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家齊、朱偉，均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信息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依據，要發揮其在這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要強化互聯網思維，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這些重要論述，敏銳把握數字化轉型發展機遇，為我們提升基層治理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在數字時代，數字賦能應用場景已成為優化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層智慧治理能力的突破口，是新時代我國加強和創新基層治理的關鍵點。

提升數字素養。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持續提升干部隊伍數字思維、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基層社會治理涉及人、地、事、物、情、組織等諸多復雜要素，會產生海量數據信息，其治理難度與民眾訴求交織疊加，這就需要運用現代技術力量，實時掌握和分析基層社會運行規律與需求、政府治理舉措與成效、社會矛盾與風險，并進行可量化可觀測的管理與回應。提升數字素養，增強干部隊伍數字治理能力，有助于推動數字應用場景平臺構建，幫助基層減負增智，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從而加快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使之與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要求相適應。

推進數字基建。近年來，伴隨智慧城市建設的推進，以5G、云計算、物聯網等為核心的數字基建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智慧社區、“雪亮工程”、網格化平臺、“12345”政務熱線、自助政務服務終端以及政務小程序等典型應用場景不斷涌現，有效提升了社會治安與公共服務水平。數字基建能夠帶動社會治理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升級，為基層智慧治理拓展應用場景提供先決條件。一方面，街道社區依托平臺、終端等綜合性應用，圍繞風險預警、服務找人、應急救援等領域，實現治安防控、交通出行、社會矛盾化解、特殊人群服務管理等工作精準高效；另一方面，通過建構基于服務感知、風險識別、多元協作的交互式數據治理體系，加快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建設，推動地方政務服務平臺縱向貫通、橫向集成、共享運用、安全可靠，以數字化平臺實現立體感知、互動開放、全域協同、風險研判和科學決策，持續推進市域治理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

強化數字協同。基層治理智能化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為技術支撐，“城市大腦”便是其典型代表。在智慧城市建設進程中，“城市大腦”形成了多系統集成、一體化監測、智能化預警、便民化服務、整體式發展，能全面推進“網絡通、系統通、數據通”。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強化數字協同，一方面要通過完善“城市大腦”建設平臺設計，將大數據平臺、目錄鏈管理系統與政務服務熱線大數據系統深度對接，推動智能感知技術融入基層網格化管理機制，建立網格化智慧管理信息系統，實現不同系統數據之間的轉化兼容，最大限度發揮出數據資源協同效應，避免形成“數據孤島”造成數據閑置；另一方面，要通過“城市大腦”為基層治理和公共生活所打造的數字化界面，包括交通出行、衛生健康、社會治安等若干應用場景，提升數字化協同治理水平，充分整合更廣泛的社會力量，集聚、吸引和激發更多的社會創新主體，進而形成更大的網絡效應，加快推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注重數字普惠。立足基礎民生改善，做好智能化公共服務，是提升基層智慧治理能力的關鍵任務。應利用社會治理數據資源，優化調配公共資源，協調好多方利益。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針對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重要民生問題，整合人力社保、不動產、稅務、交通等民生數據，鏈接城市網格化管理數據，逐步實現城市基層治理問題全口徑匯聚。通過建立數據推送機制，將市民服務熱線情況數據及分析結果推送至市級有關部門、各縣區、街道及社區，為政府部門高效解決群眾各類“急難愁盼”提供依據。另一方面，根據基層治理不同維度和需要，發展普惠共享的數字公共服務。將數據資源向基層開放共享與集約化利用，通過對接政府各級政務服務平臺，完善鄉鎮（街道）與政府部門政務信息系統數據資源共享交換機制。構建一體化城市預警感知系統，推動基層民生數據與微博、微信等移動社交媒體和智能化終端數據的融合。同時，關注數字倫理問題，充分考慮老年人、殘障人士等群體需求，避免產生“數字鴻溝”，推行適老化與無障礙服務渠道，不斷促進基層社會和諧與安定團結。

保障數字安全。數字治理只有在法治的軌道中進行，才能化解安全風險。應劃底線、立邊界，建立健全相關法治體系和標準體系，嚴格執法和司法，加大普法力度，為數字治理安全有序發展提供保障。一是在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框架下，繼續完善主管部門、監管部門職責，強化數字安全法律法規監管，為數字賦能基層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比如，健全網絡安全管理制度，強化系統安全保障、信息安全管理；完善數據交換規范、信息目錄規范、服務提供規范、服務質量規范以及資源使用流程，深化對數據安全的精細化管理。二是加快推動數據開放共享的立法工作。應制定規范數據共享的專門立法，明確公私主體之間開放數據的規則以及人員信息、預警等數據在不同場景運用中的具體規定。三是謹慎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完善數字安全監測運維體系。圍繞數據調取、共享共用等，建立權限管理、分級審批、使用痕跡記錄、數據共享情況通報、日常安全教育、責任追查等相關環節，明確數據源安全、數據應用安全等領域安全要求，促進數字安全分類分級精細化管控與全周期管理。

總之，基層治理數字化智能化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真正以數字賦能應用場景構建起基層社會治理的“數字全景圖”，不斷提升基層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數字社會的治理邏輯與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