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斗成 馬小菲：《論衡》與王充的“君子思維”

作者：馬斗成、馬小菲，分別系青島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講師

思維是一種人類特有的精神活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君子”作為一種理想人格，融知識與技能、道德于一體，能夠做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在思維道德方面具有仁、智、勇等品格，并形成了影響廣泛的“君子思維”。“君子思維”是一種追求實現君子人格的思維形式，是對君子的本質、特征、作用、實現方式和發展規律等方面的認識過程。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的《論衡》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思辨性著作，該書以“疾虛妄”為宗旨，詳細討論了當時書面記載與口頭流傳的各類觀點、言論、故事，提出了“考之以心，效之以事”原則，即一方面在心中對事物做邏輯思考、判斷，另一方面以具體事件、現象來驗證。由此，王充得以判斷事物的是非真偽，對其中“虛妄”的內容加以批判，并提出更為合理的見解。王充的著述思維過程正體現了中華傳統“君子思維”的突出特點。

敢于質疑 不囿成說

王充對于公認的權威觀點并不盲從，在經過審慎思考、周密論證后，能夠對其中的不實之處大膽提出疑問，表現出剛強勇毅的“君子思維”的特點與境界。

《論衡》中九《虛》三《增》12篇文章，專門針對書面與口頭流傳的各類虛妄說法和增飾內容進行辨析，以論定虛實。其中，《語增》《儒增》《藝增》分別針對“小人之語”——傳書、“賢人之文”——儒書、“圣人之言”——經藝。如果說，對于前兩者的批判還算情理之中，對于堪稱“萬世不易”的“經藝”的批評，則足以顯示王充的勇氣。漢武帝時儒學被定為官學，五經地位日益隆尊。漢代人甚至對五經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神化，如《論衡》所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正說篇》），在時人看來，經書內容、形制與天地歷數冥冥相合，更凸顯其神圣不可置疑。王充卻在《藝增》等篇中對《詩經》《尚書》《周易》中的夸張增飾之語予以辨正，表現出在權威面前“尤愛真理”的無畏氣概。

經藝出自圣人之手，漢代人們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視為圣人。王充則不僅舉出關于孔子、周公言行的16條例子，說明圣人并非“生而知之”，更在《問孔》篇中對孔子部分言行予以批駁。如針對《論語》記載的“宰予晝寢”一事，王充認為孔子責罵太過：“使宰予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這樣的批評，不僅在當時石破天驚，甚至在王充身后仍持續引發非議。清乾隆帝在讀到《論衡》中《問孔》《刺孟》篇時便大為光火，稱“已有犯非圣無法之誅”。這亦從反面驗證了王充敢于質疑權威的非凡魄力。

對于漢代思想界主流的“天人感應”理論，王充同樣不以為然。漢代天人感應理論主要作用于政治領域，其核心思想即以君主為代表的統治階層的善惡行為會引發天的反應，體現為災異和祥瑞的形式。王充則堅持“天與人不相應”，認為自然現象發生有自身規律，不以人的行為為轉移，《論衡》中專門有《寒溫》《譴告》《變動》《明雩》《遭虎》《商蟲》等多篇，對于各種自然與人事的所謂對應一一予以反駁。值得一提的是，漢儒構建的天人感應理論，一方面借上天之威對君主言行進行約束，另一方面也借上天之勢凸顯君主作為“天意代表”的權威。王充的做法意在割裂天與人的關系，在當時甚至可能招致政治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依舊敢于質疑主流、挑戰權威，足見王充的勇氣。

