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馬擁軍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需要結構的生產和經濟空間的擴張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4BZX014），最終成果為專著《需要結構的生產和經濟空間的擴張》。課題組成員有：劉珍英、孫健。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自黨的十八大以后出現的“經濟新常態”，它表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在發生變化。主要矛盾變化所蘊含的經濟結構升級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客觀要求使“需要結構的生產”和“經濟空間的擴張”之間的關系這一樞紐問題凸顯。但黨的十八大報告的提法仍然是三個“沒有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澄清問題，課題組首先研究了何為“需要結構”，何為“經濟空間”，兩者的關系在經濟新常態下又如何演化。在這一基礎上，課題組確定該課題的研究定位既不是哲學，也不是經濟學，而是“經濟哲學”。該課題論證的框架就是在經濟哲學的學科定位中確立的。

狹義的經濟是指物質生產，廣義的經濟卻是指服務的增長所帶來的需要的滿足，而人的需要不僅包括物質需要，還包括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社會需要、生態需要等，就如個人需要除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外，還有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塑造和自我實現的需要等。如果說，社會的物質需要或個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通過物質生產來滿足，那么，其他的需要即所謂“高級需要”，則必須通過馬克思所說的“全面生產”包括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個性的生產等加以滿足。該成果是要研究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后，隨著需要結構的變化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的出現，如何進一步擴展經濟空間，實現新時代的經濟結構升級和社會結構轉型。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要把握需要結構的生產和經濟空間的擴張，首先必須了解“需要結構”和“經濟空間”的概念。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

1.研究對象：對需要結構和經濟空間概念的澄清

（1）需要結構

馬克思把需要分為三個層次，即自然需要（或物質需要、肉體需要）、社會需要和個性需要。馬斯洛把需要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些需要的組合導致不同的需要結構。其他各種各樣的需要理論都沒有超出馬克思和馬斯洛。但馬克思與馬斯洛不同，馬斯洛主要是從個人角度研究需要的層次和結構，而馬克思則從歷史角度研究需要的層次和結構的生成。從歷史角度看，需要層次和結構有一個從增長到異化再到人化的過程。尤其是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的需要，在短缺經濟時代異化為權力和資本的需要，到過剩經濟時代則重新為經濟空間的擴張提供條件。

（2）經濟空間

狹義的經濟就是“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產出”，其核心是節約原則。但在“經世濟民”的意義上，經濟有其宏觀存在。這就決定了經濟有其增長的空間。經濟增長空間包括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實現經濟空間的擴張必須以處理好土地與人口的關系為前提，因為自然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是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增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經濟空間的擴張必須以處理好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為前提，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是價值量即貨幣和資本財富的增長。貨幣和資本是以物的形態出現的人與人的關系，即物化的社會關系，由此決定了其增長空間屬于社會空間。

除了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這兩種增長空間以外，滿足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需要的全面生產還提供了全面發展的空間和自由發展的空間這兩種經濟的發展空間。但是，隨著社會關系財富和個性財富的出現，“經濟”的含義也由物質生產擴展到社會關系生產和個性生產。財富的衡量標準不再是體現在貨幣和資本中的抽象勞動時間，而是自由時間。謀生的時間越短，自由時間越長，人越富裕。但自由時間本身是有限的，如何充分利用它就成為新時代的經濟問題的中心。經濟空間由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向全面發展空間和自由發展空間的擴張，則是這一問題得到成功解決的外在表現。

2.研究方法：唯物辯證法的跨學科應用

該課題屬于經濟哲學研究。經濟哲學要突出的是，任何經濟學無不代表一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唯物史觀作為指導思想，以唯物辯證法作為方法論原則。歷史條件變化并未改變這些規定性，但確實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人們的財富觀造成巨大沖擊，一方面為經濟空間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又為進一步擴張設定了界限。必須深入研究這些變化，努力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解決問題的新的學科視野。

3.成果的三段式結構

除了緒論部分之外，該成果分三篇，即理論篇、歷史篇和實踐篇，以及一個結語。

理論篇在澄清該課題的研究目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從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高度，展開需要結構的生產和經濟空間的擴張之間的內在邏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人的全部生命活動即“生活”出發的。在馬克思看來，人的生命活動本質上是人的對象性活動。由此，他不僅超越了哲學上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對立，而且超越了唯靈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對立、倫理學中的義務論與效用論的對立。遺憾的是，盡管恩格斯明確指出“現代唯物主義……已經根本不再是哲學，而只是世界觀”，“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于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長期以來人們主要關注的仍然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世界觀，忽略了他們的情感論世界觀和意志論世界觀。這必然導致把需要肢解為求知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和意志的需要，并把求知的需要（純粹的“好奇”）凌駕于其他需要之上。

