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學良、楊羊，分別系上海財經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財經大學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并對區域協調發展做出了更加長遠、更加系統的戰略部署和總體安排，指出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從邏輯關系看，中國式現代化為推動新時代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明確了前進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區域協調發展堅持以人為核心，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統籌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對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出更高要求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區域協調發展必須著力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當前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給中國式現代化帶來多重挑戰。在此背景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意義重大。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通過頂層設計增強區域發展的協同性和整體性，提高國內大循環覆蓋面，在更大空間尺度上降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交易成本。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彰顯中國特色和大國特征。回顧人類歷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是充斥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的現代化道路，是以追逐資本超額利潤為目的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追求和平發展、自主創新，不斷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協調發展之路。這要求我們必須將新發展理念貫穿區域協調發展全過程、全領域，在促進各區域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區域經濟間的相對平衡。

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符合我國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需要，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發展需要構建高質量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區域協調發展以優化經濟資源空間配置結構為主要目的，通過政府規劃和市場機制，促使經濟資源在一定空間范圍內形成相對有效的空間結構，推動各區域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深度參與分工，形成“1+1＞2”的聚合效應。區域協調發展謀求的是可持續發展，以發展為前提，經濟帶、城市群、都市圈等通過產業、交通、人才、公共服務等政策的系統集成，實現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這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一致。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區域協調發展必須更加強調小尺度、跨區域、相對精準的區域合作示范效應。當前，我國已相繼實施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一系列大尺度的國家重大區域戰略，在全國范圍內逐漸形成了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區域協調發展格局。未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需要基于小尺度空間推進行政邊界、地理邊界、經濟邊界和社會文化邊界的多維耦合，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方面探索區域一體化新動能。

區域協調發展堅持以人為核心，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取向

從理論上講，人口、產業的聚集可以通過學習、匹配、共享等微觀機制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形成集聚經濟。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初期，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放到部分地區，可以迅速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提升資源利用效率。這一階段，規模經濟會進一步促進要素的空間聚集，形成循環累積的正反饋，造成區域經濟發展的進一步失衡。但當集聚提升至一定水平后，又會產生土地成本上升、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一系列集聚不經濟情形。要素開始由集聚區向周邊地區擴散，區域經濟開始尋求從局部快速增長轉向全局均衡增長。

改革開放初期，東部率先發展戰略為我國全面融入國際市場、帶動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迅速提升打下堅實基礎。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勝利，為共同富裕奠定良好基礎。當前，區域發展不平衡已成為制約人民幸福感提升的關鍵因素。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和社會主義的性質宗旨，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群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必須不斷增強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政策系統集成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路徑

區域協調發展以政府引導為重要特征，有利于解決自由市場機制的缺陷。市場可能出現“失靈”，加速“循環因果累積”，形成區域經濟“馬太效應”，導致邊緣區與核心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此時，政府可結合不同地區比較優勢，實施“融合化”“協同化”“一體化”“同城化”等差異化區域合作策略，在不損害先發地區發展的同時促進落后地區發展，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相對協調。實施政府引導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通過政府協商、經貿合作、協同治理、資源共享等機制，進一步提升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

我國通過政策集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已取得顯著成效，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探明了空間路徑。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逐漸打通了區域協調發展的“經絡”，構建起了區域協調發展的大框架。目前中部和西部GDP占全國的比重已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2年的22.1%、21.4%。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人均GDP之比分別從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2年的1.50、1.64，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日益增強。另一方面，以都市圈、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格局不斷深化，使得區域政策的精準性不斷提升，經濟發展潛力加速釋放。2022年，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內地9市地區生產總值分別達10萬億元、29萬億元、10.46萬億元，三大城市群經濟總量占全國的比重超過了40%，充分體現了各區域戰略發揮全國經濟壓艙石、高質量發展動力源、改革試驗田的重要作用。

堅持分類施策，處理好區域協調發展的幾個關系

處理好核心區域與非核心區域間的關系，深入推動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為主體形態的城鎮化發展。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能級，壯大先進制造業、高端服務業并前瞻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引導大城市功能有序向周邊中小城市疏解，以都市圈為重要載體推進區域交通共聯、產業共興、人才共享、服務共建、生態共保。以城市群為空間載體，不斷深化城市錯位發展理念，建立網絡化的產業集群組織，推動各城市在園區開發、要素供給、機制協同等方面拓展合作深度，充分發揮中心城市要素、資源、功能輻射功能。

處理好核心區域或城市之間的關系，深化區域戰略聯動發展。從區域來看，以核心城市“強強合作”為紐帶，加快構建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三大城市群串聯形成的沿海經濟帶為南北向發展主軸，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和長三角城市群串聯形成的長江經濟帶為東西向發展主軸，和以晉陜豫鄭（州）洛（陽）西（安）高質量發展合作帶為中西部地區聯動軸的區域協同發展格局。從城市來看，以長江流域中上游的武漢、成都和重慶以及黃河流域的鄭州和西安五個國家中心城市為支點，強化長江與黃河戰略聯動，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全國一盤棋。

處理好非核心區域或城市之間的關系，推進行政邊界區域融合發展。加快推進相對落后地區和城市立體化交通體系建設，大力完善多式聯運體系，推動商貿流通提檔升級，以樞紐經濟建設推動交通邊緣城市向交通樞紐城市跨越，為其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實現功能躍遷夯實基本條件。加快省際毗鄰地區的融合發展，系統總結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等小尺度、跨區域、精準化的區域合作經驗，深入探索省際毗鄰區合作交流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積極謀劃一批省際毗鄰區域融合發展新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