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清西南地區寨堡研究”負責人、貴州師范大學喀斯特生態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四川威遠楊泗巖寨石刻作者/供圖

重慶開縣武城山貓兒寨作者/供圖

古代中國以農為本，占有絕對比例的農業人口和廣袤的鄉村對維持國家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寨堡作為古代軍隊或百姓為抵御敵人侵襲而營造的鄉村防御性聚落，自戰國時期產生以來，在中國古代地方社會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在明清時期的作用尤為明顯。數量龐大、分布廣泛的寨堡聚落是溝通古代鄉民與今人之間的橋梁，為我們了解古代鄉村防御和地方社會打開了一扇窗戶。

寨堡的營造與區域社會整合

西南地區雖很早就與中原建立聯系，但深受中原文化浸潤的區域主要集中于巴蜀腹地，云貴和川西一帶仍有較強差異性，這也為這些地區融入中原文化核心圈層帶來一定阻礙。明初平定西南，朱元璋總結歷代治理經驗，認為要從根本上使云貴、川西等地更好融入，就必須改變單純依賴軍事征討的治理方式，他指示傅友德、藍玉、沐英等西南統帥：“今之計，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無叛耳�！逼洳呗允窍戎�城池控制要津，繼而不斷營造寨堡以深入鄉村，動員移民進入，加以儒學教化。清沿明制，繼續在新開辟地區營造寨堡以輻射鄉村，漸漸使得這些地區的族群融入中華文明大家庭。

明清時期官方組織營造的寨堡類型多樣：城池周邊修筑了護城寨，以改變單一城池孤立無援的局面，建立縱深防御。交通線上的驛站多筑堡而守，以保障邊情通達、政令下布。為應對部分州縣范圍過大、管理不暢的情況，在州同、縣丞、千總、把總、巡檢等員屯駐之地筑堡以居，就近分治地方。在廣袤的鄉村，屯田之軍民也紛紛修筑寨堡以供棲止，出則為兵、入則為民，減少國家長途運糧的損耗，減輕當地百姓的納糧負擔。一些駐軍不僅駐防城池，還在鄉村修筑寨堡屯戍作為戰略前哨，維持地方秩序，保護鄉村安全。

隨著寨堡營造而來的大量官員、軍士、百姓等外地移民，帶來中原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促進了西南地區經濟發展和文化交融。明代楊慎評價貴州建省以來的變化就曾說道：“貴州為邦，在古為荒服，入明始建官立學，驅鱗介而衣裳之，伐而郡縣之，鏟寨落而衛守之。百七十年來，骎骎乎濟華風�！币蛔�城市的文化影響限于城郊，而通過寨堡作為向鄉村滲透的輻射源，勢必更深入影響地方社會。貴州省的鎮山村堡，即為江西吉安府人李仁宇在萬歷間以軍務入黔筑堡據守，與當地班姓布依族女子結婚，其二子分別以李、班為姓，流傳至今，體現了寨堡文化中的民族交融。明清兩代修筑的寨堡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逐步廢棄，原來的軍事聚落逐漸向普通村落演變，外來移民與當地百姓逐漸交融，大多難分彼此，原來的族群身份逐漸模糊，通過交往、交流而走向交融。其中也有一些特例，如安順、宣威等地的“屯堡人”，至今依然保留著明代的文化習俗與服飾特點，出現獨特的“文化孤島”現象，成為了解明代中原文化的活化石。

守望相助：寨堡中的古代鄉村秩序

每當社會動蕩之際，城市可以依托堅固的城墻和寬闊的護城河進行防御，沒有防御載體的鄉村就難免遭到劫掠。亂世之中，鄉民唯有自發組織起來，發揮守望相助之精神，營造屬于自己的“桃花源”，才能求得一線生機。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中曾指出，陶淵明此文不僅是寓意之文，也帶有紀實性。當戰亂來臨之時，那些不能遠離本土遷至他鄉之人，大多糾合宗族鄉黨，選擇山川險要、易守難攻之地，筑寨堡以為防御之憑資，練鄉兵以作防御之武力，以求得在風云變幻的亂世中避難。百姓在戰亂中筑寨避亂的群體行為，可追溯到兩漢之際，《后漢書·劉盆子傳》稱“時三輔大亂，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西南地區的寨堡也起源于此，成漢政權的奠基者李特在圍攻成都之時，就是由于村堡武力的背叛而戰敗被殺。從此以后，營造寨堡成為鄉民避亂的重要方式，對保衛百姓的生命財產發揮了重要作用，歷代不絕于書。

