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傳統中國紙幣的發展路徑

作者：何 平，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學者，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治理視角下傳統中國貨幣與財政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益州交子務的建立特別是次年官交子的發行，標志著具有無限法償能力的新型貨幣形態“官方紙幣”的正式登場。官方紙幣發行之前多年的“民間交子”使用，直接由遠距離大額支付需求牽引。唐代飛錢的產生，就包含著“銅錢短缺”和“支付牽引”兩個因素。宋人眼中四川成都鐵錢區承繼“飛錢”的“交子”，也往往被偏重強調“飛錢以致遠”的功能。然而，四川鐵錢區的形成，本身就是銅錢短缺形勢下北宋中央政府的特殊安排。而且，交子誕生初期只是服務于大額交易，日常交易仍然需要小面額的鐵錢，流通中實際上是交子和鐵錢的搭配。交子產生后的歷程表明，“交子”這種符號化的“紙幣”貨幣形態，在四川鐵錢區仍然被人們從彌補貨幣短缺的方向加以運用，而且越往后力量越大，及至最后成為無根據發行竊取紙幣持有者利益的手段。這樣，傳統中國紙幣的發展路徑，在官方紙幣發行之后，便從大額支付的牽引，向彌補財政赤字的“鑄幣短缺”方向轉換。與近代西方銀行發行充當支付手段的信用貨幣性質的“銀行券”不同（內生于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盡管同樣是“紙做的貨幣”，傳統中國紙幣走的是一條國家強制的發揮流通手段職能的“國家紙幣”道路。

北宋益州“官方交子”向國家紙幣的轉變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益州交子務，開啟了“官方交子”的發行。在初期階段仍然沿襲民間交子的基本精神，有較為完備的制度設計。有固定的發行數額，交子一界發行125萬6340緡。有使用期限，兩周年一界，界滿換新，一貫繳納30文工墨費。有發行準備，一界準備為鐵錢36萬緡，準備金率達28.65%。這種基于交子使用者不會同時兌現的比例準備安排，客觀上為無準備發行提供了制度和技術上的可能。

四川官方交子向國家紙幣的轉變，具體表現為，第一，流通地域上，超越使用鐵錢的四川貨幣區，首先是四川交子擴展到四川之外使用，繼之在四川之外的陜西等地獨立發行交子。第二，價值保證上，從服務于民間經濟主體的比例準備發行，轉化為填補財政赤字的無準備發行。第三，信用保證上，從“收入民戶現錢便給交子”的兌現安排轉化為以“官司收受無難”的國家權威。

官方交子發行規則的改變，首先是將交子用于四川之外的陜西等邊防地區，服務于國防軍需物資的籌集。官方交子發行僅兩年后的天圣四年（1026年），在陜西轉運司，宋廷正式將交子用于“入中”。在秦州以及延、渭等五州軍入中的商人，給予一種期票式的“交引”，讓他們到四川的益州、嘉州等地兌取鐵錢或交子。“許客旅于前項五州軍，依秦州例，入納糧草，于四川益州支給見錢或交子，取客穩便請領”（《宋史》卷181，中華書局1985年版）。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及此前共兩次，在陜西使用益州交子共60萬貫直接支付入中貨款。“并無現錢樁管，只是虛行刷印”（李攸：《宋朝事實》卷15《財用》，中華書局1985年版）。這是四川官方交子定額之外的無準備發行。

與上述利用四川交子為邊防籌資不同，北宋神宗時期則直接在陜西諸路發行交子形成獨立的陜西交子系統。熙寧年間數次在陜西發行交子，三廢三行（參見何平：《傳統中國的貨幣與財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熙寧八年（1075年），宋神宗、呂惠卿與王安石一起討論陜西交子發行的可行性。在王安石看來，陜西缺乏鐵錢準備發行交子，既沒有公信力，也影響鹽鈔籌集邊防軍費功能。然而在宋神宗眼中，“但出納盡使民間信之，自不消本”（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2，“熙寧九年正月甲申”條，注引呂惠卿《日錄》），準備金并非交子獲得信任的條件。