歷史篇中涉及的歷史不是通常的含義，即不是僅僅指與“過去”聯系在一起的“歷史”，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含義，即“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在這一部分既概括和分析了作為經濟增長空間的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及其自我擴張、自我否定和自我揚棄的基本規律，又展望了作為經濟發展空間的全面發展空間和自由發展空間的萌芽產生和被經濟增長空間所抑制的過程，從而展現了經濟空間的擴張所蘊含的內在結構的自我矛盾以及這種自我矛盾所內含著的自我揚棄、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實踐篇中講的“實踐”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實踐”即“人類能動的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而且是馬克思、恩格斯意義上的“革命的實踐”即“環境的改變和人的自我改變的一致的活動”。這一部分從經濟空間的擴張所蘊含的內在矛盾出發，從多角度、多側面探討需要層次的提升和需要結構的改變對經濟空間由增長空間向發展空間的擴張所產生的各種影響，研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如何通過經濟空間的擴張實現經濟結構的升級和社會結構的轉型。它要求實現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根本變革，其中由貨幣價值觀和資本價值觀向人本價值觀的轉型具有根本的意義。

在實踐篇中，課題組除了考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勾勒出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程外，重點研究產業升級中所表現出的產品過剩和資本過剩，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考察由這種變化帶來的經濟形態的變化，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

（二）重要觀點

第一，人的所有需要都是歷史地生成的。社會關系將人的自然需要轉化與升華為社會性需要，這才是真正意義的“人的需要”。所以盡管人的自然需要（飲食男女）基本保持不變，但人的需要結構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由此可探索人的需要體系的內在結構及其生成與演化的邏輯。馬克思揭示了“需要產生需要”的邏輯，由此可考察需要體系的生成與演化。

第二，人的需要是一個有層次、有結構的整體。從需要的主體看，可以把需要劃分為社會需要和個體需要，從需要的水平看，分為生存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從需要的層次看，分為生理需要、完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所有這些需要都是在社會關系結構中生產與發展的。

第三，當代中國社會關系變革帶來的需要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城鎮化（從農村社會關系到城鎮社會關系）、社會主義市場化（從傳統人情社會到市場關系與法制關系）、對外開放（國際關系變化對中國社會關系及其需要結構的影響）、反腐敗中建立的新型官民關系等社會關系的深刻變化，必然對經濟空間的擴張帶來影響，需要高度重視。

第四，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所引起的新的交往形式對人的需要結構產生巨大影響。一是現代通信網絡（如手機通信、互聯網、物聯網、微信、博客等），二是現代高速交通工具（如高鐵、城際鐵路、私家車等），三是將要出現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微能源體系）等，深刻地影響人與人的交往方式與生活方式，從而深刻改變人與社會的需要結構，并且生成了人類社會的新的公共生活空間。

第五，新時代必須關注對人的需要的異化形態的批判與揚棄。西方學者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對需要異化的批判值得認真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六，遵循需要結構生產的邏輯，把潛在的需要結構變成經濟空間的社會關系結構。資本積累所產生的貧困積累扼殺大眾消費空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立足于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體系，把人與社會的健康的潛在需要變成有購買力的需要，由此開拓社會生活的廣闊經濟空間。只有用需要結構的升級帶動經濟結構的升級，揚棄資本的空間邏輯，才能超越“市場烏托邦”，為人自身的全面再生產奠定基礎。

（三）政策建議

第一，21世紀中葉要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必須把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轉移到滿足更高級需要的非物質生產中去，超越單純從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角度理解經濟空間的狹隘性，把它擴展到全面發展空間和自由發展空間。

第二，要關注長期的短缺經濟對人們社會關系的影響，尤其是它所造成的心理慣性，否則全面發展空間和自由發展空間將得不到關注，從而把經濟新常態變為西方發達國家式的長期停滯的經濟病態。

第三，加強社會關系的生產和人自身的再生產體系的建構，要像重視科技創新和制度一樣重視新的生產方式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