博覽群書 躬身實踐

《論衡》中，王充的不少論據來自對各類書籍、典故的征引，如《率性篇》論證人性可塑造時，即以闔閭、勾踐手下兵士在君主感召下違背貪生怕死的本性、甘愿赴湯蹈火為例證；《齊世篇》論證上古三代并不優于當世，舉出傳書所載夏商周世代更替亦經歷了由忠到敬、文的盛衰循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例證多為王充閱覽各種書籍所得。作為東漢通人的代表，王充青年時游學京師洛陽，受業太學，師事著名學者班彪，在此期間常流連于書肆之中，廣泛涉獵眾流百家之言。從《論衡》征引情況看，王充所讀的書籍包括儒家經典著作、傳經解經之經傳、諸子著作、數術方技書以及讖記緯書。可見，他卓越的思維活動建立在巨大閱讀量基礎之上，而古人認為學養深則胸次高，《左傳》將“博物”與“君子”連用，揚雄、張衡都曾提出“恥一物不知”，博學多聞不僅僅是知識素養，更是寄寓儒家君子理想的人格修養。王充的博學，由此亦具有道德意義。

王充還非常重視以事實例子驗證觀點正確與否。其中，身臨其境、眼見耳聞的直接經驗，在王充看來尤其具有可靠性。他在《實知篇》中強調，“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如無聞見，則無所狀”。《論衡》中的很多例證，都是王充親身實踐所得。如對于民間盛行的“雷為天怒”的觀點，王充表示異議，他通過實際調查研究，認為雷的形成與火有關，并舉出了例證，包括遭雷擊而死之人，頭發、皮膚焦灼，尸體有火氣；打雷時往往有電火光；雷擊時，房屋、草木常被燒焦等。他由此得出結論：“雷為天怒”乃虛妄之言。這是很典型的以實踐檢驗理論和觀點的做法。此外，對于一些書籍中關于“天雨谷”“會稽鳥田”等記載，王充亦通過實地考察，指出二者皆屬于自然現象，“天雨谷”并非天有意降下谷實，而是成熟的谷子遇疾風而起，風衰則谷墜；“會稽鳥田”也并非會稽一帶鳥獸有意助人耕作，而是來會稽越冬的候鳥蹈履民田、喙食草糧，其狀若耕田，王充以此反駁時人訴諸神秘主義的解釋。“絕知此事要躬行”，實踐是王充了解事物的重要方式，為他批判錯誤認識、提出合理見解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據。對事實例證的強調，是王充重視實踐、重視調查研究的體現，也是王充對君子“踐履”傳統的承續和闡揚。

以真為美 化民成俗

王充對各類說法、觀點進行詳細的論證、分析，論定是非，去偽存真，看似出于對知識的追求，其實背后亦有道德用意，體現了王充作為君子的社會責任感。

在王充看來，是非、實虛、真偽、然否，不僅是邏輯評判，更有價值內涵。真、實、誠，如同仁、義、忠、孝一般，都代表“善”，虛、妄、偽則代表“惡”。換言之，王充將“真實”看作一種道德品質。《對作篇》中，他指出，“圣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游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驅民歸實誠”的目的是“增善消惡”“道善歸正”，可見實誠即為“善”，即為“正”；他強調，“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可見真即為“美”。而在先秦兩漢的語境中，“美”又與“善”同義，因此，在王充看來，真、善、美是統一的。正因如此，面對虛妄之言勝真美、偽書俗文多不實誠的局面，王充認為這是“人間有非”，如同面對其他丑惡現象一樣，他對此深感不安與激憤，必須攻之而后快。王充堅信，對虛假的貶抑、對真實的弘揚，本身就能增善消惡，就能化民成俗。那些論定虛實、真偽、是非、然否的文章著作，從某種角度來說都在做著教化的努力。王充高度贊揚孔子的《春秋》，即源于《春秋》褒貶是非頗為得實。他在近世文人中最為欣賞桓譚，也是因為桓譚之《新論》討論世間事，能夠明辨是非曲直，使得虛妄之言、偽飾之辭皆無所隱藏。王充作《論衡》，便是希望踵《春秋》與《新論》之后塵，以真實來教化民眾，以達到人人講信修睦的美善境界。這是王充辨明各類事物的根本動機，也是他寫作《論衡》的根本目的所在。

綜上，王充《論衡》一書卓爾不群的思辨活動貫通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幾大環節，在思維道德方面熔鑄了仁、智、勇等君子品格，充分展現了中國式“君子思維”對知識、技能與道德的融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