就是讓老百姓富裕起來。他說：“為政者在乎足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富民是儒家提出的重要社會價值。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之”作為治國的基本要素，并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產”，都把“富”作為太平之世的重要標志。張載繼承了這些思想，也把“富”作為“為萬世開太平”的重要價值目標。

二曰均。張載認為，井田制的第二個好處是“均”。他說：“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均平”也是儒家追求的重要社會價值之一。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也是張載主張推行井田制的用心所在。

三曰安。張載的井田制、禮制、宗法制、德治等治世方略的選擇，其中都內含著一種秩序性的價值訴求，而這種秩序價值所呈現的社會面貌就是平安、安定。在張載看來，禮是天理秩序性的現實展現，禮制具有安立社會秩序的實用價值。張載說：“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經正，知秩然后禮行。”他之所以倡導宗法制，也在于宗法制具有明世系、凝人心、厚風俗等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

四曰和。“禮之用，和為貴”，推行禮制，可以實現和諧價值；實行德治，達到“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對于社會的意義，更是和諧。張載在哲學上追求至高無上的“太和”境界，主張“太和所謂道”。張載稱“太和”為“道”，從本體和價值的統一上賦予了“太和”以崇高的地位。這種至高無上的和諧，就是張載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張載看來，世間萬事萬物雖然存在著種種矛盾、對立和斗爭，但終歸會化解矛盾、實現和諧。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這種至高無上的宇宙和諧體現在社會上就是社會和諧。社會和諧的價值目標必須通過美好的道德才能實現。而道德上“民胞物與”的境界就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最好途徑。為了做到“民胞物與”，他提出每個人要培植“大心體物”的自覺精神，“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就是說人應超越個體狹隘的見聞和私心，弘大其心境體察萬物、承載萬物，做到“體物未嘗遺”“視天下無一物非我”，這樣就會具備關懷萬物、關愛他人的宏大道德情懷，就能遵循“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的道德原則，就能達到“民胞物與”的道德境界，從而使社會真正實現天與人、人與人、人與物的和諧境界。

總之，張載設計的上述治世方略，是由他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導引的。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等價值目標，也即是太平之世的構成要素和確立標志。富而平謂之“富平”，均而平謂之“均平”，安而平謂之“安平”，和而平謂之“和平”，合而言之，即是“太平”。在張載看來，這幾個具體的價值目標達到了，社會就實現了“禮教備，養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的理想狀態，此即是“為萬世開太平”。

“為萬世開太平”理想的突出特點

張載“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理想，具有以下三個突出特點：

其一，“為萬世開太平”理想是“術”與“道”的統一。張載提出的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是實現太平盛世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屬于“術”，而它追求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則屬于“道”。我們對它的評議，既不能只著眼于“術”，也不能只看其“道”。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術”與“道”的統一，以治世言，治世之“術”由治世之“道”來指引，治世之“道”由治世之“術”來實現，兩者不能割裂。張載的“為萬世開太平”理想也體現了“術”與“道”的統一。

其二，“為萬世開太平”理想是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織。張載的治世方略包括井田制、禮制、德治、宗法制等，都是傳統儒家主張的特別是西周時期的治世經驗，以此作為北宋時期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確有“藥方只販古時丹”的保守主義色彩，而企圖用這種方案來實現富有、均平、安寧、和諧等美好的價值目標和萬世太平的宏偉理想，只會流于不切實際的空想。所以他的理想體現了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織。

其三，“為萬世開太平”理想是歷史傳統和時代意識的結合。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志向，并不只是張載個人的獨立宣言，而是歷史上諸多思想家、政治家所崇尚的社會最高評價標準。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秦始皇南巡會稽時，命李斯“立石刻頌秦德”，其中曰：“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呂氏春秋·大樂》篇認為，先王定制音樂，并不僅僅是為了個人娛樂，其宗旨也是為了實現“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的美好社會理想。《后漢書·班彪列傳》記述了班彪對周成王的贊美：周成王年幼時受到周公等人的良好教育，所以他主政后“天下曠然太平”。溫庭筠在詩作《長安春晚二首》中贊美他所處的唐代社會是“四方無事太平年”。“太平”，不但在中華民族歷史傳統中一直是美好的社會贊詞，而且到了北宋時期更廣泛成為人們表達美好愿望和社會理想的流行詞匯。宋太宗趙光義于公元976年登基后，就改年號為“太平興國”，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業，公元977年后，趙光義還下令編纂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幾部大書。于是，“太平”就成為表達一種時代意識的話語，為人們所熟悉。關心朝政的知識分子們幾乎莫不談“致太平”之道。北宋文學家歐陽修在《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一文中說：“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北宋思想家李覯認為《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他闡發《周禮》思想寫成《周禮致太平論》，希望以此用于實際，實現大宋太平。可見張載的“為萬世開太平”理想具有歷史感和時代性兼備的突出特點。

總之，張載用“為萬世開太平”概括他的學術使命和社會理想，并不是空洞無物的宏大敘事，而是具體切實的殷切表達。盡管同歷史上其他哲學家一樣，張載沒有也不可能擺脫自身的歷史局限性，但是，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的社會價值目標，卻是合理的，他的“為萬世開太平”的哲學使命也是十分崇高的。正如黃宗羲在《宋元學案》卷十七“橫渠學案”的按語中所寫：“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圣人之詣為必可至，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嘗語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