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價值信息及其采集和指數構建研究

廈門大學曲曉輝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允價值信息采集及指數構建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AJY005），最終成果為同名研究報告。課題組成員有：張國華、張瑞麗、盧煜、王為、汪健、李瑩、陳林、黃炳藝。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旨在探索公允價值的科學屬性、經濟影響、信息采集和指數構建。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布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 13——公允價值計量》于2013年生效。我國財政部2014年1月發布并于7月開始實行《企業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計量》。我國第39號準則，是與IFRS趨同度極高的一項準則，也是公允價值在我國全面應用的里程碑，引發了很多理論和實際應用問題。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廣泛運用，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的會計判斷和盈余管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公允價值應用的主要難點在于相關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難以采集。由于我國市場發育程度和信息整合條件的限制，尚未建立起企業公允價值計量信息收集和定價系統，因此迫切需要一套可供操作的、專用與通用并重、分層級的公允價值采集指引。

該成果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探討公允價值及其影響，研究公允價值信息的采集問題，探討公允價值指數的形成機理并嘗試構建公允價值指數，為企業編報財務信息和投資及經營決策提供公允價值判斷依據，為國家有關部門宏觀經濟調控和市場監管提供估值和評價基礎,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機制的完善。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由八篇共二十四章及兩個附錄組成，主要內容包括公允價值及其指數篇、會計信息質量與定價功能篇、公允價值信息價值相關性研究篇、公允價值經濟后果研究篇、公允價值計量與管理層心理研究篇、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研究篇、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研究篇、商譽公允價值研究篇。兩個附錄，其一是公允價值信息采集及指數構建的調查分析，其二是公允價值會計適用性研究（英文）。

該成果在指數研究方面緊密貼近現實，基于實地調研和文獻及情況檢索，進行公允價值信息采集、數據庫和指數設計；在學術層面力求探索前沿性選題和開展創新性研究，豐富公允價值領域文獻，實現理論創新，并提供政策借鑒。

現將該成果的主要內容及創新概述如下。

第一篇，公允價值及其指數。

關于公允價值及其指數，課題組探討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和理論問題，并設計了公允價值數據庫和指數及其平臺。首先，對公允價值概念進行了討論，繼而進行了經濟學分析。課題組認為，公允價值應該從市場基礎、價格基礎、公允性和可獲性幾個方面來理解。在討論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后，課題組提出公允價值可以理解為是資產或負債交換價值的貨幣表現，是資產或負債在交易日的市場價格。但是，正如馬克思所闡述的，同一商品生產者或消費者不可兼得同一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那么，同一資產或負債也不能同時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商品生產者或者擁有使用價值，或者通過讓渡使用價值而換取價值。從這一意義上講，沒有交換作為參照而獲取的公允價值輸入值是不具有經濟意義的，因而我們構建的公允價值指數將之排除。

課題組還從公允價值賴以應用的市場及市場環境出發，探討了公允價值的輸入值層次及其所適用的估值技術。我們從存貨、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性房地產、固定資產、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等方面探討了公允價值信息采集和數據庫算法構想。課題組回顧了指數研究，探討了公允價值指數及其平臺建設問題。課題組認為，公允價值指數適合采取指數平臺的方式，主要利用現有成熟的指數，并適當開發專用指數。公允價值信息采集及指數構建的工作重點在于對相關指數進行整合和改進，以形成綜合的信息查詢平臺。

第二篇，會計信息質量與定價功能。

課題組實證檢驗了會計準則與會計信息質量的相關性，發現對于基礎性信息質量特征而言，國際趨同的會計準則的價值相關性得到了顯著提高；然而原則導向、引入公允價值的準則賦予管理層更多的選擇和判斷空間，以致在降低盈余平滑和增強中立性的同時，也加大了操縱性利潤規模和降低了穩健性。關于財務報告與會計信息定價功能，課題組認為受托責任觀下，財務報告通過反饋可靠的業績信息，降低事后評估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發揮著治理功能；決策有用觀下，財務報告通過提供相關的決策信息，降低事前決策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發揮著定價功能，對后者公允價值至關重要。

第三篇，公允價值信息價值相關性研究。

關于公允價值信息價值相關性，首先，課題組檢驗了公允價值變動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發現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信息之于股票收益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價值相關關系，投資者情緒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信息之于股票收益率的價值相關性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控股股東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目謀取控制權私利的行為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信息之于股票收益率的價值相關性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作用。其次，檢驗分析師評級和投資者情緒與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發現長期股權投資重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而確認的公允價值與股票價格具有顯著的價值相關性，證券分析師關于買入和增持的評級，對績優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確認信息之價值相關性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課題組還檢驗了投資者情緒和資產證券化與公允價值信息含量，發現IPO核準公告具有顯著的信息含量，而且與IPO公允價值信息顯著正相關。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特殊性，散戶在IPO市場中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機構投資者行為對IPO核準公告信息含量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投資者情緒與IPO核準公告的信息含量正相關，而且顯著影響IPO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

