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志猛，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暨馬一浮書院教授  

老子的自然思想極為復雜，存在諸多不同理解。“自然”一詞在《老子》中出現過五次：“百姓皆謂我自然”（17章）；“希言自然”（23章）；“道法自然”（25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64章）。“自然”關乎宇宙萬物的起源、生長過程和結果，以及道、萬物的本原、政治秩序和人的自然等，具有多重意涵而非單一含義。在老子那里，宇宙自然與人的自然密切相關，人有其自然目的、自然差異和自然構成。自然并非隨意和無目的性，政治的自然與無為也有著內在關聯。

自然、道與本原

“自然”一詞在漢語中可做名詞、副詞、形容詞和連詞，老子思想中的“自然”到底何指，一直備受爭議。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自然”是不是“道”效法的更高對象呢？有不少論者認為，老子將道、天、地、人（王）視為“四大”，若“自然”高于“道”，那就應該有“五大”。因此，這里的“自然”常不被當作名詞，并非指自然界、山水自然、天地自然、自然狀態，而是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可謂“人文自然”（劉笑敢）。此外，還有將“自然”作為形容詞，形容“道”生萬物的無目的和無意識（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試稿》）。“道法自然”還被解釋為：道性自然無所法（河上公）、道不違自然（王弼）、道以自己為法（張岱年）、道純任自己的自然（陳鼓應），等等。但也有論者表示，“道法自然”應理解為“道遵循萬物的自然”（萬物自己成就自己），“自然”指萬物、百姓自身的活動方式，而非道的本性（王中江《根源、制度和秩序》）。

老子在提及“道法自然”前先描述了“道”的特性：“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25章）。“道”先天地而生，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42章）。若“道”涉及宇宙萬物的本原，“道”所依循的“自然”就跟萬物的本原有關，而不僅僅指涉人類社會或萬物的活動方式。將“自然”看作副詞或形容詞，無法充分展現“自然”的豐富內涵。

對照柏拉圖的自然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老子的自然思想。“自然”（physis）的詞根含“生長”之意，古希臘自然哲人也熱衷于探究自然和萬物的本原，將自然視為有關“最早之物”的“起源”，水、火、土、氣等元素作為“最早之物”即是萬物的本原。但柏拉圖質疑，若可證明宇宙靈魂是最早產生的東西，先于諸元素生成，那么，宇宙靈魂更應稱為“自然”。柏拉圖將宇宙靈魂定義為“自我運動”，能使自身和他物動起來，是萬物所有轉變和運動的原因。宇宙靈魂將努斯（nous，或心智）作為幫手，驅動天地萬物。這種有理智和完整德性的宇宙靈魂照管整個宇宙體，其自然本性具有秩序、理性、和諧、規律和目的（柏拉圖《法義》卷十，《蒂邁歐》34b；林志猛《立法哲人的虔敬》）。“自然”也指事物“本來的樣子”，事物的原型或理念（eidos）。追問某物的“自然”，即追問該事物的理念或本質是什么。“自然”包含起源、過程、結果三層含義：一是作為起源或始基，既屬于萬物又是萬物的產生者；二是指萬物從產生到成熟的完整生長過程；三是這一過程的結果（即秩序）。“自然”不僅有關宇宙的起源和演變，還涉及人類社會組織或政治的起源和發展（納達夫《希臘的自然概念》）。柏拉圖從萬物的本原、初始之物和運動論的角度來闡發“自然”，這與《老子》第25章的宇宙論視角若合符節。

若依此對觀老子的自然思想，“道法自然”便意味著，道依循萬物的本原（起源），從而生成并驅動萬物，輔助萬物朝向自然的完善或德性（過程），使宇宙萬物和諧有序（結果）。“自然”若理解為萬物的本原，具有生命或靈魂，并充滿理智、德性和秩序，當是“道”效法的對象，可使萬物生生不息。從宇宙起源論看待“自然”涉及兩種起點：編年性（時間性）起點將宇宙創世前的狀態描述為混沌（無），邏輯起點則將宇宙秩序本身設想為結構化整體的自然世界，每一部分都有相應的位置（納達夫《希臘的自然概念》）。老子從有無相生、整體部分、有序無序來談論道與自然，同樣與這兩種宇宙起源論相關。

