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齊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50年出土之哲學文獻與中國哲學史”負責人、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就中國哲學而言，要實現理論的獨立自主、精神的獨立自主，首先要確立其自主性、主體性，確立中國哲學的自信與使命擔當。

中國哲學的自立與自信

有的學者按照西方哲學思想的框架、模式、觀念、概念和問題，把中國哲學史“肢解”之后重新組裝起來，這種做法使得中國哲學思想及其歷史喪失了屬于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本己性、系統性與主體性。還有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史，只有思想史，似乎只有古希臘、西方才有哲學。其中，部分原因是對哲學的定義不同，更根本的原因則是缺乏文化自信。我們必須確立起中華民族的哲學傳統、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的自主性或主體性。

中國不僅有哲學，而且中國哲學自有其特點與長處。與西方哲學相較，中國哲學存在自身的特殊性，中國哲學中心論域的天人性命之學就是西方所罕有的。我們強調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因為這是建立中國哲學主體性的前提。

以漢字為載體的中國哲學是獨有的、自創的，有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的歷史，但絕不是孤絕、封閉的。中國哲學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傳來的佛教，并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這些佛教宗派傳到東亞，乃至全球。自明中葉以降，中國哲學又處在與西方文化、宗教、哲學碰撞、交融的過程中。這一過程仍在繼續。

中國哲學具有自己的特色，如:存有的連續性與生機自然、整體的和諧性與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

中國哲學是生命的學問，中國人依照著它而生活、實踐，它不是與人的生活不相干的教條。中國文化是“尊生”“重生”、創造日新的文化，所提倡的“生生不已”即創造性的本身。“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認為一切都在遷流創化中發展著，世界是一個生生不息、變化日新的歷程，生長衰亡，新陳代謝，永不停息。

西方文化與哲學把自然看作外在對象，中國文化與哲學則把自然看作與人融通為一體的存在，表現在《易傳》的宇宙論中，即天地人三才統一，統一的內在本質即“生命”。

宋元明清真正實現了儒釋道三教的融合，特別是以歷史實踐證明最適合中國社會的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三教融合。經學、子學、玄學、理學和中國佛學這樣的哲學，只有在中國才可能產生。

不僅要肯定中國哲學的獨特性或主體性，還應特別重視中國哲學在世界在未來的意義與價值，即中國哲學中有一些理論、觀點、方法，具有普遍性。我們堅持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絕非故步自封、狂妄自大，墮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相反，其內在的要求是生命的活力，即開放多元。其實中國哲學早已走出國門，與外域不同民族的哲學相輔相成，并育而不相害。

從一定意義上說，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建立在其民族與文化傳統上。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文化豐富多樣且不斷變化，但有其內在的、經久不衰的精神，貫穿在民族生活之中，表現在不同的文化門類、領域、層面、階段。中華民族精神是融合起來了的中華民族共同的相對穩定的宇宙與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是持續不斷的一種歷史傳統，是中華民族從古至今生存與發展中具有維系、協調和推動作用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國哲學是中華民族“活的靈魂”。沒有這一靈魂，就沒有族類的存在。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列舉了“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其中，如“民本”等理念在當下尤有傳承轉化的價值。《尚書》中“天視自我民視”等說法，表明民本思想的雛形已形成。商周政權的轉移使統治集團對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這促使民本思想在西周初期已初具規模，后經孔子、孟子、荀子的繼承與發展，民本思想達到完備形態，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主流和特色。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我們黨確保民主執政、科學執政、有效執政、長期執政的一項恢宏目標和艱巨任務。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民本思想充分運用到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在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引用“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等經典，強調“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引用朱熹的名言“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并借用這句古語強調，加強黨的政治建設，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可見，民本思想在新時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諸多啟發、推動和實踐意義。當然，民本思想也有時代的局限性，需要我們在現代論域中加以揚棄與轉化。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

近代以來，我國迎接西方挑戰的內在思想資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先驅、中國共產黨人的前輩和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是積極入世、進取的，主張與時偕行、變化日新的，是關切國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情結最深的人。他們的為人為學、思想與行為方式，乃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獻身精神，無一不受傳統文化的浸潤。

我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儒家《禮記·禮運》的大同理想作為引進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鋪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不僅儒家的社會理想起著極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勵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的先驅、前輩。“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濟眾，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國幾代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受人民擁戴，無不與其人格修養、人格魅力有關。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蘊著馬克思主義信仰與我們民族幾代先進分子身上攜帶的優秀傳統精神的契合。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濟世救民的情懷，天下為公的理想，百折不撓的毅力，舍生取義的品格，自強不息的精神，辯證中和的智慧，等等，都滲透其間。中國的民本主義、大同理想、內圣外王、知行合一、實踐理性等，以及樸素唯物論與樸素辯證法的傳統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都發揮著不同程度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中進行的。無論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社會正義觀與社會理想，還是我們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儒家的仁愛、民本、民富、平正、養老、恤孤、濟賑、大同、民貴君輕、兼善天下、和而不同、德治主張、入世情懷等等，都是其鋪墊、背景與積極的思想資源。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勢不可當，但經濟全球化不意味著文化一元化。近代以來西方現代化的歷程和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現代化經驗表明，現代化不是西方制度與價值的普遍化。西方后工業社會已經暴露出的種種負面效應，鮮明地揭示了西方的制度、理念與價值觀存在著片面性、單向度性和“平面化”的弊病。中國需要參照、借鑒西方的制度文明和價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與價值真正在中國生根，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助緣，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有著自己的道路，這緣于中國社會及歷史文化與西方不同，正如離開了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難以在本土文化中生根一樣，離開了民族化的現代化也是難以成功的。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參與現代化的積極力量，其主要精神與價值理念，是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依據，是當代中國法治社會的民族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之基礎。法治需要信念信仰和倫理共識的鋪墊與支撐。如果沒有終極關懷與倫理共識，就形成不了一個健康的現代法治社會。

經濟全球化、世界一體化或網絡文化時代的來臨，并不意味著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著前現代文明已毫無作用。面對西方文化與宗教的席卷和滲透，我們一定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安全意識。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在數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精神系統、信念信仰、終極關懷、思考與行為方式、倫理生活秩序、價值理念、審美情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華文化固然隨時更化，但它有一以貫之的精神，這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據。新時代的挑戰，呼喚著弘揚和培育自己的民族精神，建設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共有精神家園。

21世紀人類文化的發展趨勢是告別“西方中心論”，在現代性與根源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各文化民族深化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發掘自己的文化典籍與文化精神，將是未來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種發展態勢，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現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類文明的多層面開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優秀品質，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是中華文化對人類的偉大貢獻，其內涵亦不斷融合了現代性而更有生命力與普遍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