明清時期，西南地區戰亂頻發，影響較大的有明代藍廷瑞、鄢本恕等領導的流民起義，土司反明的“播州之亂”“奢安之亂”，明末戰亂。清代嘉慶、咸同年間，也有大規模的反清斗爭。嘉慶元年爆發的五省白蓮教大起義，面對“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成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起義軍，清軍無法限制，甚有殺平民以塞責的情形。臨時組織起來的團練、鄉勇紀律性也較差，經常搶掠村寨或難民。白蓮教起義軍尚未擺脫農民起義的局限性，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形成統一力量，只在山區轉戰，不建立根據地，其中良莠不齊，一些隊伍為解決兵源、糧秣問題也會擄掠平民。為了防止遭到劫掠，素有筑寨避亂傳統的川東、川北一帶百姓紛紛重修古寨，遷入其中以避禍。一些地方官也逐漸認識到筑寨屯聚對穩定地方治安的積極意義，開始組織百姓筑寨自衛，最終由下而上逐步被接納。至嘉慶四年嘉慶帝下詔戰亂的各省鄉村一律筑寨，“堅壁清野”之策也成為清廷重塑地方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咸豐、同治年間的戰亂中，西南數省都受到戰亂襲擾，此時反清武裝成分更為復雜，大多是互不統屬的小股力量，而清軍的紀律更為敗壞。為了能夠在亂世中生存，各地百姓再次筑寨自守。明清時期西南地區修筑寨堡的浪潮，即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嘉慶、咸同三個時期。

在寨堡的修筑和管理過程中，士紳階層發揮了領導作用。寨堡的修筑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如自貢三多寨耗銀7萬余兩，歷時六年，用工累計110萬個。普通寨堡也大多需要成百上千兩白銀，組織大量勞力協作。寨堡建成后，置辦兵器、籌集糧秣、稽核人口、訓練寨勇、維持秩序、布置戰斗時人員等，都需要寨主有較強的組織力和執行力，并能夠得到寨民信服。故此，明清時期寨主一般由“紳士之有才干、為眾所服者”擔任，包括因故居家的官吏，未有實職的進士、舉人，以及數量更多的文生、武生、監生、吏員、職員等。鑒于明清時期“極精簡政府構架”的模式，國家無力直接管控鄉村，地方事宜本來就多倚重于士紳。故社會動蕩之時，在地方秩序中起直接領導作用的依然是士紳階層。

宗族、家族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具有重要影響，聚族而居是明清時期鄉村聚落的一個重要形態。故此，在寨堡營造與管理過程中，宗族和家族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少寨堡直接冠以“李家寨”“王家堡”等名，正基于此。大多數寨堡雖沒有以此命名，但從其修筑的過程仍可以看出家族的影響。隆昌縣第一大寨云頂寨，是川南望族郭氏聚族而建以“為族黨鄉鄰保障”。云陽磐石寨為涂氏族人共筑，修筑之時，由族長召集族人會商，布置工程、采辦、財務、人力等的負責人，筑寨經費則在族人的田畝收入中抽取。遵義名寨禹門寨，由“沙灘文化”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黎庶昌之族人合族共筑。興義下五屯堡，由當地望族劉氏修筑，他們還以此為契機得以快速發展，為民國初年“興義系”軍閥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歷史與現實的交融：寨堡遺存的現狀及其價值

作為歷史時期重要的軍事聚落，目前全國各地仍有數量龐大的寨堡遺存，其分布范圍覆蓋了大多數省份，且數量繁多。據第三次文物普查統計，列入國家不可移動文物名錄的寨堡，四川有1056個，重慶有561個，貴州有830個。其選址，山地則依險筑寨，平地則掘壕筑堡，又有依托喀斯特地貌的天然溶洞，或于懸崖之間鑿石為洞者，依地形之別而巧以施展。其構成，或數千家聚而為大寨，或數家別筑而為小寨；或大寨之中筑小寨以形成縱深防御，或于相鄰山頭分別筑寨以成掎角之勢。其材質，或以巨石，或以夯土，或以火磚，因地制宜，體現了古代先民的生存智慧。其遺存類型，包括寨門、寨墻、碉堡、炮臺、民居、寺觀、祠廟、戲樓、塑像、碑刻、墓葬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

寨內遺存的大量石刻，是研究古代鄉村社會寶貴的一手資料。多類型的建筑遺存，大處氣勢如虹，小處雕花細膩，是研究古代建筑的活化石。寨堡遺存亦有較高的開發價值，遵義海龍囤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合川釣魚城也已被列入世界遺產申報預備項目，忠縣石寶寨、武勝寶箴塞、平壩天龍屯、安順鮑屯、花溪青巖堡等都已開發為旅游景區，不少還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是當地著名的文化名片。

寨堡作為古代鄉村防御的載體，其文化體現了國家基層控制的靈活策略和民間守望相助精神對鄉村秩序的重要性。國家是寨堡的管理者，無論是軍寨或是民寨，其存在都體現了國家追求大一統、開發邊疆地區、加強基層管理的決心。鄉民是民寨的修筑者和直接管理者，他們在戰亂時出于對生存與和平的渴望，自發組織起來，團結一心，眾志成城，體現出古人的友愛互助精神。深入挖掘寨堡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是我們了解古代鄉村社會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