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代日用類書與儒家倫理民間化研究”負責人、延安大學講師

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中的《雜覽門》 作者/供圖

日用類書起源于南宋末年，興盛于明清時期，是由民間書坊刊刻的記載民眾日常生活實用知識的通俗讀物，具有日用百科全書性質。為便于教化民眾，歷代日用類書編纂者會選取通俗易懂的民間倫理編入其中，并根據內容將之分別歸入《勸諭門》《訓童門》《四禮門》《養生門》等類目。明中后期以來，新刊刻的日用類書多以“便民”“便覽”等字眼為標榜，順時而變，從當時廣泛流行的道德勸善書、家禮書等通俗讀物中摘錄大量簡潔明了、便于操作的民間倫理知識，在編撰方式和內容選取上呈現世俗化、簡易化、實用化等特征。

內容來源的多元化

“纂而不著”是日用類書與其他類書的共同特征，其所載內容并不具有原創性，均是對前代或當時切于民眾日用常行已有知識的搜集和摘錄。早期日用類書《事林廣記》主要以文人士大夫為閱讀對象，在編撰上仍較為講究，引文會標明出處。如“人紀類”中“先賢嘉言”部分，編者陳元靚直接以“橫渠張先生”“司馬溫公曰”等作為開頭，其后再摘錄各位先賢的道德說教。在介紹“家禮”這一知識門類時，其中的“冠禮總敘”“婚禮總敘”均摘自呂大臨的《鄉儀》，并以“呂和叔鄉儀曰”作為題首。在喪禮部分，除鈔錄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陳元靚還依次引入程頤《作神主說》《葬說》《栢棺說》，且在各篇原有標題前加“伊川先生”，以告知世人引文出處。

進入明代，受社會勸善思潮的影響，明中后期日用類書所刊載的民間倫理，一部分取材于前代及當時流行的道德說教，如多本日用類書全文錄入了朱熹的《童蒙須知》，同時還摘錄了仿其體例、由明代彭東峨編寫的《東峨彭先生示訓》。后者分為“訓讀歌”“訓坐歌”“訓言歌”“訓食歌”“訓字歌”“訓揖歌”“訓行歌”“訓立歌”等篇，以歌謠形式對孩童的言、行、坐、立、食等外在行為和儀態作了詳細而通俗易懂的規范。還有一部分民間倫理內容直接取自《明心寶鑒》《筆疇集》等在當時廣為流行的道德勸善類通俗讀物或具有休閑屬性的文人小品文，如《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中《勸諭門》的“紫虛九宮誡諭心文”就是對《明心寶鑒》中“紫虛元君戒諭心文”的全文鈔錄。《勸諭門》中《名公格言》則從明初士人王達的《筆疇集》中摘錄了多條關于為人處世的道德格言，如“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日用類書編纂者在鈔錄原文時已不再標明出處，體現了其閱讀對象的庶民化及追求簡單實用的出版傾向。

另外，明中后期日用類書的大部分民間倫理內容源自互相抄襲，表現出極強的雷同性，如《邵康節訓世孝弟詩》作為一首規勸兄弟和睦相處的歌謠，就在多部日用類書中出現。在書坊間的激烈競爭中，民間書商為搶占先機，已不再耗時耗力搜集原始資料，而是采取直接照搬、盜版其他類書內容的方式，加快出版速度。《全補文林妙錦全書》在其扉頁以題識自證“真身”，“邇來嗜利棍徒，假票混賣，翻刻不備，不惟觀者無益，且令用者有誤，于是三刻真本，中刻名‘真萬寶全書’，票用雙松印記，買者查有姓號，方不誤認”。這不僅是對自身暢銷的標榜，也側面反映了當時日用類書盜版之風的盛行。

內容編纂的簡易化

明代日用類書主要為粗識文字的士庶群體提供日常生活知識，以期指導其生活實踐。閱讀對象的庶民化、大眾化特征，使得日用類書對童蒙教育、四禮規范等知識的選取更加注重簡單易行，同時又加入大量用于人際交往的知識，呈現日益生活化的編纂風格。早期日用類書《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主要閱讀對象為文人士大夫，故而在童蒙教育上深受程朱理學影響，都強調童蒙教育的學理性、系統性和嚴肅性。兩者不僅分別鈔錄了真德秀的家塾規訓《訓蒙八規》和朱熹的《童蒙須知》，用于規范孩童的日常行為。還針對孩童的日常學習，鈔錄了王日休的《小兒寫字法》《小兒讀書法》，《朱子讀書法》《朱子論作文》等具體的讀書作文法，同時又分別摘錄了《切字要法》《切韻》教導孩童識字時如何正確發音，希望“昕夕之暇以訓兒童，使其習慣成自然”。

明中后期，新刊刻的日用類書為方便粗通文墨的讀者理解，基本不再錄入讀書、作文、切韻等專業性的學習方法，而是將引文重點放在士大夫談論道德教化對于培養童蒙健全人格的重要影響等方面。如《諭俗教子》開篇即言道：“人有子孫，不問富貴貧賤，皆不可以不教也。所謂教者非徒誦讀之謂也。大要使之識道理、顧廉恥，不作非法、不犯非理，以盡人道而已。”對于孩童日常行為的規范，這一時期很多日用類書都鈔錄了《東峨彭先生示訓》，相較于朱熹的《童蒙須知》，前者省去了對外在衣服、冠履和對待奴婢的規定，只關注孩童自身的言行舉止，但其所內含的誠敬、信友、謙遜的道德品性并未改變。對物質條件的省略簡化了相應的禮儀程序，在禮儀形式層面消除了貧富的差距，更適合一般庶民家庭孩童實踐。

