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徐興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五經總義’類文獻與經學史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BZX047），最終成果為論文集《“通義”的形成——漢代經學的思想與話語》。課題組成員有：張宗友。

經學文獻是中國思想文化典籍文獻的核心組成部分，而“五經總義”類的文獻對考察經學史、思想史等具有重要的價值。對這類文獻進行思想史和經學史意義上的研討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五經總義”類文獻大多以“通經釋義”為主要內容，肇始于《禮記·經解》，其后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孝經類”中的《五經雜議》類的雜說。受漢代今古之學、章句之學辯難等因素的影響，東漢通論經義和辯論異同的經學文獻層出不窮，如班固《白虎通義》、馬融《春秋三傳異同說》、沛王輔《五經通論》、許慎《五經異義》等，《隋書·經籍志》總稱為“五經總義”，附于《論語》類之末。至《舊唐書·經籍志》列“七經雜解”，此類文獻始著錄為“經解類”文獻，為后世諸多書目沿用。清代納蘭成德、徐乾學編《通志堂經解》、朱彝尊《經義考》等又分別名為“總經解”和“群經”類；《四庫全書總目》仍以“五經總義”為目；民國孫殿起《販書偶記》于“諸經總義”之內別立“諸經目錄”“諸經授受源流”“諸經文字音義”等子目。1959年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立“群經總義”之目，內分“傳說”“圖”“文字音義”“群經授受源流”“序錄”“摘句”“石經”等7小類，目錄的細化說明“五經總義”文獻的發展過程。

清初朱彝尊《經義考》中著錄“群經”類著作達400多種，其中自注存者僅90多種；《四庫全書提要》“五經總義類”，著錄東漢至清代著作31部，存目43部。由于清代經學和文獻學極為發達，考輯諸多亡佚古書，至《中國叢書綜錄》“群經總義”類已著錄約360種。其中或為原帙，或為輯佚，蔚為大觀。自宋代鄭樵《通志》、王應麟《玉海》、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至清代朱彝尊《經義考》《四庫總目》等均對此類文獻在著錄時加以輯考，一些公私書目亦對其版本加以著錄，奠定了目錄版本研究的基礎。清代的輯佚和校注成果豐富，如《玉函山房輯佚書》《黃氏逸書考》等清代輯佚叢書皆對“五經總義”類文獻加以鉤稽；陳立《白虎通疏證》、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等皆是在輯佚的基礎上再加校注的力作，為進一步整理此類文獻樹立了范式。近年來，臺灣編譯館主持編纂出版了“十三經著述考”叢書，其中《群經總義著述考》（上、下冊，季旭昇編著，2003）著錄先秦至民國初年此類存、佚文獻2082部并匯輯、考辨相關著錄與考證文字，堪稱此類文獻目錄和敘錄的集大成。但分類過寬，如將一些群經的注疏匯刻和緯書一并納入，且著錄既有繁多又有遺漏。

“五經總義”類文獻的研究大多處于文獻整理階段，經學史與思想學術史的研究，國內外學界尚待深入，缺乏系統的描述與闡論，是一個亟待進行整體或深入考察的文獻類別。

該成果集中對漢代“五經總義”類文獻與經學制度和思想史展開了研究。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是“五經總義”與經學制度關系的研究，涉及五經通義類文獻與經籍制度、學官制度、講習制度、選舉制度等方面，屬于該項目的外部研究，由《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約21000多字）、《議郎與漢代經學》（約28000多字）兩篇論文組成。《東漢古學與許慎〈五經異義〉》一文發明了經學目錄學中“通義”一詞在漢代經學中的定義，指出通行的、由《隋志》發明的“五經總義”的文獻概念受到佛教的影響；分析了“通義”類文獻在東漢出現的主要原因在于東漢經學辯論的興盛，進而從漢代經學“求同存異”的文獻學原則出發，考察了官方博士經學與古學等學官體系外的民間經學之間通過比較“異同”而并存的現象；基于對《五經異義》這樣的東漢“五經總義”類文獻的歸納分析，糾正了自清代以來，經學史認為今、古學互相排斥，古文不講章句、專守學術的觀點；指出今、古之學多數經義皆相同，且古文為爭得學術話語權，亦多效仿博士經學的學術制度，撰寫章句，建構師法。《議郎與漢代經學》一文在歸納兩漢史料的基礎上，討論了漢代中央職官的郎官系統內的議郎制度，以此展示了漢代經學史研究中從未涉及的經學團體，分析了這個博士經學體系之外的經學特征，特別是其中不拘守師法家法的風格，揭示了漢代經學古、今之學融合辯論并形成通義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因素。

