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志斌、梁道遠，分別系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寧夏大學阿拉伯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2023年度重大招標項目“中東史學通史[五卷本]”的階段性成果 

中東地區具有歷史悠久、特色鮮明、多元融合的史學傳統。由于歷史原因，特別是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中東史學（包括古代兩河流域史學、古代埃及史學、阿拉伯史學、波斯史學、土耳其史學等諸多分支）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公允評價。中東史學既有獨特的本土文明稟賦，也從多區域文明交往尤其是史學交往的過程中獲得傳承和創新的動力。綜合考察史學發展的多方面因素，大體上可以把中東史學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古代階段，時間跨度為約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7世紀，中東史學從多元獨立發展走向相互融合。古代兩河流域和埃及的人們很早便滋生朦朧的歷史意識，為中東史學的萌發做好重要準備。約公元前3200年，這兩大文明發源地的人們獨立地創造了各自的書寫系統，開啟記錄人類行為和思想的歷程。他們留下的壁畫、浮雕、調色板、王室銘文、紀念碑文、史詩、大事記、日志、王表和編年史等古跡遺存和文獻殘痕，把歷史記憶傳承到數千年后的今天。它們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包含豐富的中東古文明信息。波斯帝國崛起后，中東進入文明跨洲大融合時代，歷史書寫的視野更闊、主題更廣。波斯繼承了巴比倫的書寫傳統，用楔形符號創造古波斯文；把埃及變成省份，使西亞北非文明在一些神廟被毀后進一步融合。用古波斯文、埃蘭文和阿卡德文刻的《貝希斯敦銘文》是當時多元文明融合的實例。但更大范圍的融合發生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后的“希臘化時代”。希臘史學元素與中東歷史書寫傳統相融，衍生更完備的歷史作品，如埃及祭司馬涅托的《埃及史》就是東西方史學交往的結晶。此時的中東史學呈現兩大發展趨勢：一是書寫形式由傳統的簡單歷史記錄向系統的史學著作轉變；二是西方普世史觀念被越來越多的史學家接受，如敘利亞阿帕米亞的波希多尼在其《歷史》中把世界看成物理形態的整體。公元1世紀，基督教誕生于中東，逐漸發展成世界性宗教。410年的羅馬淪陷直接促使阿爾及利亞希波城主教奧古斯丁撰寫《上帝之城》，開創基督教神學史觀的時代。7世紀阿拉伯史學興起前的中東，除了上述史學傳統，還有古敘利亞史學、古希伯來史學、赫梯史學和古也門史學等也值得關注。

第二，中古時代（7世紀中葉至16世紀初），阿拉伯史學迅猛發展成中東的主流史學。7世紀，伊斯蘭教誕生并迅速發展壯大。它是一場徹底改變中東文明格局的社會革命。阿拉伯人有歷史意識但無史學的情況也被改變。從7世紀中葉起，阿拉伯史學在阿拉伯半島原生歷史意識的基礎上，融匯古代中東史學元素、吸收古希臘羅馬史學精華，朝著兩大主要方向迅速成長：其一掌握在伊拉克學者手中，輯錄族譜和研究部落；其二主要由麥地那圣訓學家操控，匯集穆罕默德生平和圣門弟子事跡。伍麥葉王朝時期的阿拉伯史學作品以簡單記錄史事為主，缺乏方法意識，尚未形成明確有序的時空觀念。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伊斯蘭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交往更廣泛、更深入。古希臘羅馬、古波斯、古印度和古敘利亞的大量珍貴典籍被翻譯成阿拉伯文，為阿拉伯史學輸送外來營養，促使其在萌發兩百多年后進入繁榮期。其標志性著作是編年體世界通史《泰伯里史》。泰伯里憑借該巨著，在阿拉伯學術體系中為史學謀得獨立地位。他逝后三百余年，阿拉伯史學的發展表現出諸多特點，如受到其他學科的影響更加廣泛、史學流派涌現、史家的職業出身日趨多元化、鴻篇巨制頻繁問世、史書內容更豐富和史學思想更深邃等。約963年，薩曼王朝大臣白勒阿米把《泰伯里史》翻譯成波斯文，開啟了波斯伊斯蘭史學的發展進程。馬穆魯克王朝時期，阿拉伯史學進一步官方化、階層化、模式化和精細化。《伊本·赫勒敦史》的緒論卷《歷史緒論》，是伊斯蘭歷史哲學的奠基之作。1492年，埃及史學家薩哈維在麥加完成《為史正名》，把中古中東的史學理論推向巔峰。阿拉伯史學的衰落始于馬穆魯克王朝滅亡，但它在延存中繼續滋養波斯伊斯蘭史學和奧斯曼土耳其史學等中東史學的其他分支。

