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智航，系山東大學法學院教授、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元宇宙等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正在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場工業革命在進一步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國家治理模式的深層次變革。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依托的法治，在要素、場景、功能、思維和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并日益邁向數字法治這種法治文明的新形態，數字法學應運而生。范疇及其體系是人類在一定歷史階段理論思維發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門科學成熟的標志。推動數字法學走向成熟，進而形成自主的知識體系，首要之義是重視總結認識成果，使之概念化和范疇化，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套成熟的范疇體系。數字科技的發展，為建構中國自主的數字法學范疇體系帶來了巨大契機。

首先，數字技術給法學知識體系帶來的諸多嚴峻挑戰，要求中國法學界主動反思、更新變革既有法學范疇體系。從根本上講，當前的法學知識是建立在工商業社會基礎之上，主要圍繞物理空間、公法私法、權利義務等展開。數字技術促進人類社會從工商業社會走向數字社會，數字法學試圖回應數字生活的法律化和法律生活的數字化兩種發展趨勢，為數字時代的法律發展和秩序構建提供理論闡釋和價值指引。因此，有效處理數字法學知識體系與既有法學知識體系之間的關系，是建構自主數字法學范疇體系的前提。具體而言，有以下三種路徑：一是延續部分范疇，如法律主體、法律價值、法律精神等；二是更新部分范疇，如法律行為、權利、權力等概念在數字時代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需要結合時代特點進行更新；三是超越部分范疇，在傳統意義上，法學主要圍繞物、人身、精神產品和人的行為來展開研究，而數字法學更為關注數據、算法、數字治理等問題，為此需要創設一部分新概念和新范疇。

其次，當代中國數字法治的生動實踐為自主數字法學范疇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范疇是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反映事物本質屬性和普遍聯系的基本概念，凝結著人類的思維成果，投射著整個世界和全部生活。因此，人類的實踐是范疇形成的活水源頭。當前，我國正積極開展數字法治實踐，加強推進數字立法、數字司法、數字警務、數字檢察、數字法律服務等，并將數字科技與法治建設的深度融合作為法治建設新動能新優勢。我國的數字法治實踐走在世界前列，積累了大量經驗，也遇到了一些難題，這為中國數字法學的自主性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研究素材，我們可以從這些經驗和難題中概括和提煉數字法學的一些概念和范疇。

最后，全球數字治理秩序的構建需要數字法學作為理論支撐。當前，數字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并以超強的穿透力和聯結力將更多國家和個人卷入數字化浪潮。在此進程中，西方國家試圖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延伸到全球數字治理，并在權力結構和制度結構中繼續奉行狹隘利己主義的價值觀。這與互聯互通、共建共享、互利共贏的數字治理基本精神相悖，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數字治理秩序迫在眉睫。為此，我們除了需要對網絡空間人類命運共同體、數字正義等展開理論研究外，還需要對數字貿易、國家主權、數字領域爭端等具體概念和范疇進行深入分析，這也是我國參與國際數字治理并建立話語權的一項重要基礎。

數字法學是研究數字社會中可數字化的客體、行為以及相關權利義務關系的新興學科，關注數字技術的前沿發展和運用。建構中國自主的數字法學范疇體系，既要關注技術發展，也要跟蹤法治進程；既要扎根中國實踐，也要具有全球視野。

一方面，協調“技治”與“法治”的關系。數字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在數字化轉換的前提下，依托互聯網，從最具有基礎性意義的技術保障和運作機制層面，解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在自身實用功能和制度紅利的影響下，數字技術被廣泛運用到商業、立法、執法、司法、法律服務等活動中。在此過程中，過去人與人之間直接相互的關系逐步演變為人與人之間經由數字技術而形成的關系。然而，數字技術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隱蔽性，體現著強烈的工具理性邏輯，甚至可能造成過分偏重和依賴技術工具而忽視人們實際訴求的局面。因此，建構中國自主的數字法學范疇體系，需要有效協調“技治”與“法治”的關系。在建構中國自主的數字法學范疇體系時，需要充分考慮數字技術運行的基本邏輯和數字法治的技術架構。提煉和升華的法律概念和范疇應當適應數字科技發展的需要，符合科學的基本精神。例如，在提煉“智慧司法”這一概念時，首先需要明確智慧司法的技術架構、運行規律以及數字技術當下存在的不足，然后結合司法的特點進行概念構造。同時，需要用主流價值觀和法治精神去校正數字技術手段選擇的偏差，防止對公民個人權利和政府權力的侵蝕。

另一方面，平衡自主性與開放性的關系。數字化具有的開放性、虛擬性和交互性，有力解決了跨越地域空間限制而進行有效連接的問題，在成為推動國際合作的重要工具的同時，也為國際安全帶來了新風險，為大國關系注入了新內涵。建構中國自主的數字法學范疇體系，必須對這一時代背景進行有效回應，正確處理自主性與開放性的關系。所謂自主性，主要強調的是數字法學范疇體系的建構必須充分思考中國的歷史延續、社會條件和現實需要。我們除了強調將“中國”作為探詢因果機制的邊界條件之外，還要強調中國問題的世界意義。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科技對于法治建設的意義，并在數字立法、數字執法、智慧司法、數字警務、數字法律服務等方面展開了豐富的實踐。這些生動實踐及其背后折射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應當是中國自主的數字法學范疇體系建構的基本前提。我們應充分總結當下中國數字法治建設實踐，并在此基礎上展現當代中國數字法治建設的普遍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強調中國數字法學的自主性，并不是要建立一套封閉的數字法學的概念和體系，而是要在席卷全球的數字化浪潮中提高學術溝通和對話的能力，貢獻全球數字治理的中國方案和智慧。因此，中國數字法學范疇體系的建構應當充分洞察大國在數字領域進行的博弈和全球數字治理技術對數字“新賽道”的鉗制，并對數字社會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不同國家和地區信息鴻溝不斷拉大、現有網絡空間治理規則難以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等問題進行有力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