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世華，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六百年徽商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安徽師范大學教授 

明清時期，江南徽州府下屬六縣（績溪、歙、休寧、黟、祁門、婺源）的商人組成的商幫被稱為“徽商”，其與晉商共執(zhí)商界牛耳數百年。徽商的活動對明清經濟、社會、文化等都產生了深遠廣泛的影響。徽州人“賈居十九”，可見徽商人數之多。除鹽、典、茶、木、糧食、布綢等主流行業(yè)外，只要能有所營收的行業(yè)，都有徽商躋身其中。徽商活動范圍也非常大，“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五雜俎》載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yè)，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清代出現了富甲一方的巨商，名聞遐邇。

徽商的崛起

徽州處在萬山叢中，層巒疊嶂，云霧繚繞，耕地稀少且貧瘠，所謂“地狹人稠，耕獲三不贍一。即豐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論歲饑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必須尋找生路。在重農抑商的傳統社會，除生存形勢所迫，思想觀念的逐漸更新也是推動徽州人邁上商途的重要因素。

在傳統社會，士貴商賤已成為人們的固有觀念。明代中期，王陽明的心學在徽州得到了廣泛傳播，“四民異業(yè)而同道”的觀點引起了觀念變革。明嘉靖萬歷年間婺源人李大鴻言：“人弗克以儒顯，復何可以雄視當世？有語之陽翟其人，埒千乘而丑三族，素封之謂，夫非賈也耶？”歙人許侔先說：“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yè)，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賈，勇往為先。”顯然，他們士貴商賤的等級觀念已經相當淡薄了。

此期，“賈何負于耕”的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明中期歙人許大興認為：“予聞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謂賈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間，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且耕者十一，賈之廉者亦十一，賈何負于耕！古人非病賈也，病不廉耳。”即務農能獲得十分之一的回報，經商只要不做貪賈，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潤，那經商就不比務農低人一等。歙人程季公說：“籍能賈名而儒行，賈何負于儒？”認為一個商人如果能以儒家思想指導自己的行為，那就不比儒士差。

思想的解放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動力，沖破舊觀念的徽州人經商熱情高漲，一大批人相繼走上經商之路。

徽商的成功之道

像徽州這樣處于山間、地少人多的地方，全國有多處，而獨有徽州商幫崛起并取得極大成就，其中必有其成功之道。

世世代代的山區(qū)艱苦生活鑄就了徽州人“能寒暑、惡衣食”的特殊品格，使其外出創(chuàng)業(yè)時能憑借智慧與毅力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明清時期，全國各地經濟發(fā)展極不平衡，造成商品價格相差極大。徽商正是利用這一點，把甲地低價商品運到乙地高價銷售，賺取差價，并逐漸滲透鹽、典、茶、木、糧食、布綢等主要行業(yè)。其中，除典業(yè)外，均是長途販運。他們深入云、貴、川原始森林尋找優(yōu)質名貴木材，扳崖谷，踏冰雪，風餐露宿，虎狼為伴，雇人砍伐木材后運到長三角地區(qū)出售。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長途運輸所遇到的困難是難以想象的，為了將茶葉等物資運到廣州出口，他們往往需要翻山越嶺，水陸兼行兩三個月才能抵達。

宗族制度使徽商能夠借助血緣、地緣關系結成團體。清代徽州人趙吉士說：“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徽州人往往一人在外創(chuàng)業(yè)成功或發(fā)現商機，就會邀約自己的親屬、同宗弟兄或同地的人前來創(chuàng)業(yè)，從而形成團體。明中葉休寧人汪福光“賈鹽于江淮間，艘至千只，率子弟貿易往來，如履平地”。嘉靖時徽州大賈程某經商于兩廣，“門下受計出子錢者恒數十人。君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受計不爽也……故人樂為程君用，而自程君為大賈，其族人無不沾濡者”。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紐帶結成團隊，徽商保持長期穩(wěn)定，在激烈的商業(yè)競爭中優(yōu)勢明顯。

