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曉青，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黨指揮槍、建設自己的人民軍隊，是黨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黨指揮槍，這是我們建軍、強軍的根本原則。縱觀黨的歷史，這一原則的確立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奠基于三灣改編，定型于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千千萬萬革命將士矢志不渝聽黨話、跟黨走，在挫折中愈加奮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鑄就了拖不垮、打不爛、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鋼鐵雄師。”毛澤東同志也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是歷史的經驗與昭示，也是現實的需要與呼喚，關乎黨、國家和軍隊的前途命運，必須毫不動搖長期堅持。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于南昌起義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從慘痛教訓中認識到了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做出了進行武裝起義的決定。之后，黨組織精心策劃，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起義之前，根據中央的部署，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為委員的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的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堅決貫徹中央的決定，對起義中的重大事宜進行了精心籌劃。作為起義總指揮的賀龍，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起義前，周恩來去看望賀龍，把行動計劃告訴他，并征詢他的意見。賀龍毫不遲疑地向前委書記周恩來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頁）在起義的過程中，以總指揮賀龍為代表的進步人士，始終團結在黨的前敵委員會這個領導機關周圍，按照黨的命令行事。新中國成立后，賀龍在參觀八一紀念館時曾指出：“這里（指江西大旅社）不是總指揮部，總指揮部是在子固路圣公會內，大旅社是黨的前敵委員會所在，是領導總指揮部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南昌起義》，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68頁）這也反映出在南昌起義過程中，代表黨的前敵委員會對具體指揮軍事行動的總指揮部是領導關系。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2萬多人，在南昌城頭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經過4個多小時的激烈戰斗，起義軍占領了南昌城。根據中央的計劃，起義軍于8月3日陸續撤離南昌，南下廣東。在艱苦的條件下，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人陸續離隊，起義軍的戰斗力受到了很大損失。到臨川后，前委著重研究了加強宣傳教育的問題，著手整頓黨和軍隊的組織。但由于種種原因，10月初，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起義軍在轉戰途中為什么會失敗？原因當然是復雜的。當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通告進行了多方面的總結，其中就明確指出：“在這總的武裝暴動工農革命政策之下，黨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須有黨的指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81頁）黨中央從總結教訓的角度強調了黨對軍隊領導的至關重要。南昌起義部隊雖然受到很大損失，但這次起義卻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它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建革命軍隊和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使中國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舉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奠基于三灣改編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八七會議后，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發動武裝起義。8月9日，中央決定派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9月9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將參加起義的各路武裝5000余人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于湘贛邊界發動了秋收起義。起義最初確定以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為目標。起義軍雖然曾經占領了醴陵、瀏陽縣城和一些集鎮，但后來遭到了遠比自己強大的反革命軍隊的抵抗，再加上兵力分散、對敵情估計不足、缺乏作戰經驗等原因，起義軍遭受了很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東鄉上坪主持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部隊迅速到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澤東在文家市召開前委會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會議經過激烈討論，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放棄攻打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的意見。

起義軍南下途中處境十分困難，由于敵軍前堵后追，部隊一路艱苦作戰，總指揮盧德銘等指揮員犧牲，連續行軍，瘧疾流行，傷病員增加。而且當時隊伍中黨組織不健全，還存在軍官打罵士兵的舊習氣，整個軍隊的士氣都非常低落，有些人因為怕艱苦不辭而別。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賴毅，當時在這支隊伍中。他后來回憶說：“那時，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竟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這些問題不解決，部隊的戰斗力就無法保持，就很難繼續前進下去。

怎樣把這支革命武裝建設成為黨所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軍隊？毛澤東認為，關鍵在于加強軍隊中黨組織的建設。1929年9月29日，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時，毛澤東果斷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主要內容是：第一，把已經不足一千人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第二，在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規定長官不能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自由，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參加對部隊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第三，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設小組，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

三灣改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是把工農革命軍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奠基于此，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鄧小平后來談到三灣改編的時候說：“‘三灣改編’很重要。秋收起義部隊受挫，甩掉了追趕的敵軍來到三灣，在這個清靜的地方采取果斷措施，對這支面臨崩潰的部隊進行改編，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個創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頁）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定型于古田會議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在農村開展革命斗爭。1929年初，毛澤東率領隊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開創了新的革命根據地。在轉戰贛南閩西途中，由于離開根據地連續作戰，條件艱苦，部隊中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殘余等錯誤思想有所發展。在軍隊建設上，黨內產生了不同看法。有的把紅軍的任務看成只是單純打仗，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削弱黨的領導；有的公開提出要限制黨代表的權力，要求限制前委對紅四軍的全面領導，促發了紅四軍黨內關于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如何克服黨內和軍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把以農民為主的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當時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等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思考和探索，并逐步找到了解決辦法。

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急需召開紅四軍黨的代表大會。經過一個曲折的過程，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這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會議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重申：“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736頁）決議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727頁）。這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從這個原則出發，決議闡明了黨同軍隊的關系，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需要服從于政治，甚至認為“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觀點（《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第727頁）。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古田會議決議強調要重視加強思想政治建設，要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系統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在古田會議定型。古田會議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后來各地紅軍都先后貫徹這些思想原則，大大加速了人民軍隊建設的進程。只要跟黨走，一定能勝利，成為漫長革命道路上我軍將士的堅定信念。黨的領導，是人民軍隊始終保持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創造力、戰斗力的根本保證。推進強軍事業，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人民軍隊永遠跟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