在四川內部的交子流通區域，也以無準備發行來滿足官費支出。僅在熙寧四年（1071年）內就有多次，如正月賜提舉成都府路常平司交子錢20萬緡為青苗本錢，二月賜交子10萬緡為梓州路常平糴本，三月詔成都府路轉運司支交子10萬緡為常平糴本（《續資治通鑒長編》第9冊，卷219、卷220、卷221）。

在四川內外兩方面力量的作用下，熙寧五年（1072年）交子首次兩界并行，流通數量增至251萬2680緡。“紹圣以后，界滿增造，以給陜西沿邊糴買及募兵之用……而成都乏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宋史》卷181）。

徽宗年間，面對金兵壓境的嚴峻形勢，又將交子的發行作為財政經費籌集的工具。交子出現前所未有的擴張，一方面，在四川之外使用四川交子（如山西）或另行發行交子（如京師）。另一方面，將交子推廣到原來沒有流通過的諸路。崇寧四年（1105年），首開紙幣易名來維持其公信力的先例，推出新紙幣“錢引”替代交子。伴隨北宋的滅亡，四川紙幣大幅貶值，“官方交子”變為國家紙幣。

南宋金元基于數量控制和白銀本位的全國性紙幣

北宋四川交子只是四川特定地域的地區性紙幣。紹興和議后，南宋和金國各自在統治區域的全境發行和流通紙幣，典型特征是南宋的紙幣“稱提”數量控制與金朝的“交鈔”白銀本位實驗，其性質均從銅錢與白銀的兌換券演變為國家紙幣。

南宋會子本來是民間創制具有匯票性質的信用工具（便錢會子），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戶部侍郎錢端禮借鑒它發行官方會子，作為銅錢的符號貨幣。會子務由榷貨務所屬的都茶場管轄，初始發行1貫、2貫和3貫3種。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建立起分界制度，每界1000萬貫，次年規定兩界并行達2000萬貫。淳熙十四年（1187年），第六界會子增印700萬會。其后展界行使和三界并行多次發生，均是軍事和財政支出壓力所致。南宋會子正式發行至少20界，第20界較之第一界增長190734億貫余（千家駒等：《中國貨幣演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南宋會子從未設定完備的準備制度和兌換安排，而是利用銅錢的庫存和持有，黃金與白銀的發放，以及度牒售賣等物資和證券并用的綜合價值擔保設施，設計出一套傳統社會達到極致的貨幣數量調控機制，亦即“稱提之政”。其內容包括緊縮會子提高紙幣價值影響全局的一般性政策。諸如以現錢兌現紙幣減少流通中的紙幣量；從“子母相權”“虛實相稱”紙幣必須與現錢保持合適比例出發，杜絕“離母之子”，限制發行數量；稱提銅錢亦即增加流通中的銅錢數量來提高紙幣的價值；利用換界發行，以新兌舊倍數收縮會子的發行數量；保證稅收征收中會子的使用比例，實施“錢會中半”的賦稅征收方式。選擇性局部提高會子價值的政策。這是將政策適用的對象指向特定階層和特定經濟領域，突出事例是計畝征收會子和鹽鈔品搭會子。前者是對擁有田畝者新立稅種來強制回收會子，進而減少流通中的會子以提高其價值，后者是讓商人階層付出代價，以行政強制措施規定會子與銅錢的比價。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政府計劃兩界會子永遠行用，“自來年二月始，斷欲作七百七十文行使，違者官吏百姓鐫罷黜籍”（杜范：《杜清獻公集》卷8，見《宋集珍本叢刊》第78冊）。南宋政府通過出售實物、黃金、官誥、度牒及專賣憑證來回收紙幣，利用數量調控來保證紙幣價值。

然而，從服務于戰爭無根據發行的取向來看，南宋的紙幣實際具有國家紙幣的特征。而且，為了保證紙幣的購買力及對金朝的貨幣戰爭，在臨安及東南地區流通會子的同時，實行割據性的紙幣政策，“淮交”“湖會”和“川引”并行流通。

