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棟浩 劉錫良：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 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

作者：張棟浩、劉錫良，分別系西南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研究院副教授、名譽院長；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ZD081〕階段性成果

日前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普惠金融作為五篇大文章之一被提及，體現了我國金融工作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業持續推進普惠金融發展，取得長足進步，金融服務覆蓋面逐步擴大，普惠金融服務在國際上處于領先水平。在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促進金融高質量發展是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內在要求，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抓手。

普惠金融有利于促進金融資源的分配公平

西方金融理論中的金融結構理論、金融抑制理論等，都強調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在其指導下，西方各國普遍放松金融管制、推動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在金融制度設計、監管政策指引和行業實踐中普遍忽視了金融服務的廣度，最終造成金融資源分配不公，不僅損害了機會平等原則，也加劇了西方社會的財富差距，無法促進經濟的包容性、可持續增長。

必須看到，一國的金融制度設計和金融體系安排十分重要，它不僅關乎金融體系的服務對象、運行效率及發展定位，而且合理的制度設計和體系安排可以促進金融業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動態平衡，促進分配公平，縮小財富差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了我國的金融發展既注重效率、也注重公平，普惠金融就是金融業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直接體現。

普惠金融又稱為包容性金融，是指在機會平等、商業可持續與成本可負擔的基礎上，金融機構為各類市場主體提供的有效金融服務，特別強調滿足“三農”、小微企業等群體的金融需求。普惠金融致力于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貢獻金融智慧與金融支持，可以為傳統金融難以觸及的客戶提供金融服務，從而擴大金融服務的可得性、覆蓋率和滿意度，對于支持小微企業經營、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至關重要，有利于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是涵蓋多個維度的系統性工程，不僅體現在微觀層面金融機構是否提供普惠金融服務、能夠提供多少，而且包括在宏觀層面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金融法律法規和優化金融制度設計等內容。普惠金融不只是小額信貸，也不只是第三方支付，而是包括儲蓄、信貸、保險、支付、理財等在內的多維度的金融服務。之所以是多維度的，是因為市場主體具有多樣化的金融服務需求，而且通過多種類金融機構的協同合作，可以幫助單一金融機構分散風險、降低成本，從而提高各類金融機構參與普惠金融的積極性。

普惠金融的供給是有層次性的，因為不同群體的金融服務需求不盡相同，比如低收入家庭需要一般性儲蓄、支付、匯兌類的基礎性金融服務，小微企業需要生產性信貸、保險保障及擔保增信類的金融服務，希望擴大融資來源、降低融資成本的企業則更需要資本市場的服務。根據不同群體的需求提供有層次、差異性的普惠金融服務，才能避免出現金融資源分配扭曲和金融體系低效率的問題。

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是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必然選擇

建設中國特色的普惠金融體系，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客觀要求，也是推進新時代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堅持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的必然選擇，更是金融支持中國式現代化的有力支撐。

普惠金融旨在通過降低各類金融市場摩擦來解決金融排斥問題，促進經濟、社會的包容性增長。各國的普惠金融發展模式不是唯一的，因為每個國家的制度、經濟、文化、歷史千差萬別，普惠金融的發展必須選擇適合本國國情，尤其是能解決本國金融市場突出問題的道路。

社會主義國家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從本國實際出發，走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普惠金融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當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仍然突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讓全體人民公平獲得所需的金融服務。因此，加快建設中國特色普惠金融體系，不僅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具有內在一致性，而且可以通過助力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創新創業、區域協調發展等，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金融支持。

做好普惠金融這篇大文章，有利于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增強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普惠金融把更多的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等群體以及小微企業納入正規金融體系，可以降低金融體系的邊際服務成本并形成規模經濟，擴大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范圍，為金融體系穩定提供廣泛的客戶基礎，降低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促進金融機構利用更多可得信息進行精準服務決策，進而從整體上增強金融體系負債端和資產端的安全性。而且，將更多金融資源用于支持中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資源的分配效率，降低僵尸企業和影子銀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

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普惠金融發展取得矚目成就。截至2022年年末，本外幣涉農貸款余額49.3萬億元，創下新高；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的貸款余額59.7萬億元，其中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23.6萬億元，年均增速遠高于其他國家；農業保險保費規模達1192億元，位居全球第一，總計為1.67億戶次的農戶提供風險保障5.46萬億元；大病保險覆蓋了12.2億城鄉居民，并創新推出具有普惠性質的專屬商業養老保險和城市定制型商業醫療保險；創業板、科創板和新三板總市值達到19.18萬億元，區域性股權市場累計實現各類融資1.87萬億元，債券、基金和期貨業對涉農和小微企業的支持不斷增加。我國普惠金融發展雖然成績顯著，但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亟須加快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普惠金融體系。

一是走保本微利的商業可持續發展道路。普惠金融的發展依托于各類金融機構，應堅持成本可負擔、商業可持續的原則，才能符合商業金融機構的經營目標，使其具有參與普惠金融發展的積極性和可持續性。實現成本可負擔，可以保證各類金融需求主體能夠公平獲得金融服務。實現商業可持續，可以保證金融機構實現“風險—收益”相匹配，有利于激發各類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性金融機構參與普惠金融的積極性。

二是促進各類市場共同作用、各展其長。金融各行業功能互補，多個金融行業通過協調配合，可以降低單一金融行業參與普惠金融的風險與成本。目前應特別加強保險行業和資本市場的普惠功能，加快設計普惠保險及資本市場統計監測指標體系，為保險行業和資本市場參與普惠金融提供更多激勵機制。

三是促進商業性、政策性、開發性銀行及其他各類金融機構協同推進、差序競爭。協同推進多種類金融機構互補合作，不僅可以快速做大普惠金融市場規模，而且可以通過競爭改進產品與服務。應注重推動大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差序競爭，防止大型機構的下沉擠壓中小機構發展空間，這不僅不利于普惠金融發展質量的整體提升，甚至可能損害金融體系穩定性。中小銀行應發揮自身優勢與大型銀行進行差異競爭，金融監管應給予中小銀行更多外部激勵，健全中小銀行金融科技開發應用框架以及與政策性銀行的轉貸合作機制。

四是及時有效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中小金融機構是我國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小金融機構風險狀況關系著普惠金融體系的發展質量。從實踐看，普惠金融業務不是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形成的主要誘因，公司治理失效、脫離支農支小定位、業務集中度過高才是造成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暴露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小金融機構應努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監管部門也應加強對其業務風險的監督指導。

五是堅持激勵相容的普惠金融監管。除了對不同類型金融機構設定普惠金融業務的差異性量化考核要求外，還應對金融機構參與普惠金融給宏觀審慎評估、風險資本定價、信用信息環境建設、財稅獎補減免等正向激勵，特別是予以更多長期性激勵。階段性激勵可以幫助金融機構應對突發風險沖擊、保證普惠金融體系正常運行，而長期性激勵能夠避免階段性激勵的不確定性且可以在更長時期內降低普惠金融業務風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