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鄒亞莎，系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法系源遠流長，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蘊含豐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要積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時代內涵，激發起蓬勃生機。”中華法治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五千余年不斷創新發展。中華法系是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其著眼于政治治理和文明秩序的構建，既有社會治理的政治維度，又有法律治理的技術維度，還有良法善治的倫理維度，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蘊。

建構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關鍵在于體現自主性、原創性。相較于中國法治建設的成功實踐，中國法學理論研究提出新概念、新判斷、新范疇、新理論的能力還有很大不足，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自主性和創新性還有所欠缺。建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就要科學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與當代中國法治實踐的內在統一性，立足新時代新實踐挖掘和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思想精髓，發展具有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理論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核心精神到制度、文本、技術、話語均為建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不竭思想源泉和制度素材，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價值理念與民族精神相契合。以中華法系為標志的中華法治文明，以仁道、秩序、和諧等為核心價值，以禮法結合、出禮入刑等為治理思路，以明德慎罰、罰當其罪、無訟是求、矜老恤幼等為重要特征，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法律表達、法律形式、法律體系，體現了高超的立法技術和包容創新的精神，與中華民族的宇宙觀、天下觀、道德觀深刻契合。在天人合一理念下，禮法秩序作為我國古代社會的秩序，源于先人對天道自然秩序的理解與效仿。例如，蘊含于矜老恤幼、親屬容隱、存留養親中的仁道思想，來源于古人對天道、自然與人性的理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碧N含于息訟止爭、無訟原則中的和諧價值，其目標是尋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秩序與和諧：“故圣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中華民族對天道、自然及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理解，不僅體現了至善至美的理想追求，也對公平、正義、秩序、民主等現代法治價值具有巨大涵養功能，能夠為建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歷史智慧。

內在精神與外在制度相統一。中國傳統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核心價值與外在制度的統一。漢代以后，禮及其內在精神“仁”成為社會核心價值之一。為保障仁的實現，從立法創制角度，將禮作為法典原則，并具體體現在法律制度和條文中，定型為“禮主刑輔”“一準乎禮”的制度架構；從司法實踐角度，追求“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的目標，以實現情、理、法相互融通；從社會規范角度，鄉規民約、家法族規、風俗習慣、行業規則包括了大量禮儀禮制和道德教化內容；從觀念傳播角度，將價值觀念的核心表達簡化為“仁義禮智信”，簡潔、清晰、有力，并立足于民眾一般認知與道德水平。再如，為實現“誠”的核心精神，唐律規定了“得闌遺物，即須送官”的遺失物歸還制度，“如負債者逃，保人代償”的中人制度，并設詐偽律二十七條對欺詐和偽造行為進行處罰，為誠信提供制度保障。在中國傳統法制中，價值體系與制度體系互為表里，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使社會規范內化為人們的家國情懷和道德追求。系統總結中華法治文明的核心精神與實現路徑，提取其中原創性理念、范疇、方法，有助于提升法學知識體系的文化主體性，也能夠為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方法支撐。

立法技術與話語體系相和諧。中國古人很早就開始使用法律概念和術語。據《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存在“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的法律表達。進入成文法時代后，一些規范化、概括化的法律術語構成了法典的基石，高超的立法技術與簡明的專業語言相得益彰。唐律是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其以篇目、罪名、刑罰的合理安排實現疏而不失，以高度概括化、專業化的語言實現簡要精微，以律與疏的配合實現對法律規范的有效補充，體現了技術要素與話語體系的和諧相融。例如，唐律中的“十惡”“八議”“六贓”“五刑”等，就是立法者對紛繁復雜社會生活的系統化概括。再如，唐律中“官私畜毀食官私物”條對動物侵權作出規定，將“畜主”作為責任主體，又規定了“臨時專制亦為主”的特殊情況，唐律對“臨時專制”的解釋是或租借或搶奪或拾得等臨時控制畜產的情況。在古代民商事習慣中，也存在大量凝聚了民族精神和交易習慣的術語與規則，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在傳統法律中提煉彰顯原創性、體現民族性的概念、范疇、表述，歸納總結立法技術、立法方法，是建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來源。

法律傳統與社會發展相協調。中華法治文明重視法律對社會的適應性，強調“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在大一統體制下，傳統法律注重一體與多元的協調，強調傳承與變革的統一。主要體現在：第一，尊重地域差異，在適用統一法制的前提下允許地方立法。如清代以《江蘇省例》《福建省例》《治浙成規》等為代表的地方立法，實現了因地制宜的效果。第二，尊重基層社會的自治機制，在一些領域允許鄉村自治。宋以后，鄉村社會自治功能愈加強化，族長鄉紳在糾紛解決等方面具有一定裁斷與調處息爭之權，鄉規民約、家法家教對民眾行為起到規范作用，社會自發形成的田土習慣支配民間交易。第三，法律隨時代變遷而變革，具有法與時轉、與時俱進的特征。如明律較之唐律，在編纂體例與刑罰上的一些變化，與社會形勢變化具有重要關聯。建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要把握好統一與多元的關系、法律傳統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賦予中華法治文明新的內涵。

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實現了理念、制度、技術、話語的一體，體現著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的統一，塑造和凝聚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心理。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精髓，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將為建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豐厚智識資源和強大文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