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禮：全民族抗戰時期日俘對侵華戰爭的反省

 作者：潘大禮，系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全民族抗戰時期國共軍隊抓獲的日俘日益增多，尤其是相持階段的到來，“所捕獲的日偽軍俘虜數目比較抗戰初期的數目增多了數倍”，可以斷定“將來捕獲俘虜的數目比現在更要多”（王克西：《關于俘虜處置問題的商榷》，《政治工作》1939年第2卷第3期）。在當時的局勢下，“俘虜幾乎提供我們很要知道的情報”（馬銳籌：《俘虜的審問問題》，《日本評論》1941年第13卷第8期）。如何處置俘虜成為國共兩黨面臨的重要問題，采取優待、教育等手段促使日俘對侵華戰爭進行反省是關鍵所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待和改造政策，無疑對于消解日軍士氣和斗志，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動侵華戰爭的本質，彰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正義性，具有重要意義。

一

全民族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都及時出臺處置日俘政策，而優待俘虜向來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治原則，也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1937年10月，八路軍總指揮部專門下發《對日軍俘虜政策問題》命令，制定四條優待日俘基本原則，并在此后進行了多次完善。國民政府也相繼出臺了《俘虜處理規則》《優待俘虜須知》等系列文件。與日軍大肆殘殺中國軍民相反，優待日俘早已成為國人共識，目的是希望“日本的人民兵士會漸漸地明白起來，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民才是他們真正的朋友”（嵐：《為什么要優待俘虜》，《中國青年（上海）》1938年第1卷第3期）。

優待俘虜主要體現在尊重人格和生活照顧兩個方面。國共軍隊對日俘不打罵不槍殺，平等待之，而中共軍隊對于不愿留下的日俘，經簡單教育后發給路費予以釋放。八路軍俘獲的中村敏雄就曾說：“八路軍的士兵，對待我很好，簡直和親兄弟一樣，雖然言語不通，但我們寫著漢字以表達彼此的意志”（中村敏雄：《做了第八路軍的俘虜》，《華美》1938年第1卷第3期）。被國民黨軍隊俘獲的村喜代松也表示：“這里接近我的人，都對我十分客氣，親近如家人一般，對我全不像對待一個俘虜，我心中感激萬分”（譚耀宗：《俘虜訪問記——粵北戰役追記之一》，《宇宙風》1941年第114期）。在日常生活方面，中方對日俘多方照顧，盡量提供較好待遇。當時有媒體對新四軍優待俘虜作了詳細報道：“積極給日本俘虜以出入、通訊、讀書、工作的自由，因此日本俘虜在新四軍那邊，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樣”（嚴速：《參加新四軍工作的日本俘虜》，《申報（香港）》1939年1月17日）。

比起生活方面優待日俘，更重要的是使其思想發生轉化、覺醒乃至反戰，才是反省的根本。國民黨在收容所對日俘多注重“綜合教育”或“感化教育”，目的是“注重內心修養，轉移氣質，糾正思想。實施的方法，因對象和時間的不同而常常變換。例如個別談話、指導讀書”（王衍康：《俘虜訪問記》，《民教指導》1938年第6—7期），期待日俘找回天良、反省自我，但效果多流于表面。中國共產黨對于日俘教育較為系統化、理論化。日軍被俘后，除了讓他們親眼所見、親自體驗、親身感悟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與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不一樣”，更重要的是提供馬克思主義理論讀物讓其學習，幫助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問題，主動認清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本質。俘虜佐藤猛夫曾回憶1941年初閱讀《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情形：“我貪婪地閱讀著。在閱讀過程中，我被其嚴謹的理論所打動，常常是邊記著筆記，埋頭讀到油燈的油熬干。辯證唯物論關于物質、空間、時間等概念的精辟論述，令我驚嘆。”佐藤猛夫決定進一步探究、學習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先后廣泛閱讀了河上肇的《貧乏物語》、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基礎》、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及《新華日報》時事問題等文章，使其逐漸樹立起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覺悟，從而下定決心：“無論如何我都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保ㄗ籼倜头颍骸缎疫\的人》，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66—79頁），最終，他于1943年6月被批準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中國共產黨于1940年在延安專門創辦了收容華北各地八路軍抓獲日俘的“日本工農學�！�，該校開設了“日本問題”“聯共（布）黨史”“政治常識”“中國問題講座”等課程，通過學習使日俘從理論高度認識了日本法西斯發動的侵華戰爭的真相和他們在戰爭中犯下的罪惡。

二

生活上的平等與優待，思想上的改造與教育，特別是所見所聞和切身感受使得許多日俘深受震動和反思，觀念和思想在不斷反省中發生了深刻變化。

對日本國情的再認知。日本政府為了擴大侵華戰爭，在經濟領域采取了許多非常手段，以保障其不斷增加的軍費開支，對本國人民生產生活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不少日俘對此有著深刻反省。櫻井勝曾深有感觸地說：“由冒險主義者們一手做成的侵略戰爭，使人民無一餐之飽，而稅金增加，物價高漲，青年勞動者們，被送往戰場去！留在家里的，只有老弱婦孺，又怎樣能夠過活呢”（櫻井勝：《俘虜的感想》，《民族（浙江于潛）》1940年第16期）。森下九郎批評道：“增加幾十億的國債而其斗爭結果，所余何事，除父母失散，子女傷亡，而妻子流離于道路外，還有什么好處呢”（森下九郎：《被感化后之感想》，《半月文摘（漢口）》1939年第3卷第6期）。