第二方面是“五經總義”與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屬于該項目的內部研究，由六篇既獨立又相互呼應的論文組成，結為書稿《“通義”的形成——漢代經學的思想與話語》，約14萬字。在細繹傳統經學解釋的前提下，通過選取具體的問題與角度，運用文本分析、話語分析，知識歸納等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入討論漢代經學的“通義”，發掘漢代經學的“公共話語”體系及其生成機制。六篇論文既有關于整個經典體系中義理結構的剖析，又有關于貫通五經的通義的研究，還有對“五經通義”的形成做出的開創性討論，為推進“五經總義”類文獻的研究提供了創新性的嘗試與示范。

第一篇《從“六經”到“七經”——先秦兩漢經學文獻體系的思想史考察》，對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首列的經學綱目——“六經次第”進行了歷史與邏輯的分析，認為其中“以《詩》為首”的次第是早期經學的“六經次第”，代表著先秦君子教育傳統中的《詩》《書》《禮》《樂》之學與巫史系統中的《易》與《春秋》在先秦儒學中的結合，反映了先秦儒學基于自身的思想體系吸納其他文化資源，建構適應時代變化的天人之學的努力；“用《易》居前”的次第是漢代經學以《易》與《春秋》作為主軸建構得更加體系化、抽象化的“六經次第”，其中包含著漢代陰陽五行學說的宇宙論框架，是漢代經學整合統一學術文化的話語體系；“《孝經》為初”則是東漢以《孝經》和《春秋》為主軸的“六經次第”，其中反映出東漢士族興起，經學重視社會倫理秩序建構的趨勢。在這樣的思潮當中，《孝經》上升為經典，與“六經”合稱“七經”。三種形式既是先秦、西漢、東漢三個時期經學思想建構的過程，又充分表明了先秦兩漢經學所特別具備的建構經典體系中義理結構的自覺意識，體現了經學文獻體系和思想綱領形成的歷史脈絡與邏輯層次。“六經次第”是中國歷代經學通論、經學歷史首先要論述的內容，也是中國經學的第一通義。該文的創新之處在于運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首次揭示了“六經次第”觀念中的歷史場景及其作為經學“通義”的價值和意義。

第二篇《〈春秋繁露〉的文本與話語——“三統”“文質”諸說新論》，對有關《春秋繁露》文獻與作者真偽的考證工作進行了反思，指出這部被認為由西漢《公羊春秋》學的開創者、最具創發性的思想家董仲舒撰寫的通論《春秋》經傳的文獻是經過不同時代編輯的文本，只有在清儒的學術工作基礎上，將扎實細致的文獻疏證的工作轉化為文本與話語研究，考察文本的歷史語境，確定話語特征與時代歸屬。通過與《漢書·董仲舒傳》所載《天人三策》以及漢代諸多思想文獻的比較，分析了《春秋繁露》運用六經和數術兩套話語體系進一步建構了“《春秋》之道”，其中的“三統”“文質”等歷史周期說主張變革與損益前代制度，以孔子作《春秋》寄托的“王道”作為具有指導意義的“新王之法”，以漢代周；而西漢中后期興起的新“三統”說，以《春秋左傳》為根據，主張天、地、人“三統”遞相繼承，主張繼承傳統禮樂文化，以漢繼周，這標志著西漢中后期政治思想的重大轉折。自東漢《白虎通義》即以“三統”說與“文質”說為兩說，但是通過對《春秋繁露》的分析，揭示出“文質”說的禮制結構，與“三統”說相輔相成，并非兩說，從而由話語的特征確定了《春秋繁露》的思想與時代歸屬。“三統”“文質”是由西漢《公羊春秋》學創發的，貫穿于漢代各家經說中的“微言大義”，歷代經學歧說紛紜，該文運用史料比較與話語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說。

第三篇《釋“詩者天地之心”》，深入考察貫穿于漢代齊《詩》和《詩緯》中的通義。漢儒自董仲舒起，改造戰國以來道家等諸子學說中的“天心”“天地之心”等宇宙觀念，賦予宇宙以道德稟性，開創了用儒家經典配合陰陽五行等思想與數術知識推算天道、占測天心、言說災異，使六經轉變為政治、道德與文化的數術話語。傳統的《詩經》學主張“《詩》言志”，是人內心情感的抒發，而漢代齊《詩》與《詩緯》創發出“詩者天地之心”的宇宙論命題，賦予《詩經》三百篇以天道的內涵；在此命題下建構了“四始”“五際”“六情”等貫通《詩經》中的“通義”，其方法依仿孟京《易》學，將《詩經》三百篇作為律歷中的一年日數周期，占測《詩》中的“天心”，推測社會風俗和人民的性情。在經學的影響下，“天心”“天地之心”漸而流為兩漢以降政治、學術、宗教的話語，而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又以“天地之心”作為“道心”，建構起“文心”之觀念，漢儒提出的命題轉而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形上學理論提供了資源。齊《詩》與《詩緯》的經說已經不存，清儒做過文獻輯佚與解釋工作，該文首次對其做了經學思想史和文學思想史的綜合研究。