第四篇，公允價值經濟后果研究。

關于公允價值經濟后果，課題組首先檢驗了會計信息與分析師的信息解釋行為的相關性，發現分析師更傾向于解讀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含量較高的財務報告、解讀會計信息可比性程度較高的財務報告、解讀利潤表的公允價值信息。其次，課題組檢驗了公允價值計量與IPO投資者情緒定價之關系，發現公允價值計量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抑制了會計信息不對稱驅動的IPO投資者情緒定價，提升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市場發展水平越高，公允價值計量項目的盈余管理空間越小，市場發展水平的提升對于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決策有用性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公允價值計量提升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抑制了IPO定價的非理性成分，提升了市場的IPO定價效率。

第五篇，公允價值計量與管理層心理研究。

關于公允價值計量與管理層心理研究，課題組首先檢驗了管理層嫉妒心理、薪酬水平與公允價值計量問題，發現公允價值變動引起的盈余波動導致管理層嫉妒心理增加，以追求更高的薪酬；而公允價值損失會導致具有嫉妒心理的管理層降低薪酬；在國企中，管理層權力與公允價值計量和嫉妒心理正相關，在非國企樣本中，管理層權力與公允價值計量導致的嫉妒心理負相關，說明產權性質不同，管理層權力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其次，課題組檢驗了公允價值計量、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融資決策的關系，發現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公司，其過度自信的管理層會選擇更為激進的負債結構；公司是否持有公允價值計量的債券、資產等對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是否會選擇更為激進的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無關；公允價值計量資產的盈余波動與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提高短期借款比率的行為正相關，與長期借款比率無關；持有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會增加過度自信的大股東股權質押的概率，同時增加股權質押的比例。

第六篇，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研究。

關于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研究，課題組首先以交易性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對未來收益的預測模型的回歸殘差，代理公允價值的預測能力，檢驗公允價值的預測能力對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的影響，發現交易性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預測能力對其價值相關性有正向影響，后者隨著公允價值預測能力的提高而增強。其次，課題組基于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探討了金融工具會計準則的國際發展，認為新的金融工具準則導致主觀判斷增加，將影響會計信息可靠性并加大監管難度，新金融工具準則對公允價值的廣泛應用將降低會計信息的可比性。

第七篇，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研究。

關于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的研究，課題組首先檢驗了投資性房地產計量模式選擇的動機及影響因素，發現資產負債率高、管理層持股比例高、投資性房地產比重高的非國有上市公司傾向于選擇公允價值模式；投資性房地產在總資產中所占比重越大，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模式的可能性越大；實際控制人為非國有的公司采用公允價值模式的可能性更高，實際控制人為國有的公司更愿意采用成本模式以便在需要時通過處置投資性房地產進行盈余操縱；房地產市場是否活躍對計量模式選擇沒有顯著影響。其次，課題組檢驗了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計量層次的適用性，發現公允價值計量的三個層次并不完全適用于我國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的計量；公允價值的應用具有明顯的行業特征，以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為主；公允價值估值方式和估值方法的選擇都與市場化程度密切相關；我國投資性房地產全面應用公允價值的市場環境尚不成熟。最后，課題組檢驗了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計量與股價同步性，發現投資性房地產項目的公允價值計量擴大了管理層的盈余管理空間，投資性房地產項目的真實公允價值成為管理層控制的私有信息，私有信息融入股票價格，降低了股價同步性，但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項目金額與股價同步性顯著負相關；會計信息透明度提高了投資者挖掘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私有信息的邊際成本，抑制了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披露金額與股價同步性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第八篇，商譽公允價值研究。

關于商譽公允價值研究，課題組首先檢驗了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發現商譽減值與股價和股票收益均顯著負相關；虧損公司由于存在大清洗動機，其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較低，高質量內部控制和高質量內部審計則顯著加強了商譽減值的價值相關性。其次，課題組檢驗了商譽減值與分析師盈余預測之關系，發現上市公司是否發生商譽減值以及減值的規模均與分析師盈余預測顯著相關，即商譽減值降低了分析師盈余預測的準確性，提高了分析師盈余預測的分歧度，并且減值規模越大，不利影響越顯著；商譽減值對分析師盈余預測的不利影響僅存在于負向盈余管理行為的公司中。最后，課題組檢驗了商譽減值的盈余管理動機并取得了證據，具體表現為盈余平滑和“洗大澡”；公司業績、CEO特征、債務與薪酬契約以及外部監督機制均會對商譽減值造成影響；審計質量和股權集中度抑制了管理層盈余管理動機下的商譽減值行為；商譽減值的確認存在不及時的問題，且平均滯后一到兩年。

附錄一，公允價值信息采集及指數構建的調查分析。

本課題組為考察不同行業主要產品的公允價值獲取途徑和征詢公允價值指數設計建議，組織了課題組成員先后到五省區典型行業的多家企業進行實地走訪調研，不但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數據和資料，而且通過訪談了解到公允價值計量和公允價值指數構建面臨的實際問題和實務界人士的期待和忠告。

附錄二，公允價值會計適用性研究。

關于公允價值會計在轉型經濟國家的適用性，課題組從制度變遷角度實證檢驗我國上市公司盈余和賬面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發現較之成熟市場，上市公司的盈余和賬面價值的價值相關性隨著會計規范的改進和市場機制的發展顯著提高，盈余的增量價值相關性保持穩定并且顯示輕度降低的趨勢；賬面價值的增量價值相關性顯著增加；未發現由于會計準則與IFRS趨同及之后的公允價值會計采用，公允價值會計對盈余和賬面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的改善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