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隆國 劉群藝，分別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經濟學院副教授

1956年，德裔美國歷史學家弗利茨·斯泰因編輯出版了《豐富多彩的歷史學：自伏爾泰以迄于當下》。這是一部匯集現代史學名家名篇的史學史讀本。該書大體按照時間順序分為兩編：第一編主要涉及19世紀的作品，作者既有尼布爾、蘭克、梯也爾、德羅伊森、古朗治、蒙森、伯里等以考證精審見長的名家，也有麥考萊、卡萊爾、米什萊、特納等闡釋歷史演化的大師。此外，所收錄之英法德三國歷史專業雜志的卷首語也見證了史學家共同體的形成。伏爾泰和饒勒斯等歷史哲學巨匠的著作則反映了相應的歷史觀。第二編收錄各種新的專門史論作，如屈味廉、阿克頓、亨利·貝爾、詹姆斯·羅賓孫、查爾斯·比爾德、弗里德里希·梅涅克、赫伊津哈、喬治·昂溫、克拉潘、托馬斯·柯克蘭、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劉易斯·納米爾、雅克·巴爾贊等史家的作品。

作為歷史系學生的入門書籍，該書影響之大，不僅因其收錄廣泛的史家名篇備受征引，而且形成了特定的歷史重構思維和實踐范式。1970年此書再版，為了反映歷史學研究的新進展，斯泰因添加兩位歷史學家，即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薩瑟恩和E.P.湯普森。三年后，應維塔奇圖書出版公司要求出版的修訂版卻并未選入薩瑟恩和E.P.湯普森，而是增加了布羅代爾、哈羅爾德·珀金、羅伯特·福格爾和萬·伍德瓦爾德等歷史學家。選入布羅代爾和珀金是基于他們分別對法國和英國宏觀史學的貢獻，羅伯特·福格爾的作品反映了歷史學受到其他學科的深遠影響，而伍德瓦爾德的入選文章則分析了社會危機對史家可能帶來的影響。

對于斯泰因本人來說，這三個不同版本之間最大的差異在于其自身所處環境的變化。編輯第一版時，斯泰因明顯感到歲月靜好，歷史學基本上延續著19世紀的傳統。1970年再版之時，他已敏銳地意識到同事們對這一傳統的不滿。到1973年維塔奇版出版，斯泰因則明確地指出歷史學業已處于一個危機時代。歷史學家們的不滿包括但不限于：史學的碎片化、新知識的異質化、大綜合的消失、社會科學沖擊下歷史學的認同不明，以及公眾對歷史學不感興趣等。這一切都顯示社會正在發生著劇烈變動。

當時間之輪轉過一甲子，斯泰因已年屆耄耋。2002年，當他結識年富力強的康斯坦茨大學教授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爾的時候，給自己最愛的作品再出一個新版本的念頭涌現。奧斯特哈默爾承擔了這一使命，新版改名為《現代史家：從伏爾泰以迄于當下的經典文本》，由慕尼黑的貝克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新版不再分編，一共分為22章，但實際上保留了第一編的內容，其余部分則完全由奧斯特哈默爾重新編寫，并寫作長篇導言。斯泰因也為最新德文版撰寫簡短的說明，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即通過再編舊作增進讀者對歷史學的理解，以便更好地履行公民的義務。他也間接地表示，時代完全不同了，現在的歷史學要么是饾饤之學，要么充斥著各執一詞的雄辯，因此這是一個非歷史學的時代。

中文讀者對奧斯特哈默爾可能并不陌生，這位歷史學家是一位漢學家，已有多部作品被譯成中文。其中包括他撰寫的鴻篇巨制《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2016年）、《亞洲的去魔化：18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2016年）、《中國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罚�2017年）、《中國與世界社會：從18世紀到1949》（2019年）以及《全球史講稿》（2021年）。如同斯泰因所言：奧斯特哈默爾既對歐洲歷史有深邃的了解，又以亞洲史和中國史作為研究專長，對歷史寫作的新面相和全球史有著充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續編現代史學史選本的理想合作人選。

