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宇：資本邏輯與災難資本主義

作者：于天宇，系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吉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21世紀以來，伴隨世界范圍內政局動蕩、武裝沖突、金融危機、流行疾病等各類災難頻發，以加拿大作家娜奧米·克萊恩為代表的西方左翼學者提出了“災難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災難資本主義的生成，是資本權力與政治權力相互裹挾的結果，即建立在資本壟斷的基礎上，通過資本力量控制、利用或制造各種災難，如政治危機、軍事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等，使社會處于“休克”狀態，并以系統性積累的方式從中獲取利益，實現資本增殖。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當代資本主義危機日益加深的背景下，資本通過災難進行剝削的方式必然造成嚴重的全球性后果。

災難生成與資本逐利

“災難”一詞通常被社會科學理解為能夠對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破壞性影響的事件或過程，具有某種顯性的或潛在的破壞力量。災難的種類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自然災害，如地震、海嘯、瘟疫、洪水；其二，社會災難，如戰爭、政變、恐怖襲擊、金融危機；其三，復合性災難，如核泄漏、流行病、生化危機等摻雜人類因素的自然災難。伴隨人類社會發展，災難的形式及其應對方式也在不斷變化。災難的應對方式，一方面是檢驗社會關系與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另一方面也能影響社會關系，成為權力控制社會的手段。

災難資本主義主要表現在對純自然災難的利用，以及對社會災難、復合性災難的利用與制造，即資本邏輯實現了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物理空間的雙重突破。災難資本主義得以成勢的玄機在于，當社會整體面臨突發災難時，公眾往往處于一種無力抵抗的混亂狀態，這更易于權力的控制與規訓，并達到資本通過災難實現增殖的目的。一方面，資本權力借助、利用災難，將其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制造捆綁消費、強制消費與過度消費；另一方面，資本權力制造、設計災難，使社會陷入“休克”狀態，并伺機改造社會性質，擴大資本剝削場域，這正是新自由主義所極力倡導的“休克療法”。災難成為資本逐利的機遇，有兩方面的前提要求。其一，災難具有突發性，并超出公眾的一般認知；其二，災難具有危害性，使公眾迫不得已、無從選擇，主動走向資本的陷阱。在此意義上，災難成了引發社會“休克”的手段，而社會“休克”又成了資本增殖的手段，這正是災難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

資本的災難化向度及其社會后果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對災難的控制建立在政治資本化與技術資本化的雙重基礎上，究其根本在于資本內在的災難化向度。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洞察到了資本邏輯中潛藏的災難向度，并預判了其終將造成的社會后果。

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必然造成災難。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給工人階級和整個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揭示了資本作用與資本主義社會災難化的深刻關聯：從自然維度看，大工業與城市化的迅猛發展造成了氣候問題、污染問題等多種復合性災難；從經濟維度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個人勞動不能完全順利轉化成社會勞動，一部分商品的使用價值無法兌現，進而陷入反價值，這將造成周期性頻發的經濟危機；從社會維度看，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使工人的生活境遇窘迫，擴大了頹廢、犯罪、疾病傳播、社會畸形等問題，加劇社會矛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固有問題出發，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無產階級必然成為災難的承受者。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中，恩格斯更是將當時德國十分之九的災難歸咎于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

另一方面，資本的增殖邏輯使其在擴張的過程中必然利用并制造災難。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不僅表現為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對美洲、非洲等地資源的肆意掠奪，更表現為資本主義向世界范圍擴張及其自身發展過程的災難化趨勢。首先，當資本積累方式無法順利滲透其他國家和地區時，資本主義國家通常將發動社會災難，如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推動政變或直接發動戰爭，瓦解與之抗衡的左翼政權、民族國家政權等，扶植服從性高的“傀儡”政府。其次，當遭遇自然災難與復合性災難時，資本的選擇永遠是利益優先，資本家會借助災難救濟牟利，同時將災后重建視為必須爭取的生意機會，甚至對災難本身進行設計運演。自然災難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并作為引發社會災難的手段，而復合性災難因其性質的特殊性，往往被歸結為自然因素與不可抗力，使統治階級很容易將其統統歸咎于某種看起來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許多所謂的自然災難背后，事實上夾雜了資本為謀取利益而注入的人為因素，這也增加了災難資本主義剝削的隱蔽性。

災難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

災難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災難成為資本增殖擴大化的工具，其實質是資本的擴張性與災難的毀滅性媾和，這主要基于三方面條件：第一，在自由競爭原則下，資本家的生命意義即資本累進的工具，其必須通過不斷擴大積累以詮釋資本的本性，否則就會淪為競爭的犧牲品。對資本力量的渴望，使資本家不惜采取任何方式，包括對災難的利用與制造，進而實現增殖。第二，資本權力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使普通民眾困陷于消費景觀社會之中，喪失了對災難產生原因的辨析力。當災難發生時，普通民眾往往在資本的誘導下將災難歸咎于某種自然因素或社會因素，忽視了資本是真正的“幕后推手”之一。這使資本的剝削愈發隱匿，人更易受資本支配，其身體權力與生命權力都成為災難資本主義的犧牲品。第三，伴隨資本增殖與社會發展，科技不斷進步，而在資本的駕馭下，技術為資本權力控制、利用災難提供了可能，這使災難資本主義由理論上的可能變為現實中的可能。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觀之，災難是資本的本質，資本邏輯本身即蘊含著一種無法遏制的災難因子，當客觀條件成熟，它將成為“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任何企圖停留于資本主義框架內“去資本主義災難化”的改良策略，必然都無法奏效。災難資本主義所昭示的，是資本主義無法依靠自身之力走出的困境和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