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全志：由“黃炎”到“炎黃”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先秦兩漢話語中五帝形象的衍生與相關文獻的形成研究”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盡管當代社會早已習慣將炎帝、黃帝合稱為“炎黃”，但在中國早期的文獻中，世人更習慣將兩者合稱為“黃炎”。由“黃炎”到“炎黃”的變化，并非僅僅是文字表層的調換，其背后蘊含著炎帝形象的衍生與身份建構的過程。

河南新鄭黃帝故里祠壁畫《黃炎結盟》作者/供圖

炎帝被視為黃帝征伐的對象、姜姓的先祖

有關炎帝、黃帝的故事也許早有流傳，但兩者放在一起被書寫于典籍則見于春秋時期。現存文獻中，最早記載黃帝與炎帝直接關聯的話語出自《國語·晉語四》司空季子的敘述。針對晉公子重耳的婚姻選擇困境，司空季子舉出黃帝與炎帝相互征伐的故事，在司空季子的話語邏輯中，黃帝、炎帝盡管同父同母，但卻成長相異，進而造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通過司空季子的敘述可知，在春秋世人眼中，黃帝、炎帝為兄弟關系：兩人同出于少典氏，本可以為同姓，但最終卻異成而異德，分屬姬姜兩姓，進而走向了相互殺伐的境地。結合司空季子先言黃帝二十五子以成天下十二姓的話語邏輯，在黃帝與炎帝之間，司空季子推崇和褒揚的應是黃帝。

這一推崇心理也見之于晉國君臣的另外一場對話，即《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所記晉文公與卜偃關于是否救助周襄王的占卜活動。針對晉文公是否勤王的疑問，卜偃的占辭是“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盡管卜偃沒有明言黃帝征伐的結果，但晉國君臣得出吉利的結論，足以揭示黃帝是阪泉之戰的勝利者，而炎帝則是失敗者。

由這些對話內容可知，春秋之時，世人普遍認為炎帝與黃帝生活在同一時代，而且是被黃帝征伐的對象。以當時的歷史語境而言，黃帝對炎帝的征伐，也蘊含著晉國與齊國之間的對抗和爭霸過程：黃帝為姬姓先祖，而炎帝為姜姓先祖；晉齊兩國分別是姬姜兩姓的代表，自視為黃帝、炎帝的后裔。于此，黃帝與炎帝的征戰則直接指向當時晉齊兩國的較量和霸業。《左傳》哀公九年所記史墨之言，便是這一觀念認知的典型表現：面對晉軍主帥趙簡子是否救鄭敵宋的猶疑，史墨的占辭云“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后也。水勝火，伐姜則可”。顯然，這是“黃帝戰炎帝”在現實政治中又一次十分直接的隱喻。

春秋之時的“黃帝戰炎帝”，經戰國傳至秦漢，以致與“黃帝戰蚩尤”的故事相交融、纏繞，使得司馬遷在撰寫《五帝本紀》時以兼收并蓄的方式記載了黃帝與蚩尤、炎帝的兩次征戰，其前后又有神農氏作為時代的標識。太史公的這一書寫為后世的爭議埋下了伏筆，但卻呈現出神農、炎帝、蚩尤相別為三人的認知。與司馬遷的書寫不同，賈誼《新書·益壤》則沿用春秋時期的古說，認為黃帝為炎帝之兄而“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與賈誼近似，《淮南子·兵略訓》云“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以證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這些文獻的書寫可以看作戰國秦漢社會對“黃帝征伐炎帝”故事的進一步演繹，是對自古相傳話語的執著堅守和復述延續。同時，與春秋社會不同的是，盡管他們都在言說“黃帝戰炎帝”的故事，但卻已不再凸顯兩者分屬于姬姜兩姓的先祖身份。這一書寫和闡釋指向的變化，蘊含著后世社會雖然仍在堅守“黃帝戰炎帝”的古說，但話語內涵已經遠離了姬姜兩姓相別，不但與晉齊兩國的爭霸沒有必然的關聯，而且還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功能。

炎帝轉變為先于黃帝的古帝王

與“黃帝戰炎帝”被賦予新內涵不同，炎帝形象的衍生還存在著另一條路線，即炎帝不再是被黃帝征伐的對象，而成為先于黃帝的帝王。《逸周書·嘗麥解》是目前所見同時記載炎帝、黃帝、蚩尤三人復雜關聯的最早文本，它的書寫也意味著炎帝的地位已被提升至黃帝之前。

結合文辭、思想內容和文本風格，一般認為《逸周書·嘗麥解》成篇的時代是在春秋戰國之際。而這一時間點正是華夏大地族群融合、姓氏合一的時代，姬姜兩姓已不再是區分炎帝、黃帝的重要標準，現實社會中族群的融合，也必然映照于炎黃關系的轉變。在《逸周書·嘗麥解》中，作者以樸實的筆法借周王之口，講述了發生在炎帝、蚩尤、黃帝三人之間的統治、反叛、平亂的故事。其中，炎帝先于黃帝擁有天下，成為天下共主，統治著蚩尤、少昊。隨后，蚩尤貪婪暴虐、蠻橫反叛，逐迫炎帝以致天下大亂。在這一情況下，炎帝“乃說于黃帝”（讓天下于黃帝，劉師培《周書補正》），于是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顯然，這里的炎帝已是能夠傳位于黃帝的前代天子。即使不把炎帝“乃說于黃帝”理解為炎帝的傳位，兩者也早已不是對抗征伐的關系，而是聯合、結盟，進而對抗共同的敵人——蚩尤。

