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華瑞：關于重建北宋經學及學術思想的思考

作者：李華瑞，系浙江大學敦和講席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本文系作者為《荊公新學研究〔增訂版〕》所撰序言，刊發時有刪改

20世紀初，梁啟超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以后，研究王安石的熱潮持續到今天而未見消退。王安石在政治、經濟、文學和學術思想等領域都有建樹。但是20世紀研究王安石主要是圍繞熙豐時期的變法為主，而對其文學和學術思想的研究仍處于較為薄弱的境況。直到進入21世紀，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王安石的學術思想受到重視，至世紀之交出版了十幾種研究王安石新學的論著。二是筆者的《王安石變法研究史》對南宋到新世紀之交王安石變法書寫和研究的總結，2000年葛金芳等發表《近二十年來王安石變法研究評述》，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王安石變法的研究成果作了評述，2003年朱瑞熙發表《20世紀中國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對20世紀中國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成果做了評述。這些總結性的論述加速了王安石變法研究作為熱點問題的降溫，同時，研究王安石新學的熱潮逐漸高漲。

劉成國是研究王安石的后起之秀，他2006年出版《荊公新學研究》、2011年出版《變革中的文人與文學》、2018年出版《王安石年譜》，新近又整理出版《王安石文集》，扎扎實實地推進王安石研究。2021年12月，時值王安石誕辰1000周年，我為此而寫的紀念文章的最后說道：“現今仍缺少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整體研究，迄今為止，尚未出現一部包括王安石文學、經學、變法及其時代整體、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王安石研究的難度遠遠大于宋代歷史人物中的任何一位。整體、全面觀察王安石及其變法，需要具備精深的文學、經學和宋代歷史研究素養，且在文史哲領域，即使不能像王安石那樣取得一流的高水平的成就，至少應該是宋代文學、經學和歷史領域的通家，庶幾才可能真正全面登堂入室。”在讀了《荊公新學研究（增訂版）》后，我在其中看到撰寫“一部包括王安石文學、經學、變法及其時代整體、全面而有深度的研究著作”的希望。

在緒論中，劉成國將本書主要關注的幾個問題做了敘說。而他對荊公新學的新學之名、分期與盛衰、新學學派的屬性、新學的本質和特色等的論述，筆者認為都比較到位。由此，筆者想到一個學術問題。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于宋代學術思想研究最大的進展是荊公新學在北宋中期的主流地位及至南宋寧宗朝以前仍占據重要的地位的認知得以恢復。毋庸諱言，這種恢復在宋史學界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但是在中國思想史學界，仍然把程朱理學視作宋代的主流思想。造成這種局面有多種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如劉成國在緒論中所言，“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站在程朱理學的立場上，以理學的發生、發展、壯大為主線來描述宋代學術史，將王安石視為異端而列于《宋元學案》之末，稱為‘荊公新學略’”。“孝宗淳熙以后，理學由社會邊緣逐漸占據學界主流，新學遂被湮沒在歷史深層。后世追溯有宋一代學術思想的變遷時，往往難以跳出理學敘事的籠罩”。

王安石荊公新學的地位得到了恢復，但是《宋元學案》按照對理學發展的貢獻多少，來評判新學的思想價值，而且用來評判北宋整體學術思想的做法并沒有得到糾正。所以突破程朱理學框架，不僅要全面深入研究荊公新學，而且重新全面研究非程朱理學的北宋經學及學術思想就顯得勢在必行，尤其是要打破《宋元學案》對北宋經學及學術思想的詮釋，重新編寫北宋一代的經學及學術思想。當然這項工作極其艱難，因為自《宋元學案》建構宋代學術思想體系以來，程朱理學是元明清上接漢學以來學術發展的主流，已深入思想史界骨髓。根據近數十年的研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的洛學不僅是在野的小學派，而且大多并不系統，是南宋朱熹將二程、周敦頤、張載和邵雍思想的重新集成，建構成一個系統龐大的體系。隨著官學地位的確立，又經過四五百年的扶持和推廣，特別是從清代至今，不論是教科書還是專論通史，都莫不是對《宋元學案》的繼承、深化和豐富，以程朱理學為主的宋學遂與漢學雙峰并峙。就文學藝術、經濟文化而言，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活力的時代之一，其文學藝術、經濟文化所取得的成就與空談“天理”的洛學沒有太多的關系，北宋中期儒學復興，內圣外王都有明顯的大進展，這一時期的經學及學術思想也呈現出在內汲取佛道之心性，在外高揚經世濟民的理念。這種開放性的學術思想，產生了范仲淹、歐陽修、李覯等人的不同學術主張以及洛學、蜀學（蘇學）、司馬溫公之學等并存的繁榮局面，荊公新學則在官府扶持下達到高峰，而北宋文學藝術和經濟文化亦達到一個高峰，這是與北宋的經學及學術思想的繁榮發展密不可分的。所以荊公新學和程朱理學是宋學的兩個高峰。但是我們不能一方面贊譽北宋文學藝術、經濟文化的繁榮，一方面又將北宋經濟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發展與格格不入的理學相掛鉤，更不能將北宋的學術嵌入理學的窠臼中。宋代的經學及學術思想一定要分北宋篇和南宋篇。南宋篇可以追溯到北宋理學五子，但不能涵蓋和統領北宋的經學乃至全部的學術思想。而北宋篇肯定要包括北宋理學五子，但他們只是眾多學派中的一支，且是對北宋社會實際影響甚小的一支。

如果堅持不以程朱理學窄化或替代北宋經學及學術思想，北宋的經學和學術思想一定比南宋要豐富多彩。當然這項工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特別是從很多被視作程朱理學原創的學術之中來恢復其歷史本相，那肯定是難上加難。但正因為難，彰顯它所蘊含的學術價值就更高，更有必要去努力。重建北宋經學及學術思想是筆者近年來反復思考的問題，也是筆者認為學術界今后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同樣，也期望劉成國未來可以在這方面做更多研究，呈現更多學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