第四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諸說辨析》，從唐代《尚書正義》中尋求漢代《尚書》學的思想的綱領；從解釋史的角度推考、分析東漢經學家鄭玄提出的《尚書》家“三科之條，五家之教”的經義內容。此說自漢唐至清代，諸說分歧，含混不清。清儒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始創新說，認為是漢代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的判教綱領，所謂“‘三科’者，古文家說；‘五家’者，今文家說”。段說影響甚大，至現當代經學史研究多以此為定說。但清代、民國以來，也有學者表示反對，諸家的考辨和結論體現出不同的學術方法和學術立場。本文綜合漢代經學史料與諸家之說，在一一辨析諸家解釋的背景、方法的基礎上，指出清代今文經學家魏源的考釋最接近漢代經學的歷史語境，鄭玄之說當為漢代今文學派，即博士經學的《尚書》學觀點，體現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經義，因此成為漢代《尚書》學的“通義”。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將解釋史的結論與語境分析結合起來，還原漢代經學通義的內涵。

第五篇《論漢儒“太平乃制禮作樂”的思想》，以《白虎通義》中“太平乃制禮樂”作為透視漢代經學與漢代政治制度關系的角度，梳理源自先秦道家、法家的“太平”思想以及戰國秦漢間逐步儒學化的過程，進而辨析董仲舒《公羊春秋》提出的“改制作樂”與“制禮作樂”觀念的歷史語境和二者之間的界限與差異，總結出儒家實現政治理想的條件與規定：新的王朝應該改正朔以應天命，但不可制禮作樂；必須首先運用以人性為基礎的先王之樂教化人民，等到政治太平、天下大治之后，才能興作一代禮樂。興作新的王朝禮樂，樂須更新創作，而禮只能損益前代，不可更新。制禮作樂的重心，漢儒專注于興文教、移風俗，將明堂、辟雍、庠序三事作為“制禮”的主要內容；而以雅樂作為“作樂”的主要內容。與儒家的理想不同，秦漢王朝現實政治中的制禮作樂則專注于封禪、巡狩等國家典禮建構，宣示權威和帝王統治的長久。兩漢經學憑此經義與漢制之間形成了既合作又緊張的關系，經義在漢代政治現實中得以創發，形成漢代奏議與經說兩種表達思想的話語形式。該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將歷史語境與文本語境進行比較，揭示了漢代經學“通義”的時代特征。

第六篇《通義的形成——〈白虎通義〉的話語機制》，回顧了東漢“五經通義”類文獻中的代表性文獻《白虎通義》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就思想史研究與文獻學研究兩方面進行了方法論的反思，提出應該研究經學“通義”的歷史含義及其話語生成的問題。通過分析、回顧清代今文經學從禮制入手研究漢代《公羊春秋》學，又從《白虎通義》的禮制結構入手通治五經的現象，借鑒、回歸他們的治學方法，從三個角度歸納出《白虎通義》文本的歷史語境和“通義”形成的話語機制。首先是漢代經學內部存在的求同存異的學術制度，包括校讎學的原則和經學融合制度。通過分析，總結出漢代民間古學與博士今學大同小異的現象，并在《白虎通義》的文本中得到印證。其次是禮制結構下的話語場域，包括禮學在傳統經學中的意識形態化傾向、《王制》的禮樂政教體系、《公羊春秋》學尋求禮義的思想傾向、《禮記》類文獻的通論形式、《通義》《異義》的文本形式皆以禮制為綱等因素。最后是宇宙論框架下的數術知識構成的話語權威和常識證明，指出《白虎通義》中缺乏儒家經典依據的經義多運用數術知識加以闡說的現象，由此分析《白虎通義》援引讖緯文獻證成經義的歷史原因。該文的創新之處在于從“五經通義”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經學研究視域，在方法上既吸收傳統經學的解釋方法，又運用文本和話語解讀的方式深化了經典解釋中的問題意識，從而深化了《白虎通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