老子還指出，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又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40章）。“反”是道的運動方式之一，其含義存在爭議，有相反、循環、返回之意。在老子關于道的論述中，處處可見相反、對立的概念，如有無、強弱、剛柔、無為無不為、黑白、雌雄、福禍、智愚、美丑、善惡、貴賤、難易。事物相反相成，“反”是萬物運動的規律之一，對立的力量推動自身發展變化（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但也有學者認為，“反”是指促使事物返回到它自身。事物的變化若脫離道，道會促使它返回自身，這乃是道的運動規律之一（王中江《根源、制度和秩序》）。道的運動能使對立之物相互翻轉，并推動失道之物復歸本原（歸根、復命），從而維系自然的平衡，類似于自然（靈魂）的自我運動。正因為道依循自我運動的自然（第一因），它能驅動、化生宇宙萬物，使萬物不停運轉、循環和復歸。

“道法自然”也可指道遵循萬物的本原、理念，道之動類似于“努斯”的運動，同樣具有規律、目的和秩序。老子探究自然、大道、運動，始終沒有脫離德和秩序的問題，最終指向了共同體與個人的內在秩序和德性。老子的自然并非指隨機性的任其自然，或側重形而上學和本體論，而是強調遵循萬物的自然本性使之各司其職、各安其位，以獲得自身潛能和德性的最大生長。老子的“自然”涉及最高之物，并關注人自身的完善，以及天—地—人（宇宙—政治—靈魂）之間的和諧有序。自然作為終極關切指引人類精神向上超越，并激勵個體靈魂追求完美。這樣的“自然”也會為人類提供道德、法律和價值上的指引，使人明白應當如何生活，從而選擇恰當的生活方式并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萬物之自然與人之自然

道支配著萬物的生長，宇宙萬物需與道相符才能得到良好的發展。人作為萬物的靈長，其自然本性應遵循道的法則。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51章）。道創生萬物，萬物的自然本性各不相同，依靠自身的德性維系其存在。萬物擁有自然本性后，還要有相應的形體，并在合適的環境下成長起來。道不僅創生萬物，還養育、調節、安定和庇護萬物。因此，萬物都尊崇道并重視德。對于道和德的這種敬重，并非因為它們具有強制的命令和規定，而是因其“常自然”，總是自然而然，而使萬物能依其自然本性成就自身。就此而言，自然也意指萬物產生、發展和成熟的整個生長過程。

道的自然還表現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51章）。道生養、輔助萬物，卻不占有、主宰萬物，自恃有功，而是依其自然本性充分發展。因此，“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64章）。圣人與眾人的渴求和所學不一樣，由此表明人與人存在自然差異。圣人熱衷于探尋最高之物（道、自然），而非多數人渴望的財富、權力等，從而能洞悉“萬物之自然”而“輔”之。“輔萬物之自然”不僅涉及對宇宙整體的關切，而且是對每一個體的尊重，要讓家庭、村社、城邦都有好的發展空間。“輔”是提供良好環境和條件，加以撫育和呵護，防止強力干擾和操控，而不進行直接宰制（劉笑敢《詮釋與定向》）。莊子也說，“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莊子·應帝王》）。順應萬物的自然本性，可使天下獲得大治。

“萬物之自然”包含人的自然，老子和柏拉圖都從宇宙自然返回人的自然，從宇宙秩序觀照政治秩序和靈魂秩序。“萬物之自然”不僅指萬物自然而然或自己成就自己，還涉及萬物的自然本性。圣人要根據每個人的自然本性安排適合他的位置，這對個人而言才是好的。若德不配位或有德無位，都不利于整體的和諧。人的自然狀態并非霍布斯式的人人相殘的敵對狀態，也不是純粹富足的伊甸園狀態，而是不善不惡、不貧不富的“居間”狀態（柏拉圖《法義》卷三）。即便有的人自然稟賦很高，若沒有得到良好的教養，也可能淪為野獸一般。若有恰當的培育，則會變得高貴和神圣。圣人對眾人之“輔”，在于提供正確的引導和教育，使其走上正道。否則，人在不良環境的影響下，其欲望便會不斷膨脹而走向過度，自然本性逐步變壞，而遠離原初的本性。對此，老子提出要“復歸于嬰兒”（28章），返回到嬰兒般清凈無欲的純樸本性。人要保持節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才能獲得恒久的德性，成為天下的典范。

人的自然本性最初如嬰兒般純潔，但老子認為人會受各種東西誘惑而敗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12章）。聲色犬馬、奢侈放縱的生活會損害人的身心，使人的欲望無限釋放，彼此之間明爭暗斗，而逐漸喪失純樸的自然本性。各種技藝的出現也催生出各式各樣的欲望，使人無窮無盡地追求欲望的滿足。“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57章）。過于追求器物和技藝的精巧，反而會使國家陷入混亂，奇技淫巧大量涌現。老子尤為警惕智巧、技巧、多知、多智對人的自然本性的傷害。人最初沒有知識概念，后來對善惡是非形成諸多相互沖突的意見。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18章）。最高的道廢棄后才出現仁義，智巧和聰慧產生后才有虛偽。老子貶低智術和政術，禮樂權衡斗斛法令是大道喪失之后不得已為之的手段。過度追求智術也會扭曲人的自然本性，讓人沉迷于權謀、智謀。老子主張拋棄智巧和俗知，轉向至高大道，以復歸無知無欲、天人合一的自然。