賈而好儒的特點讓徽商受益頗多。徽州人非常重視教育，孩子從小就要讀書識字，接受儒家教育。大批有著較深儒學功底的參加科舉之人，由于屢躓科場而被迫棄儒服賈，更使徽商整體素質顯著提高。即使在經商中，他們也不忘讀書，或“晝則與市人昂畢貨殖，夜則焚膏翻書弗倦”，或“雖舟車道路，恒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亂興亡之跡”。這也使得他們善于“以史為鑒”，學習總結歷史上著名商人的經驗，分析復雜的市場情況，作出科學判斷。明徽商程澧外出經商，首先到各地考察，東出蘇州，至松江，走維揚，北抵幽薊，從而萬貨之情可得而觀矣：“東吳饒木棉，則用布；維揚在天下之中，則用鹽策；君郡瘠薄，則用子錢。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策……行之四十年，諸程并以不貲起，而公加故業(yè)數倍。”明徽商汪世賢經營彩布業(yè)，成為巨富，同人評價他：“《記》曰：‘吾治生產，猶伊呂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此數者，世賢心得之矣。”此外，受儒學的深刻影響，他們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取利，以良好的商業(yè)道德深受歡迎，塑造了風清氣正的經商環(huán)境。有關徽商這些方面的記載，方志、家譜中比比皆是。同時，這種“腹有詩書”的風骨和良好修養(yǎng)逐漸消除了商人與士人之間的鴻溝，也更易于他們與官員、文人學者等結交。與官員交友，自然能獲得不少商業(yè)信息與幫助支持；結交文人學者，可以擴大自身影響力，提高聲譽。明代著名官員學者汪道昆、李維楨就曾為徽商撰寫壽序、傳記、像贊、墓志銘等，大大提高了徽商的知名度。

徽商士意識的覺醒

清代學者戴震評徽商“雖為賈者，咸近士風”。徽商不僅在經營上按儒家倫理行事，而且在人格修養(yǎng)上也按士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傳統社會，士幾乎是每個人追求的目標，其品格如孟子所說“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很多徽商都是這樣做的，致富前修身見世，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和睦宗族，勤勞奮斗；致富后兼濟天下，視地方公共事務為己任，慷慨捐資，紓難解困，涌現出很多感人事跡。這正是徽商士意識覺醒的標志。

清初徽人汪仕興，初業(yè)儒，既而棄儒就商，有人曾嘲笑他：“汪氏儒族也，而子商焉，是舍本而趨末矣。”而他反駁道：“茍道存焉，曾何儒商之別哉？夫衣縫掖而冠章甫，儒之飾也，由義路而居仁宅，儒之真也。是故有拘儒焉，有通儒焉，君子之于道也，無人而不自得焉耳。曾何儒商之別哉？”汪仕興認為評價人的標準應是品德行為而非職業(yè)。“衣縫掖而冠章甫”，只是儒的外表，“由義路而居仁宅”，才是儒的本質。可以說，這是徽商對“士”的全新認識。明后期歙縣商人吳光裕（字肖甫），年輕時從父立庵公經商，“立庵公善權萬貨重輕，故市多倍得。肖甫間劃一籌，巧出若翁上。父喜曰：‘人謂汝勝我，果然。’”肖甫卻說：“豈必儒冠說書乃稱儒耶？”其間充滿自信。

在此過程中，士人逐漸認同了徽商。明代徽商程君，年輕時在吳地經商，“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游”。明代學者歸有光在給他寫的壽序中曾說：“程氏由洛水而徙……并以詩書為業(yè)，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明中葉歙縣人黃長壽，“以儒術飾賈事”，能積能散，見義勇為，“凡阨于饑者、寒者、疾者、歿者、貧未婚者、孤未字者，率倚辦翁，翁輒酬之如其愿乃止”，士人道中謹認為他“雖游于賈人乎，實賈服而儒行”。明代有官員評價徽商：“若處士者，其衷恬然，其行粹然，其品卓然，雖業(yè)賈而不競錐刀之末，饒有儒者氣象，是足以風世矣。”“財愈豐，而心愈下，禔躬端飭，雅有儒者風。”這種“賈服而儒行”“儒者氣象”“儒者風”在徽商中很普遍。徽商堪稱“賈名儒行”“士魂商才”。