對侵華戰爭的反省。廣大日俘逐步認識到，日本政府一直在欺騙民眾，企圖將戰爭責任強加給中國，有俘虜說：“日本政府初以蒙蔽政策對民眾宣稱，中日戰爭系由于中國侵略日本的權益。”（《空軍俘虜的供狀》（下），《申報（香港）》1938年8月12日）認清真相的日俘利用日記等文本詳細記錄日軍殘殺、凌辱中國軍民的大量事實。1938年7月2日俘虜宮本彥一在日記里描述了日軍對上海街區的破壞：“經商務印書館附近，見彈痕累累，滿目凄慘�！�8月11日又記載日軍對馬鞍山地區造成的慘狀：“市民皆逃，人影全無……我們日本軍人，幾乎完全擅自掠奪�！�14日，又記有“午后零時上林君與新田君在前面村莊之小屋中強奸年約二十三歲服裝整潔的中國女子”（胡作�。骸斗�虜宮本彥一審訊記》，《軍事雜志（南京）》1940年第123期）。俘虜和田真一交代了日軍在中共抗日根據地白洋淀一帶實行“三光”的情況，“我們所到之處，這類小屋被燒的精光，幾十位男女百姓被槍殺”（張惠才、韓鳳琴譯：《從鬼子兵到反戰斗士》，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58頁）。對于侵華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日俘也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未來中國前，只聞長官講中國如何橫暴，今實地所見，到處皆十室九空……同為人類，何如此殘酷？”（《俘虜高蒼》，《申報（香港）》1938年10月13日）

對日軍士氣低沉的反思。由于日軍兵源問題愈加緊張，日本政府逐步拋棄兵役法規定，能征盡征。1939年時日本國內“二十歲至四十歲之壯丁，已將征完”（《俘虜之言》，《大公報（重慶）》1939年1月17日，第2版）。許多不符合征兵條件的民眾也被強制上戰場，“身材雖不合征兵規定，但結果還是被征”（《俘虜伊藤一夫》，《梅縣導報》1940年第2卷第6期），眾多日本民眾不惜自殘逃避征兵，被迫上戰場后自然毫無斗志。后勤保障難以為繼，底層軍餉也不能兌現，俘虜大山春雄說：“現在國家軍費光了，我每月十三元，都不能照發，實在痛苦已極”（江毓仙：《訪問四個俘虜》，《兵役月刊》1937年第3期）日軍“對中國水土不服，常有患傷風及腹瀉也，戰斗力自日見削弱”（《敵俘虜供述戰敗原因》，《申報（漢口）》1938年4月8日）。日軍企圖速勝中國的計劃落空后，思鄉厭戰情緒彌漫，“來華日軍，思歸心切，充滿苦戰情緒”（《X軍厭戰》，《大公報（香港）》1939年1月13日），直接影響日軍戰斗力，俘虜藤井說：“每有退卻時，均各自奔命，毫無戰意，以至將若干戰友拋棄不顧”（《敵士氣消沉》，《大公報（重慶）》1939年10月21日）。

對中國軍民偏見的改變。日軍普遍受到政府的各種虛假宣傳，輕視國共軍隊的戰斗力，俘虜井田逸夫說：“一般日軍之心理，因久受侵略主義之麻醉，在初到中國時，均存輕蔑與必勝之信念。”（《俘虜之談話，到華日軍均存厭戰心理》，《益華報》1938年第2卷第13期）他們揭露軍部為了阻止士兵投降而極力妖魔化中國軍隊形象的行徑：“在日本所有的新聞紙都宣傳中國的軍隊是如何的殘暴。”（《俘虜供詞》，《申報（漢口）》1938年5月4日）八路軍頑強的戰斗力和優良作風使日俘改變了原先對中國軍隊的輕視和偏見，俘虜香川孝志欽佩地表示：“八路軍是舉世無雙的，完全不可想象的軍隊”（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內日本兵》，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第136頁）。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女性和青少年的頑強勇敢尤其令日俘敬佩：“中國女人比日本女人勇敢得多�！保ㄜ琨惻�士：《俘虜訪問記》，《國魂》1938年第21期）“中國軍民氣勢蓬勃，三歲兒童，亦均狂叫‘打倒日本’，中國最后勝利，確能得到�！保ā斗�虜之言》，《大公報（桂林）》1941年4月12日）

三

在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國軍隊會在第一時間訊問日俘基本情況，這成為我們觀察日俘群體特征的重要渠道。日俘來源較為多樣化，既有軍人群體，也有非戰斗人員；在地域方面，除了日本本土國民，還包括各個占領區的民眾；在職業方面則多以小市民、農民、商人、漁民等下層民眾為主要構成；在教育方面，知識水平普遍較高，文盲十分少見，學歷從高小到大學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士官學校、陸軍飛行學校等軍事院校以及日本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名校學生。有俘虜曾自承：“日本兵的文化水準較高”（《俘虜供詞一節》，《敵情研究》1939年14期）。此外，日俘還全面交代了個人婚姻家庭、工作情況等內容，更為重要的是會對中日兩國情況作比較，對戰爭進程、走向、性質等進行較為全面的反省。

日軍被俘后，經過優待與教育，雖然有少數頑固分子特別是職務級別較高者難以改造，但是大多數被俘者能根據親身經歷，從不同視角展開觀察與反省，透露出諸多歷史信息，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其中，很多人不僅對日本國情產生更為客觀的認識，大大改變了對中國軍民的偏見，并且對日軍士氣低沉與必敗乃至侵華戰爭的原因與罪責等都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和思考。如有俘虜曾在致反戰作家鹿地亙的信中指出：“這種腐敗的國政，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民苦惱著，再如此支持下去，將使日本遭受亡國命運�！保ā稊撤�虜痛恨暴閥》，《大公報（重慶）》1939年8月31日），反映出對日本國內政局和未來命運的深深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