在老子看來，追求大道和德性完善才是人的自然目的，物質性的欲望并非人的最高欲望。人與人存在自然差異，圣人與常人、民眾與統治者有著不同的欲求和生活方式。老子同柏拉圖一樣反對智術師式的“知識”和“技藝”，展現了這類智術運用于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所帶來的可怕后果。老子注重守柔的一面，甚至要求“絕圣棄智”（19章），不鼓勵民眾去追求過多的知識或智巧。柏拉圖則提出“自知無知”，人未能充分認識什么是真正的美、善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不能宣稱自己無所不知，而要保持思想的審慎。老子將宇宙自然與人的自然勾連起來，強調人應歸根、復命和靜觀，回歸嬰兒般的自然素樸，以洞徹永恒的大道。

自然與無為、人為

老子不僅關注宇宙自然、萬物的自然和人的自然，而且特別強調政治的自然。“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17章）。這里的“自然”有解釋為百姓自認為如此、自己造就自己，也有人表示，“貴言”、“功成事遂”的主體應是圣人，百姓皆認為其統治自然而然。“自然”并未排除治者的作用和外力，而是強調潛移默化，讓人渾然無覺地接受（劉笑敢《老子古今》）。“自然”帶來的結果是“功成事遂”，政治和諧穩定、井然有序。

最好的統治形式是無為而治，百姓沒有被統治的感覺，只知道治者的存在。次等的是有為之治，上行下效，獲得民眾的親近和稱贊。再次是借助強力來治理，最差的則造成混亂無序。在老子思想中，統治形式存在自然差序。柏拉圖同樣對政制類型做了排序，最佳政制是有智慧的哲人當王（王制）。哲人能充分認識每個人的自然本性，分配適合其本性的恰當工作，此即“自然正義”（《理想國》卷五、卷八）。善政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對靈魂的自然構成有深刻的認識。在老子那里，圣人的無為而治自然而然，同樣是根據人的本性來治理，從而實現自然的秩序和“太上”的境界。政治的自然追求整個共同體的協調，以及人與人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自然和諧。在大道敗壞后才出現仁義禮樂和法令的強制，而在禮崩樂壞后，形成了各種爭斗和諂媚。

老子提倡“希言自然”（23章），在治理上謹言慎行，這也是自然、無為的體現。因為“多言數窮”（5章），政令煩苛并不合于自然，會陷入諸多困境。老子將無為視作邦國自然和諧的根本，“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37章）。表面上清凈無為，不主動干涉、掌控，只是輔助萬物依自然發展，這種無為之為實則高于通常的主動作為。治者若能效法自然與無為，就能使萬物自己生長、化育，用大道的純樸自然抑制各種貪欲和反常。無為是一種自然自在的生活方式，超越俗世又保持適度關切，不會淪為徹底的消極遁世、不思進取。莊子亦言：“無為而才自然矣”（《莊子·田子方》），“莫之為而常自然”（《莊子·繕性》）。水流自在而自然，至人之德如同天地日月自然形成，而非刻意為之。不爭不先是無為的外在表現，不恃無欲則是無為的內在制約。

與自然、無為相對立的是“人為”，古希臘自然哲人和智術師常把自然與禮法（nomos）、技藝對立起來，將禮法和技藝當作人為之物，并不分有自然。但柏拉圖卻試圖調和自然與禮法、自然與技藝，認為好的法律應基于諸德性的自然秩序，根據靈魂的自然構成為其安排良好的秩序。政治和立法的技藝作為最高的技藝，旨在認識人的自然本性并照料好靈魂。老子的自然和無為同樣沒有跟“人為”完全分離，恰恰因無為而無不為，因自然而造就最好的統治。在復歸自然和素樸后，“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28章）。自然素樸的東西在人為制作后成為器物，圣人依此理結合自然與人為（技藝），設置百官進行統治，使政制保持完善而不分裂。

老子的自然思想既關乎萬物的本原、最高價值的大道和自然正當，又指涉政治的自然和人的自然。自然和道的運動也是輔助萬物成長和發展的過程，老子力圖貫通宇宙、邦國和個人的三重自然，意在形成和諧的人倫和政治秩序。老子對自然的洞見依然會啟發我們思索，如何避免讓現代技術和商業生活修正甚至扭曲人的自然，造成個體靈魂和政治的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