第三，近代（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時期，中東史學進一步走向多元融合。近代中東文明處于急劇的新舊交融狀態。阿拉伯文明只留下一些余光，奧斯曼帝國、伊朗的薩法維王朝和愷加王朝成為中東伊斯蘭文明的主要繼承者，它們治下的史學也繼承了中古中東史學的主要書寫形式和主流歷史觀念。史學家們繼續重視編年體，熱衷編纂通史，撰寫各類人物傳記，仍然以伊斯蘭史觀指導歷史編纂。近代中東史學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主要書寫文字多元化。奧斯曼帝國史學是在土耳其傳統史詩的基礎上，大量融合波斯伊斯蘭史學和阿拉伯史學等外源史學元素后興起的。15世紀，奧斯曼帝國史學的先驅阿什格帕夏用波斯文撰寫《奧斯曼家族史》。奧斯曼帝國摧毀馬穆魯克王朝后，很快走向極盛，力推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土耳其文為官方文字。薩法維王朝的史學家則主要使用波斯文撰寫史書。中東歷史編纂的載體由以阿拉伯文為主，向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三分天下又相互交融”的局面轉變。大量史書用這三種文字混合寫成。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史學的政治化傾向日益增強。奧斯曼帝國和薩法維王朝都設立了史官制度。在政府的干預下，史學成為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工具。17世紀末，中東兩大帝國衰落。在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中，一些中東史學家重新思考中東伊斯蘭文明，重新審視西方世界。18世紀中東史學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穆斯林史學家對歐洲及其他非伊斯蘭世界的歷史和文化興趣越來越濃，對前伊斯蘭時期地中海的歷史更加關注，對西方史學持更加開放的態度。總之，近代中東史學的整體成就雖然遜色于中古中東史學，但在多元史學融合的過程中進一步向前發展。

第四，現代（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時期，民族主義史學逐漸占據主導地位。1821年9月，埃及編年史家杰巴爾提完成《紀傳遺妙》，詳細記載拿破侖入侵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構建埃及新秩序的過程，把中東史學的傳統與現代性連接起來。民族主義史學在“連接處”萌發，到19世紀下半葉漸成氣候。摩洛哥的艾哈邁德·納斯利、埃及的阿里·穆巴拉克等開明史學家立足于本民族史學遺產，重寫本國歷史。受過西式教育的喬治·宰丹、納烏姆·舒蓋爾等史學家則把西方史學的研究方法和經驗引進中東。20世紀初，中東地區的民族自覺意識進一步迸發。中東史學家以伊斯蘭文明為主基調，尋覓與現代性的更多契合點，通過重新書寫歷史來頌揚民族文化，維護民族利益，把中東民族主義史學推向新高潮。與此同時，他們在繼承前人、借鑒西方的基礎上，深化史學思想、革新治史方法、推進史學專業化。開啟史學專業化進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埃及史學家塔哈·侯賽因。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思潮涌入中東，中東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二戰后逐漸發展為世界馬克思主義史學譜系中的重要分支。整體而言，學院派史學家的數量漸增且與民間史學家和宗教學者并存、大力挖掘傳統史學遺產、重視政治史和區域國別史、不斷拓寬研究領域、注重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以歷史研究助力民族復興運動、移民史學家對西方的中東研究影響越來越大等是現代中東史學發展所表現出的一些主要特點。

第五，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中東史學的多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近30年來，中東格局發生劇烈變化。先是后冷戰時代開啟，中東各國在經濟與政治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愈發明顯。2011年，阿拉伯劇變全面爆發，中東格局進入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時期。民族國家的分化加劇文化的碎片化，中東各國史學發展的差異更加明顯。除了同一地域外，能夠維系中東史學家思想共性的還有三個情結：第一，歷史情結。比如，追憶伊斯蘭帝國時代的輝煌。第二，反西方情結。中東已成為世界上反西方情緒（特別是反美情緒）最為強烈的地區。史學家們在談到中東現當代史時，對殖民主義的痛恨使他們在字里行間凝結成同一陣營。第三，復興情結。復興仍然是當代中東國家發展的主旋律，也是影響當代中東史學變化的關鍵因素之一。當代中東許多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對歷史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強，中東各國之間的史學交往如多國學者合作編寫大部頭著作、多國學者聯合召開學術研討會等更加頻繁，從而催生大量新論著。民族主義史學發生一些新變化，如研究重點不再集中于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還加大了對社會經濟史的關注。猶太復國主義史學是以色列的主流史學范式。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后猶太復國主義史學開始盛行，重視新主題、新材料、新文體、新解答以及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新看法。伊斯蘭復興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達到短暫高潮，強勢沖擊中東史學界，但未能撼動民族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21世紀以來，伊斯蘭主義史學的細流仍在。一些主張復興伊斯蘭教的史學家繼續在他們的論著中鼓吹宗教復興。中東馬克思主義史學深受世界格局和中東各國政治的影響。冷戰后，雖然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東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仍然具有極強生命力。

綜觀五千多年中東史學的發展歷程，可感中東國家和民族的時空觀念與文化氣質。正如張廣智在《中外史學交流的脈絡與當代意義》一文中所言：“人類文化的生生不息，猶如一條長河，需要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的不斷交流，才會使大河滔滔汩汩，不致干枯，顯示出蓬勃的朝氣和持續的生命力，史學文化亦然，且更具重要性。”中東史學是在不斷交流融合中向前發展的。史學是文明的重要載體。我們系統地研究中東史學史，不僅有助于深化對中東文明的認知，更為重新審視文明交往和當代中東國家的歷史認同提供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