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筑慧 蒼銘：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

作者：楊筑慧 蒼銘，分別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要優化學科設置，加強學科建設，把準研究方向，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述，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應遵循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科學揭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道理、學理、哲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演進、發展規律、文化形態、思想淵源、現代化進程等進行深入研究闡釋。

一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過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鑄就了偉大的中華民族。加快形成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首先，需要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進行史料的挖掘整理。從文獻整理實踐中可以發現，歷史時期中華民族內部各族群的“交往”，史料中通常表現為邊疆與內地、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互動，“交流”通常表現為文化上的學習互鑒，“交融”往往體現為民族之間的融合。經濟交往促進各族文化認同，文化認同促進民族融合，以交往、交流、交融為大主題，分門別類搜集整理并匯總相關史料，進行綜合研究，不失為一種可操作路徑。其次，需要注重“三重證據”史料的挖掘與整理。傳統的歷史研究注重二重證據法，即利用地下出土的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的相互印證，來論證中國歷史的問題。而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建設，還需關注民族學、民俗學調查的各種“口碑史料”以及民間文書，這也是被稱為第三重證據的史料。最后，需要特別關注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的挖掘與整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邊疆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一步跨千年”，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因此，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史料體系建設，應重視現當代史料的挖掘整理。

二

話語體系是一套科學、嚴密、有邏輯性的概念表達體系，是提升學術話語權的基礎。近代以來，梁啟超、李大釗、顧頡剛、費孝通等人不斷探索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的建構。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最早使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他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1917年，李大釗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中闡釋了對“中華民族”概念的認知，他說，“吾國歷史相沿最久，積亞洲由來之數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1939年，顧頡剛在《益世報·邊疆周刊》發表了《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強調“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學說。在學界的不懈努力下，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的建構不斷推進完善。但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學者否定、解構傳統的中國歷史敘事，其學術觀點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偏見。因此，我們需要對大量基礎性史料、基本概念、理論范式、研究方法進行深入探究，建立起一整套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掌握該領域的學術話語權。應繼續重視對中國各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互動往來等基礎性研究，同時借鑒政治學、民族學、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的新概念、新話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

三

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需要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立場以及深厚的學術基礎，打破學科界限，整合各學科力量，從多維視角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內涵與外延、邏輯結構進行深入闡釋。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19年，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四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建設，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必須對這些重要論述中蘊含的原創性貢獻進行深入挖掘闡釋。要深刻領會“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邏輯，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重大基礎性問題研究。注重培養青年專家學者，激發學界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潛心鉆研、厚積薄發，力爭多推出立足中國歷史、解讀中國實踐、回答中國問題的原創性理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