盡管《嘗麥解》的作者仍然在凸顯黃帝的功績和德行，但其中，炎帝在面對威脅時主動與黃帝聯合、結盟，甚至可能傳位于黃帝。從這一層面來看，后世社會一直流傳的“炎黃結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逸周書·嘗麥解》的書寫：作者的主觀目的在于解釋“當今”秩序形成的開端，但在客觀上揭示出黃炎關系已由并時并列逐漸轉變為前后相次。

炎帝先于黃帝的表達，并非僅見于《逸周書·嘗麥解》，還見于《管子·封禪》：作者在列舉遠古帝王的封禪活動時，將“炎帝封泰山”置于神農、黃帝之間，呈現出炎帝早于黃帝的認知。除此之外，陰陽五行知識體系的“五方帝”“五色帝”，將炎帝配置于孟仲季三夏、黃帝配置于季夏之末（《禮記·月令》）。也許這里的“炎帝”“黃帝”還不具有古帝的身份，但是隨著話語的交融，季節月序的先后也必然蘊含著炎帝、黃帝在位時間的先后。同時，《管子·封禪》雖透露出神農與炎帝是不同的兩位帝王，但兩者前后相連，而且《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明言天子在炎帝主宰的季夏之時不可“妨神農之事”。于此，這些話語也蘊含著炎帝與神農逐漸融合為一的契機。關于炎帝與神農合一的時間，顧頡剛認為應以西漢末年的《世經》為標志。結合賈誼、司馬遷等對炎帝故事的敘述，這一判斷是準確的。換言之，借助于先秦時期的相關話語，在西漢中后期，炎帝與神農逐漸合二為一。同時，炎帝也借助神農在世人心中的威名，順理成章地成為“三皇”之一，被稱之為“炎帝神農氏”。

炎帝被提升的原因與炎帝之德的流延

炎帝被提升至黃帝之前、成為先于黃帝的天下共主，并非向壁虛構、毫無依憑，而是存在著德行觀念和族群認同的根據。

在春秋社會，盡管流傳著炎帝被黃帝征伐甚至失敗的故事，但同時世人也在傳頌著炎帝的盛德。《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郯子云：“黃帝氏以云紀，故為云師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其中，炎帝處在黃帝之后，采用的是火紀、以火名官，蘊含著郯子對炎帝盛德的肯定。因為在講述先祖少皞氏以鳥名官之后，郯子明言“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言辭之中帶有無限的傷感和惋惜。在郯子看來，“不能紀遠”的顓頊在德行上是有虧欠的，難以與少皞氏、黃帝氏、炎帝氏、共工氏、太皞氏相比。顯然，在郯子心目中，炎帝之德是值得后人褒揚和繼承的。

同樣的內涵，也展現于春秋時期周王室太子晉的話語中：《國語·周語下》記載周王室的太子晉勸諫周靈王說，共工之從孫四岳輔佐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帝堯“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對此，韋昭《國語注》指出太子晉所說的四岳即姜姓之先，也是炎帝的后裔。結合太子晉的話語邏輯，韋昭所言契合于《國語》原文的本意。四岳、炎帝的后裔關聯至春秋時代的社會現實，太子晉認為那些興衰沉浮的國家或部族都可以稱為“黃炎之后”，即“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后也”。換言之，在太子晉看來，那些夏禹、四岳的后世子孫可被統稱為“黃炎之后”。無疑，炎帝的盛德已經指向現實社會的政治秩序，成為姜姓子孫立國行政乃至世代不絕的合法性根據。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作為天子繼承人的太子晉所說“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的真正意思，在于強調后世子孫對于炎帝盛德的接續和繼承。這一深層的話語內涵折射出在春秋時人的觀念中，炎帝是一位具有盛德流延于后世的帝王，也正是因為炎帝的盛德，作為姜姓的齊、許等國才獲得了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統性。

顯然，與郯子相比，太子晉對炎帝之德流延于后世的表達，更為清晰、明確。同時，在兩人的話語中，炎帝不具有先于黃帝成為天下共主的特質。如果一定要區分炎帝、黃帝先后次序的話，那么兩人的表述都是黃帝在前、炎帝在后，特別是在太子晉的話語中，“黃炎之后”的稱謂展示出他與司空季子、卜偃一樣，延續著黃帝、炎帝同時并列而又推崇黃帝的認知。不過，太子晉、郯子的話語足可說明，在春秋時人的觀念中，炎帝是一位盛德流延于后世的帝王。伴隨著族群融合、姓氏合一時代的真正到來，姬姜兩姓早已不是區分華夏人群的重要標準。于此，炎帝具有盛德的認知使得炎帝的地位得以提升，進而在時間次序上先于黃帝，成為天下共主。

總之，在中國早期的話語中，炎帝形象存在著明顯的變化過程，炎帝之德的流延是世人建構炎黃關系的話語根據，而族群融合則是炎帝身份得以轉變的深層根據。由此，不但“炎黃結盟”的故事得以書寫，原本的“黃炎之后”也逐漸轉變為“炎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