此期，商人一改以往低人一等的形象，表現出勇于擔當的氣概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到了近代，商人的社會作用日益顯現和提升，隨著實業(yè)救國思潮的興起，成為民間社會的中堅力量之一。

徽商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六百年徽商歷史，除了豐厚的物質遺產，更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徽商主要從事長途販運，“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勞；吳越荊襄，頻歷風波之險”。遠至日本、越南、歐洲，都能看到徽商身影。行商途中被竊、被盜、被殺或者病死的記載不絕于書，但徽商“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饜焉”，體現了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正是憑借這種精神，徽商開拓了國內外市場，繁榮了明清商品經濟。

在經營商品上，方于魯、程君房、胡開文、曹素功的墨，張小泉剪刀、葉開泰藥、胡玉美醬、黃山毛峰、祁門紅茶、汪氏益美之布等，都飽含徽商的創(chuàng)造心血。在經營策略和機制上，徽商多業(yè)并舉，主輔兼營，幾方聯動，創(chuàng)造了合伙制、合股制，尤其是創(chuàng)立經理制，使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比西方早了二百年。在分配制度方面，他們還創(chuàng)造了津貼制、小伙制、正余利制、月折制、陽俸、陰俸、功勞股等，極大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胡開文墨號的創(chuàng)始人胡天注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原則，解決了代際傳續(xù)的難題，閃爍著徽商的創(chuàng)新之光。

“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已成為徽商的共識。因此，徽商致富后，創(chuàng)造一切條件教育子弟，建造書屋，購買書籍，邀請學伴，延請老師，甚至鼓勵子弟負笈他方，投奔名師。不僅如此，他們或創(chuàng)辦義學、書院，或資助書院、學子。史載：“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徽州“十家之村，不廢誦讀”，使得徽州男子大多從小受到教育，養(yǎng)成了終身讀書的習慣。甚至在科舉史上出現“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父子尚書”“一門八進士”“一鎮(zhèn)四狀元”等佳話，戴震、王茂蔭、詹天佑等文人名士都是徽商子弟。

徽商傾心支持各類社會文化事業(yè)。鹽商程晉芳聘請學者校對古籍，為《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撰寫傳記；鹽商馬曰琯刻的書被譽為“馬板”；鮑廷博祖孫三代堅持刊刻《知不足齋叢書》30集，嘉惠學林。胡正言第一個成功用“饾版”“拱花”刻印書畫《十竹齋箋譜》《十竹齋書畫譜》；汪原放第一個用新式標點出版古典小說《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鏡花緣》《水滸續(xù)集》《兒女英雄傳》《老殘游記》《海上花》等。

此外，徽商在揚州和家鄉(xiāng)興建了大量園林，大力推動了我國園林藝術的發(fā)展，不少宅第建筑保存至今，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他們酷愛戲劇，蓄養(yǎng)家班，不惜重金聘請編劇、導演，不斷提高戲劇演出藝術水平。1790年乾隆八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演出震動京城，后又汲取了其他劇種的長處，最終形成了國粹京劇。徽商還重金收藏了歷朝歷代書法名畫、珍稀古籍、鐘鼎彝器，更帶動了民間收藏熱，成就了眾多民間收藏家和鑒賞家，使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得以保存。

“人饑我亦饑，人寒我亦寒。何妨以我余，而濟人之難。不責人所負，但求心所安。”很多徽商拿出大量資金贊助公益慈善事業(yè)，每逢發(fā)生災害，他們總是慷慨解囊，為民解困。方志記載了他們在經商地和家鄉(xiāng)修路、建橋，改善地方基礎設施，方便地方百姓出行的有關事跡。置義田、建義倉、立義屋、設義冢等善舉更維護了地方社會的穩(wěn)定。

由此可以說，六百年徽商史，不僅是一部生動的商業(yè)發(fā)展史，更是一部承載家國情懷、記錄文化傳承的社會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