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荀學接受史研究”負責人、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惠棟是吳派考證學的代表人物和乾嘉樸學的奠基人,《荀子微言》是他晚年思想的精華,也是清代專門校釋《荀子》的著作。惠棟在校釋時不但采取以《易》注《荀》的方式闡發荀學大義,而且對后儒所詬病的“性惡”論等觀點加以辯解和維護,開啟了清儒治《荀子》的新模式。
旁征博引 考證翔實
《荀子微言》一書分為前后兩部分,前半部分題為“荀子微言”,節錄荀文,闡述荀子合于圣人精微要妙之處,篇幅較長;后半部分題為“荀子訓格之言”,摘錄荀子訓格之言,篇幅較短,只條列數語。《荀子微言》的古籍整理體式為隨文注釋體,即前面為《荀子》的語句,后面加以注語和解釋,既勘定版本、訓詁字義,又闡發荀學義理。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種。
一是自注,即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注釋。比如,對于《大略篇》“故其行効,其立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惠棟注曰:“宋本皆作效。”勘定了不同時期的版本;對于《儒效篇》“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逼渥⒃唬骸膀G其私智,雖當非仁!标U發了荀學義理;對于《勸學篇》“禮之敬文也”,其注曰:“恭敬而溫文”,既訓詁了字義,又闡述了其對于“禮”的特質的理解。
二是引用他注,這其中又包括引用楊倞注(最早注解《荀子》全文者)、引古籍注等。引楊倞注是惠棟最常用的方法,往往直接引用楊倞注而不做說明,這充分說明他對楊倞注的贊同與尊重。引古籍注也是惠棟常用的方法,在古籍中他引用最多的是經書,尤其是儒家典籍,兼及史書、子書。比如,對于《王制篇》“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惠棟引《孟子》及趙歧注:“《孟子》曰:‘夫君子,所通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趙歧云:‘君子通于圣人!痹凇度逍贰安⒁欢欢,所以成積也”中,其引《中庸》曰:“《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卵蕴旆e于眧眧,地積于撮土,山積于卷石,水積于一勺。鄭注曰:‘天地山水,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為志誠者亦如此乎!且!
三是以《荀》注《荀》,即用《荀子》語注《荀子》,以作內證。比如在解釋《解蔽篇》“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條時,惠棟注曰:“一隅謂之一曲。體常而盡變,謂之大理!币玫木褪恰督獗纹贰胺虻勒撸w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在同一篇中,惠棟在注解“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時曰:“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所引用的就是《儒效篇》“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一語。
以《易》注《荀》
《荀子微言》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易》注《荀》”的方式,即通過《易》經傳來校注《荀子》;輻澥乔螛銓W的奠基人,他的治《易》成就是清代《易》學的翹楚。在《荀子微言》中,惠棟引用《易》經傳之言注解《荀子》達24次,分別是“荀子微言”部分17次、“荀子訓格之言”部分7次。惠棟以《易》注《荀》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訓解《荀子》字義。比如,對于《王制篇》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一文,惠棟注曰:“在《易》,上經天道,下經人事。上經首《乾》《坤》,故云:‘天地者,生之始也。’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故‘禮義者,治之始也’。下經首《咸》《恒》,故‘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是之謂大本!被輻澯谩兑捉洝非、坤二卦說明天地在宇宙洪荒中“生之始”的地位,接著又用《序卦傳》的引文說明禮義形成的過程及天地的初始意義,最終證明禮義為“治之始”,充分將《易》經傳與荀子重禮的思想聯系在一起。再如,《王制篇》:“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被輻澮浴兑住は缔o下》“天下之動貞夫一,故皆曰一也”一語,闡發荀子根據遵循天地運行的規律,強調天地、禮義、君子作為“禮之本”的必然性的觀點。
二是揭示《荀子》與《易》經傳思想內容會通之處,探究荀子思想的源流;輻澰啻沃赋觥盾髯印穼Α兑住方泜魉枷氲膫鞒。比如《天論篇》:“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能加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其注曰:“即《系辭》天下何思何慮一節之義。”此處所引《系辭》原文為:“《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釉唬骸煜潞嗡己螒]?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天論篇》的解釋與《系辭》完全一致,說明《荀子》與《易》經傳有著較深的淵源。再如,在《勸學》“《樂》之中和也”下,惠棟注曰:“《易》尚中和,《樂》本乎《易》,故云中和!被輻澆]有訓解《荀子》字義,而是認為《荀子》與《易》在某些內容上具有相通的理念。
尊崇荀子 維護荀學
除校注《荀子》之外,惠棟還極力為荀子及荀學辯護,是清代最早尊荀的學者之一。比如,對于飽受后儒詬病的“性惡”說,他多次替荀子辯解。在《成相篇》“暴人當拳,仁人糟糠”下,其注曰:“荀子自謂其言悲切,蓋當秦將并一之時,極惡之世,故有性惡之說。”惠棟站在荀子的立場上,認為“性惡”是荀子迫于形勢的“悲切”之言。在解釋《賦篇》“天下不治,請陳佹詩”時,他說:“孟子言性善,本其初也。荀子言性惡,痛其習也。后之學者不知人論世,而猥以荀子之非,安可與之言學哉!”他還認為荀子由于生逢亂世而“痛其習”,言性惡是為了勉勵人積學,強調論人論學應該“知人論世”,否則認識就會不客觀。再如,對于荀子的禮學思想,他認為乃承繼子夏的禮學而來。在注解《勸學篇》“學至乎禮而后止”“終乎讀禮”一語時,他說:“自子夏論《詩》有禮后之說,而夫子與之,故其徒皆傳其學。五傳至荀子……”,認為子夏至荀子乃一脈相承,荀子的禮學仍為孔門嫡傳,這就與排斥荀子、將荀子看成儒家“歧出”的觀點截然不同。在分析《不茍篇》中之“微”與“誠”時,惠棟曰:“誠即《中庸》之慎獨也,獨即《中庸》之至誠也,又謂之微。”將《荀子》與《中庸》會通起來,再一次維護了荀子在儒家正統中的正當性。
為了替荀子辯護,惠棟甚至不惜與宋儒交鋒,認為即使是周敦頤、朱熹也對荀學多有借鑒。比如,在解釋《不茍篇》中的“誠”字時,惠棟注云:“宋儒謂荀子不識誠字。周子曰:‘誠則無事矣!谩盾髯印氛Z。然則周子亦不識誠字耶!敝鲝堉芏仡U都曾借鑒荀子的觀點;對于“至誠則無它事矣”,其注云:“朱子曰:‘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認為朱子與荀子有思想上的一致性;對于“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其注云:“周子所謂誠之通”“周子所謂誠之復!睂⒅茏优c荀子的思想聯系起來;輻澋倪@些注語,不僅論述了宋儒與《荀子》會通之處,而且還不留情面地對宋儒曲解《荀子》的行為進行了批評,批駁了宋儒對荀子不恰當的攻詰,這種勇于批判的態度在當時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總之,雖然《荀子微言》并非對《荀子》全書的校釋,且存在著隨意刪減原文、盲從古文等現象,但是作為清代漢學家專門校釋《荀子》的肇始之作,此書在校釋時既能夠旁征博引,又以《易》注《荀》、特色鮮明,并特別重視對荀學義理的闡發,與乾嘉學者重考證、輕義理的方法大相徑庭。這在清代《荀子》注本中十分少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