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春晨：以文化自信引領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建構

作者：孫春晨，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倫理學會會長

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或國家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在人類精神世界中，民族和國家的道德文化傳統不僅具有強大和持久的力量，被視為人類有價值和有意義生活的必要構成部分，而且任何一個社會道德文化的改造和倫理知識的創新，都是依托在道德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完成的。倫理學知識體系是歷史生成性產物，它不可能跳脫民族和國家的道德文化傳統而先天地形成。因此，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傳統是建構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只有在堅守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才能得以建構和發展。

充分展示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傳統的智慧魅力和現代價值

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扎根并生長于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倫理傳統。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作為文化基因的這些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融入中國人的精神血脈，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厚道德基礎。中華文明形成的獨特道德文化傳統和倫理知識體系、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道德文化生活史，正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和中國人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的具體展現。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得到認同并開花結果，其原因正在于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與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傳統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相互融通，它們共同構筑了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形成和發展的精神文化之基。

道德文化傳統的視界雖然帶有歷史性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道德文化傳統只是簡單地敘說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什么或曾經有過什么，而是意味著道德文化傳統對人類現實生活具有重大的奠基意義和借鑒價值。文化自信，不是對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絕對認同，也不是一成不變地堅守和保存本土的“固有文化”，更不是奉行“文化封閉主義”，而在于確立并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吸收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合理內核。以儒家倫理思想為代表的中國道德文化傳統已然成為中華民族道德生活中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是當代中國人的道德生活無法拋卻或擺脫的文化紐帶，是一種“活著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民族道德文化精神。中國道德文化傳統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指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建立良善社會倫理秩序和培育現代人道德品性的精神支撐。

中國道德文化傳統作為一種歷史形成的倫理知識、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之所以能夠為世代中國人所廣泛接受，是因為它有著獨特的道德教育和文化傳播方式，將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有效介入了人們的日常人倫關系，成為人們處理各種社會倫理問題、應對道德生活沖突的基本行為規則。中國道德文化傳統堅持經世致用原則，注重發揮文以化人、文以載道、文以明德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的道德教化與社會治理和個體道德品性的培育結合起來，達到推進社會和諧友善發展的目的。中國道德文化傳統既是一種體現中華民族倫理精神的觀念傳統，并因其適應時代變遷的持久生命力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道德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中國道德文化傳統還是一種融入普通人日常道德生活和倫理交往的規范傳統，它向當代社會提供了處理日常生活倫理關系和道德沖突、進行道德教育和培育公民道德品性的成功范例。

秉承包容并蓄和自信開放的文化心態

當代中國樹立文化自信，既要立足中華民族的道德文化傳統，也要與世界多種文明形態展開廣泛交流互鑒。在文化多元性和文明多樣性并存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總是在“涵化”的過程中發展的，中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要與其他民族、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發生碰撞與交流。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發表的主旨講話中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這個倡議表達了促進全球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誠愿望，體現了中華民族自信開放的文化心態。

建構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既要傳承弘揚本民族的道德文化傳統及價值觀念，又要倡導和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文化多元性和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精神生活領域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的無限魅力所在。多元文化和價值觀念既存在差異性，又具有共通性和共享性，人類多樣的文明形態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不同的文明形態能夠也應該交流互鑒，這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基本主張。不論是中華文明，還是世界上其他樣式的文明，都屬于全人類文化創造和文明發展的成果。人類多樣的文明形態在價值意義上是平等的，它們各有千秋，每一種文明都是獨特的文化存在，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和珍惜，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精彩。

在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現時代，全人類共同價值旨在構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核心目標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這些目標體現了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本質要求。當代中華民族道德文化的活力，不是體現在拋棄舊道德傳統、再造新道德傳統，而是體現在能否以包容并蓄和自信開放的文化心態與研究態度，吸收并借鑒人類不同文明的發展成果，從而再鑄合乎時代發展需要的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傳統和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

回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時代倫理之問

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倫理學大發展的時代。倫理學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理論體系，而是在時代生活實踐變化中發現新問題、回答新問題，以倫理學理論創新適應時代需要的實踐哲學。馬克思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現實的倫理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和最實際的呼聲，它們構成了倫理學理論創新的問題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了諸多國際和國內的現實倫理問題，比如因國際政治經濟和軍事沖突導致的“世界怎么了”的問題、各種不確定因素和全球生態危機引發的“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等，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關系與公平正義、國際關系倫理、經濟發展與普惠倫理、全球生態文明以及人的生存發展價值等重大倫理問題。“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從倫理學研究的角度說，所謂“為時”“為事”，就是要感國運之變化，應時代之變遷，以立時代潮頭之姿態，發時代之倫理先聲。

時代的生活實踐是倫理學知識體系產生與發展的源泉。生活實踐沒有止境，倫理學知識體系也將隨著生活實踐的不斷變遷而得以豐富和展開。建構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要求倫理學工作者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確立闡釋和解決時代倫理之問的研究導向，自覺回應和回答源于當代世界和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倫理問題，并以此為前提，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新形態，實現倫理學的理論創新和道德生活的實踐創新。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建構是否成功，并不取決于倫理學知識體系構造得多么完備或完整，而是更多地取決于倫理學知識體系能否滿足當代中國社會倫理秩序塑造和道德生活善治之需要。

中國式現代化為建構中國自主的倫理學知識體系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對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覺與自信直接影響著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選擇。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方案，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產物，回答了人類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的時代課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創新所孕育的諸多時代倫理主題，需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從前瞻性的戰略高度加以研究。針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提出的一系列解決方案與實踐藍圖，包含著中國式的倫理思想智慧和道德實踐主張，中國式現代化繁榮了世界文明百花園。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全人類共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倫理話語，是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時代性表達，倫理學工作者理應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高度審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內蘊的中國價值和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