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玲，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蘊，是賡續中華文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途徑，也是汲取傳統智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支撐。

出禮入刑、隆禮重法的治國策略

我國古代治國理政最為重要的“治國之具”就是禮與法（刑）。荀子提出“治之經，禮與刑”，這是就基本規范種類而言的；賈誼認為“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這是就規范發揮的作用而言的。這些思想從不同角度表達了禮與法共生共存之義。

禮與法發揮的作用不同，地位亦有差異。古人對禮法關系及其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進行了概括，如在《唐律疏議》的“名例”序文中——“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德禮更多是人心由內而外發揮的“善”，而刑罰乃是為了“為善去惡”而生的必要的“惡”。道德的缺陷是難以形成統一的制度，法律則彌補了這一不足，保證了外在秩序的安定。以道德禮義為本，以法律政刑為用，凸顯了傳統法律文化對“治國之具”的準確定位。《唐律疏議》之所以名垂史冊，乃至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其在立法精神和具體制度上“一準乎禮”，是重要原因之一。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

在民本成為治國理念前，天命和神權思想占據統治地位。史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但天命鬼神并不能保護延續商朝統治，殷商終究因為統治者奢侈無度、壓榨百姓、窮兵黷武，而被小邦周推翻。這使得繼起的西周統治者深切體認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于是明確提出“敬天保民”，宣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五子之歌》中，更是直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中處處彰顯著民本理念。在立法上，始終堅持“保民”“養民”“富民”。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宋史·危昭德傳》云：“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法典中常見促進農業生產、保障人民生活的條款。如唐律規定各級政府如果遇到旱、澇、霜、雹、蟲、蝗等災害，相關主管人員如果沒有及時匯報或者錯誤匯報的，要杖七十；對不興修水利、毀壞農具、毀伐樹木莊稼、盜野田谷麥等各種不利于民生的行為定罪量刑。在司法上，突出表現為對人的生命的重視。唐太宗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唐太宗錯斬張蘊古之后，反思自己的過錯，確立起“三五復奏”這一死刑復核制度，規定“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背后的理念正是民本。

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

孔子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有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無訟”是儒家的理想目標，“以和為貴”是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人們相信，訟爭的出現是不明道理、不遵教化的結果，如果每個人都有恥且格，就不會存在訟爭。作為治理者，茍能正人心、厚風俗，以德化民，就能達至天下無訟。

現實中，訴訟無可避免，甚至在某些時期和地區，“囂訟”“健訟”之風不絕。但“無訟”的價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會減輕此風。在此理念下，治理者宣傳教化，和息訟爭，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并適用法律，實現“明刑弼教”之旨。古代司法官員經常會利用訴訟審判之機“寓教于判”，在審判中申明教化，講述道理，勸雙方息訟止訟。如東漢吳祐為膠東相時，遇到百姓前來訴訟，他首先閉門思過，自責德化不力，然后開始受理訴訟，在審判過程中，他“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經過擺事實講道理，爭取和解結案。其效果是，“自是之后，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以和為貴”既是價值上的追求，也是達至“無訟”的方法，要求案件處理不能只停留在解決糾紛層面，還要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睦。

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慎刑思想

西周統治者明確提出“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的思想，從而定下了傳統“德”（“禮”）與“刑”（“罰”）關系的基調。西漢借陰陽之學，對德主刑輔作了原理上的論證。董仲舒說，“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思想，要求治國者首先要注重提升整體社會道德，移風易俗，以德化民。為保障教化的推行和道德的實現，刑罰又不可或缺。古人很早就認識到德刑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德刑的運用上，主輔秩序儼然。

慎刑本就是民本思想的內在要求。古人始終堅信人命至重，故對死刑設置了嚴格的審理、復核和執行程序，同時，對疑罪的處理，“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尚書》中提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傳統審理的方式和過程同樣凸顯了“慎”的特點。早在西周審判中就總結出“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即通過觀察訴訟當事人的辭令、臉色、氣息、聽覺、眼神，來查清案件的事實真相。同時創設了“三刺”（訊群臣、群吏、萬民）、“三宥”（宥不識、過失、遺忘）、“三赦”（赦幼弱、老耄、蠢愚），表明周人秉持理性精神，慎重對待司法。

援法斷罪、罰當其罪的平等觀念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禮崩樂壞”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識到“法治”的重要性。《藝文類聚》云：“治國無其法則亂。”商鞅云：“事不中法者，不為也。”“法治”最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為公，一斷于法”。東漢許慎在解釋何為“法”時說：“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平”“直”，意在強調法的公正和平等的特點。

實現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得到妥當施行、平等適用。晉朝尚書劉頌曾建言：“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其建議后成為晉律的內容。在晉律影響下，北魏、北周等王朝紛紛確立援法斷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議》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這對于限制司法專橫具有重要意義。在具引法典條文前提下，還強調罰當其罪，而非一味機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斷罪引律令”條之下，專門規定一個條例要求“務須詳核情罪”。“詳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適應。與此相應，古代判例判牘中反復出現的“情法兩平”“情罪相允”等詞語，都在提醒法司要注意罰當其罪：判罪既不可隨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輕畸重，而是始終要貫徹“平等”之義。

保護鰥寡孤獨、老幼婦殘的恤刑原則

以儒家文化為底色的中國傳統法制，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時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則的體現。《唐律疏議》中要求，凡年齡在七十歲以上、十五歲以下及廢疾者，犯流刑以下之罪，做收贖處理；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以及篤疾者，犯謀反、大逆、殺人應判死刑的，奏請皇帝處置，犯了盜罪及殺傷人罪的，也用贖法，其他犯罪都不論處；九十歲以上、七歲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處刑。法律對于老幼病殘情況的認定條件都相對寬泛，體現了人道主義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名例”篇都規定了優恤老幼病殘的原則。對于婦女犯罪，同樣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此外，即便犯罪者本身并非鰥寡孤獨、老幼婦殘，但刑罰的后果如果關系相關人群的利益，也要區別對待。例如，所犯并非“十惡”重罪，且家中無其他成年男丁，祖父母、父母老病無人奉養的，即便犯罪者當判死刑，是否實際執行則必須奏請皇帝批復；犯死罪以下者，通常都能夠被釋放“養親”。傳統的恤刑理念在此得以鮮明體現。

總之，在中國傳統法律發展史中，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個歷史時期發揮了相應作用，為國家強盛、社會安定、民族團結作出過貢獻。今天，我們應堅持從實際出發，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從中汲取營養、擇善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