對于四禮知識的介紹，受到有宋以來“禮下庶人”思潮的影響，南宋末年陳元靚在《事林廣記》中就設置“家禮類”，按照冠婚喪祭四禮的分類摘錄《司馬氏書儀》《家禮》等士庶禮書的相關內容進行匯編。為方便一般士庶閱讀與操作，他在編寫時刪減了《家禮》中關于具體執行四禮的注釋說明，只保留儀節的主要內容。明代中后期民間書坊刊刻的日用類書，因應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變化，其所編載的“四禮”，不論在摘錄內容還是編排形式上，展現出更加庶民化和生活化的發展趨向。有些日用類書如《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只保留婚禮、喪禮和祭禮，省去了冠禮。剩下“三禮”的禮儀或儀節內容也被大量刪減，如朱子《家禮》中的喪禮共有21項禮儀，而對“四禮”內容收錄最全的《三臺萬用正宗》中也只保留了“小斂”之前的主要禮儀，共約9項。而且，明代建陽書坊刊刻的日用類書基本都以《本宗五服之圖》《外親服圖》等多幅喪服圖的方式對喪禮涉及的血親關系及五服制度進行具象化詮釋，有些還附有“三父八母服之歌”等歌謠，極大方便了文化水平較低的庶民熟記。明中后期刊刻的日用類書在刪減“四禮”儀節內容的同時，為滿足庶民經營日常人際關系的現實需求，開始大量引入書啟、祝辭、祭文等用于人際交往的實用性書式活套，且從內容體量上占據了主體地位，如用于喪禮慰問的“慰喪父（答）”“慰喪母（答）”“慰喪兄弟（答）”等，基本涉及家庭的主要成員。

明中后期的日用類書還將一些不合禮儀，但民眾喜愛的習俗加入其中。如對婚禮的內容選擇，編者刪除了早期日用類書中道德說教的內容，增添了烘托喜慶氣氛的攔門、撒帳等娛樂活動，更加符合一般民眾的情感需求。在明代仍被不斷翻刻的《事林廣記》中，雖在“婚禮”開篇借“呂和叔鄉儀”強調婚禮蘊含著豐富的人倫道理，應嚴肅對待。但隨后仍摘錄了一些取自民間婚俗的“佳期綺席詩”，并注明“此后固非古禮，今徇俗，姑存于右”，體現了編者主動貼近庶民生活的選材取向。其中的《攔門詩》寫道：“攔門禮物多為貴，豈比尋常市道交。十萬纏腰應滿足，三千五索莫輕拋。”這應是男方上門接妻，親友堵門索取“利市”時的歌謠，目的是創造喜慶歡鬧的氣氛。

內容表述的通俗化

作為面向天下“四民”的暢銷通俗讀物，出版商考慮到這一群體的知識水平和情感訴求，主要通過朗朗上口的歌訣、諺語或勸言等通俗易懂的表達形式傳播道德說教內容。

《邵康節訓世孝弟詩》作為一首規勸兄弟和睦相處的歌謠，曾在多部日用類書中出現，其寫道：“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要取和；公藝同居今古罕，田真共處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擲過疾如梭；庭幃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義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柜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這首詩以朗朗上口的歌謠形式，并借以耳熟能詳的名人軼事向民眾生動傳達了孝親敬長、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等儒家家庭倫理觀念，描繪了“家和萬事興”這一美好生活愿景。

在給民眾傳授養生知識時，日用類書亦引用了《衛生歌》《真常子養生歌》這種歌謠式的表述形式。如《衛生歌》談到飲食養生：“常令充實勿空虛，日食須當去油膩。太飽傷神饑傷胃，太渴傷血多傷氣。饑餐渴飲莫太過，免致膨脝損心肺。醉后強飲飽強食，未有此身不生疾。”通過歌謠形式將不規律飲食和過度飲食的危害進行簡單說明，且未做過多醫學解釋，不僅易于理解與記憶，而且也便于普通民眾甚至不識文字者之間的口耳相傳。同時，日用類書還將“以德養生”的養生思想融入日常身心調養的行為規范中，如《居家必備》摘錄《大藏治病藥》勸導民眾：“雖居榮祿，不敢為惡。量體而衣，隨分而食。雖富且貴，不敢恣欲。雖貧且賤，不敢為非。是以外無殘暴，內無疾病。”將道德勸誡與民眾的日常養生相結合，契合了民眾渴望養生延命的心理訴求，更易實現道德教化的目的。

綜上所言，明代日用類書作為面向民間士庶群體，傳播日常生活知識的通俗讀物，出版商廣泛取材于當時流行的道德勸善書、家禮書等道德教化類書籍作為其編纂民間倫理知識的素材。在編纂過程中，他們注重鈔錄內容的簡易化、傳播語言的通俗化，使這一時期收錄的民間倫理內容呈現出生活化的風格，有力推動了儒家民間倫理在庶民社會的深入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