奧斯特哈默爾在前言中非常詳細甚至可以說面面俱到地分析了各種流行的史學新動向：心理史學、社會史、社區史、文化史、可視文化史、數字史學、全球史、環境史、公共史學、知識史、口述史、記憶史、婦女史、性別史、情感史等，列舉了有代表性的史家。他堅持認為，史家的名聲是很難衡量的，聲名赫赫的史家不一定代表了史學的未來。對于這個史學史選本而言，重要的是滿足對新理論動向感興趣的讀者。作為對照，他特地比較了由德國史學家盧茨·拉斐爾同年為貝克出版社編訂的兩卷本《現代史學史經典》，該書僅選取了西方史家的作品。

奧斯特哈默爾基本上沒有改動原第一編中的入選史家，也保留了原第二編中的屈味廉、阿克頓、亨利·貝爾、詹姆斯·羅賓孫、查爾斯·比爾德、弗里德里希·梅涅克、赫伊津哈、波克羅夫斯基、沃爾特·弗蘭克、馮穆勒、布羅代爾、E.P.湯普森，并增加了12位史家，他們分別為：代表比較史學的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以及德國歷史學家于爾根·科卡，與E.P.湯普森一同代表自下而上的史學的印度史家哈納吉·古哈（以庶民研究蜚聲世界），代表傳記史學的英國歷史學家阿蘭·布洛克，代表新文化史的法國歷史學家羅杰·夏蒂埃和美國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代表政治啟蒙史的印度歷史學家羅米拉·塔帕爾、俄羅斯史家魯利亞·阿法納舍夫和奧爾森尼·羅津斯基；選本的最后一章收錄了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英國歷史學家C.A.貝利和中國歷史學家馬克垚。

馬克垚入選的文章篇目為《困境與反思：歐洲中心論的破除與世界史的創立》（下文簡稱《困境與反思》）。限于篇幅，奧斯特哈默爾請漢學家達素彬翻譯了論文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在這一部分中，馬克垚認為，我們編寫世界史，需要解釋歐洲社會是怎樣完成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需要用比較的方法來分析非歐洲國家究竟和歐洲的道路有什么不同。關于非歐洲國家的工業化道路，雖然已有不少研究，但還開展得不夠，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因此，以往的歷史學家只是以歐洲的經驗來評說亞洲的事實，尚遠不足以把非歐洲地域合理地寫進世界近代史，形成一種全面的解釋。他指出：如果缺乏非西方的概念、范疇和理論，我們便無法寫出真正的世界史。

馬克垚的總結，既建基于對西方、俄羅斯、印度、日本和中國等地世界史作品的系統閱讀，也凝聚了中國幾代世界史學家的學術嘗試和成果。從西洋史、蘇聯版世界通史，再到吳于廑的世界歷史觀，馬克垚參與見證了世界史這個學科在中國迅速成長的關鍵性節點，基于自己常年深入的實證研究，他辨析了西方中心論在前現代歷史中的重點理論概念和結論，揭示了其非歷史性的特征，尤其在環境—生態、家庭—人口、城市、理性等概念中的東西方對立模式。他辯證地揭示了東西方前現代歷史發展的異中有同，認為每個范疇都需要基于具體的歷史背景進行具體分析。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歷史的多樣化攜手出現，世界歷史的解釋模式也會基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更新。中國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目前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這將為歷史分析提供最為堅實的實證基礎。西方一些世界史研究者業已從歌頌“西方的傳統”視角，轉向多元文化視角或者歷史變動視角。在信息革命大潮的背景下，如何本著開放的視野，以全球觀照的胸懷，克服西方中心論，更加客觀地書寫符合全人類的歷史，成為各國史學界開展世界史研究的共同追求。參照已有的史學理論成果，基于非西方的現代化經驗，建立新的世界史理論體系，中國學者任重道遠，也目標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