金朝在紙幣制度的建設上，借鑒北宋的經驗，有創新性的發展，一是消除了界別的限制，二是首次將紙幣的價值建立在白銀使用的基礎上，展開“銀鈔相權”的實驗。海陵王完顏亮貞元二年（1154年）遷都以后，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制交鈔，與錢并用”。而在正隆三年（1158年），金朝自身才置錢監鑄造“正隆通寶”。金朝在紙幣制度的建設上，主要有三個突破。第一，直接服務于軍事財政的交鈔，實施了按“路分”的地域限制調控措施。第二，消除了北宋及南宋紙幣發行和流通的界別期限。第三，紙幣從倍數體系轉化為分數體系，面額成為價值基準白銀的等分性質的分數表達。改變了前此服務于大額鐵錢銅錢鑄幣交易的紙幣大面額方向，演化成對高價值基準貨幣白銀的分數表達，反過來行使小面額貨幣的功能。

金朝各個時期僅以銅錢或白銀作為紙幣的價值基準，主張流通中需要足夠的基準貨幣，沒有明確政府持有多少發行準備，也沒有發行的限額規定。金朝交鈔的演進經歷了三個時期。在貞元二年始發交鈔到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的35年間，紙幣基本穩定，推進了金朝初期的經濟恢復和發展。章宗即位（1189年）到宣宗貞祐元年（1213年），面對蒙古與南宋的軍事壓力，為了填補財政與軍事虧空，交鈔的運作在與銅錢、白銀聯系中，不斷尋求穩定幣制之法，逐漸開始通貨膨脹。在銅錢短缺和紙幣貶值的情形下，承安二年（1197年），金廷鑄造“承安寶貨”銀鋌，按重量分為1兩、1兩半、2兩半、5兩和10兩5等，相當于交鈔或銅錢2貫、3貫、5貫、10貫、20貫，“與錢兼用，以代鈔本”，以白銀作為紙幣價值的基準。宣宗貞祐二年（1214年）直至金朝亡國（1234年），通貨膨脹日漸惡化。

貞祐四年（1216年）關于“更造紙幣”的爭論中，平章高琪主張“宜更造新券”，寄希望于紙幣的面額擴大，節省印制成本來解決軍需與財力的匱乏。興定元年（1217年）發行“貞祐通寶”，以1貫當1000貫，此后金朝政府不斷擴大面值，接連發行“興定寶泉”“興定重寶”、綾制“元光珍貨”，紙幣增發達6000萬倍（參見劉森：《宋金紙幣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天興二年（1233年）十月，發行紙幣“天興寶會”，明確以銀兩的重量為面額單位。金朝盡管在紙幣制度上有消除界別和白銀本位的創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國家強制使用的流通手段，屬于名副其實的國家紙幣。

在馬可·波羅看來，元朝是徹底實施全國統一紙幣的時代。它在紙幣制度上的主要貢獻，一是價值基準的轉換，由于元朝的紙幣以白銀定值，中國貨幣的價值基準在13世紀實現了從銅錢到白銀的轉換。二是發布了完備的紙幣發行法律文件《葉李十四條劃》，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條例。盡管有學者主張元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本位貨幣，但元朝紙幣的表現仍沒有逃脫彌補貨幣短缺一途進而超額發行的命運。元朝紙幣發行體現出自身的鮮明特征，第一，按行省發行，這可以從其交鈔行用庫的設立看出，表明它仍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國統一。第二，由于發行面額和紙幣供給的不足，經常有竹牌、傳世銅錢等民間自律貨幣的自發使用。第三，元朝紙幣的全國統一廣泛使用，并非市場發展的結果（王文成等：《宋金元明時期的市場發展與貨幣流通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恰恰是“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國家治理模式相伴隨的政府強制使用，從而典型地體現出國家紙幣的性質。憑借權力意志的恣意發鈔，也成為元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大明寶鈔”的國家紙幣實驗與清代咸豐“票鈔”的短暫探索

明代于洪武七年（1374年）設立寶鈔提舉司。次年，明太祖命令中書省印造“大明寶鈔”。寶鈔分別有1貫、500文、400文、300文、200文及100文6種不同的面額。“大明寶鈔”是“無準備、無兌換安排和無數量控制”的徹底的國家紙幣。

為了維持大明寶鈔的價值，明朝中央政府先后排除了銅錢和白銀的流通。由于紙幣發行沒有固定的數量，過度發行很快造成其貶值。洪武二十三年（1490年）十月，戶部尚書趙勉稱，“近聞兩浙市民有以鈔一貫折錢二百五十文者”（《明太祖實錄》卷205）。二十七年（1494年），“兩浙之民重錢輕鈔，多行折使，至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明太祖實錄》卷234）。陸容一生歷經了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五朝，見證了寶鈔衰落的整個歷史，稱“洪武錢（寶鈔）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之，今后全不見一文”。這反映了15世紀前后大明寶鈔的總體情形。民間流通的貨幣，事實上逐漸為白銀和銅錢替代。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江浙賦稅以“金花銀”征解，也反映出大明寶鈔淡出的實際境況。

在與財政的關系上，明朝的寶鈔發行機制是在財政稅收的組織上，實施完全的“洪武型實物財政”。這就失去了現代貨幣理論主張的“稅收驅動貨幣”的機制，政府的財政行為對紙幣的公信力缺乏支持。寶鈔完全憑借國家強制力，以財政支出單方向投放社會。明朝初年的財政經常性支出（皇宮開支、官吏俸祿等）和臨時性支出（賞賜文武官員、采購馬匹、糧食等）兩類，均依靠印鈔解決。從某種意義來說，大明寶鈔是一個依托國家權力意志的國家紙幣實驗，這種紙幣發展路徑促成了白銀主導的多元并存互補的復合貨幣體系，亦即“有貨幣無制度”的白銀時代。

有了明朝“大明寶鈔”的教訓，清朝對于紙幣的使用，在鴉片戰爭之前始終視為畏途。此后，面對國內外的沖擊，咸豐元年（1851年），陜西道監察御史王茂蔭向咸豐帝上《條議鈔法折》，奏請行鈔，以解決日益惡化的財政危機。后來他轉任戶部右侍郎，意圖發行有近代性質的紙幣。他主張發行10兩和50兩兩種大面額紙幣，用來作為財政征解做周轉緩解財政白銀資金緊張的工具，具有特種票據的色彩。其特征是，第一，限定層次的支付范圍，主要用于縣級至行省的錢糧征解。第二，限制在財政收入1/4即1000萬兩的數量內。第三，民間錢莊參與發行，以便貫徹市場公平原則，兌現保證紙幣的公信力。然而，咸豐三年（1853年）清廷采納了大學士祁寯藻等人不兌現紙幣的“票鈔”方案。5月起，濫發“高麗紙”制的“戶部官票”1兩至50兩5種，11月起，用厚白紙印制“大清寶鈔”250文至2000文5種。由于恣意發行紙幣，形成惡性通脹（張國輝：《晚晴財政與咸豐朝通貨膨脹》，《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同治元年（1862年），清朝政府宣布“票鈔”停用。在西式銀行大量進入中國發行信用貨幣性質的紙幣情形下，咸豐“票鈔”作為傳統中國最后一次紙幣實驗，缺乏合理制度保證，是一種全憑權力意志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必然引致失敗。

總之，傳統中國的紙幣發展，走的是一條承擔貨幣流通手段職能的國家紙幣道路。它在王朝初期盡管有數量控制和價值保證安排的努力，但很快就轉變為國家強制使用的紙幣。它不是源自市場內生的需求，不可能發展為承擔支付手段職能的信用貨幣。中國紙幣的使用依賴技術先行而一度領先世界，但制度建設上“早熟而不成熟”，傳統中國的專制政治體制，缺乏近代市場與法律相關制度建構等，使得傳統中國紙幣未能持續發展并走上信用貨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