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龍大軒，系2022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自20世紀以來，學界關于中華法系的研究不絕于史，相關論著云涌風飛，取得了可喜成績。但仔細爬梳百余年來的研究成果，其中難免有遺珠之憾、可商之論：中華法系是以律令為中心的法律系統嗎？“諸法合體”是中華法系的形式特征嗎？中華法系真是一套不具有確定性的“卡迪式”法律體系嗎？尤為緊要的是，法系研究注重的是法律內在的文化基因問題。

那么，是什么樣的文化基因使得中華法系變得“長壽”，如何將這樣的基因傳承到當代法律系統中來？要解答這些學術疑問，重新認識中華法系就顯得十分必要。對上述問題的反思也引領我們形成了一些新觀點：

第一，提出中華法系的淵源流變三段論。在時間范圍上，我們認為其主要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段：夏商西周的“禮·刑”時代。“禮”乃行為規范，“刑”為制裁手段，形成“出禮入刑”的施運模式。但違反何種禮受何種刑制裁，事先并無一一對應的規定，而是用“臨事制刑”的辦法解決，表現出罪刑非法定的特征。春秋戰國秦的“法·律”時代。面臨禮崩樂壞的時局，春秋戰國時將以前的“刑”修改發展成“刑書”，后來又演變為“法”，商鞅再改法為“律”。其進步之處在于對罪與刑作出對應的規定，出現了罪刑法定主義的傾向。當“法”“律”出現之后，原來的“禮”不再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而轉變為道德，形成法律與道德分而治之的模式，即所謂“棄禮任法”，并被統一后的秦朝推廣到全中國。漢朝到清末的“禮法”時代。這個時期，將曾經被拋棄的“禮”重新引入“法”中，實則開啟了法律與道德結合的進程。“禮”的精神、原則甚至相應的具文，都滲入法律之中。經兩漢的引禮入法，歷魏晉南北朝之禮法結合，到隋唐的禮法合一，形成“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中華法系至此得以定型。宋元明清相沿不改，直到清末仿行西法、修訂新律方始解體。

第二，提出中華法系以“和合”為總體特征。《說文》曰：“和，調也。”所有看似對立的事物都可以通過“和調”而彼此勾連，形成對立統一、共存發展的關系。“和合”是中華文化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之一。中華法系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其創設運行也無不體現出這樣的思維特征：中華法系的體系構織不是單純的律令體系，而是以禮法為統率的“禮（儀）典體系”“律（令）典體系”與“習慣法體系”之間的“和合”；中華法系在國家制定法層面不是“諸法合體”的編纂模式，而是“律”與“令”“格”“式”“敕”“例”等的和而不同。律與其他各種法律形式，原本就沒有編在一起，談不上“合體”，而是通過刑的方式將彼此鏈接起來，形成“諸法和合”的有機法律系統；中華法系的罪刑關系不是“卡迪式”法所謂的沒有確定性。如果說夏商西周表現為單純的罪刑非法定主義，春秋戰國秦轉向了單純的罪刑法定主義，那么成熟之后的中華法系則是二者的和而不同。《晉書·刑法志》說：“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指主管官吏嚴格依照律令條文辦案，是罪刑法定的原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則是比附類推的做法，是罪刑非法定的原則。兩種不同的法律原則以“和合”的態勢共存于一套法律系統之中。

第三，提出“仁”為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等理念，在傳統社會既是婦孺皆知的道德規范，又是身體力行的法律準則。傳統道德名目眾多，但可以用一個“仁”字來統攬。馮友蘭說：“惟仁亦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統攝諸德。”追根溯源，仁就是孟子所說的“仁，人心也”，指人內在的心智，也就是判斷是非善惡的能力。古人名之“天理”“人情”“良知”，今人謂之常情、常理、常識。梁啟超認為仁是一種“同類意識”。將“仁”這種同類意識運用于人與人的關系上，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就應該怎樣去對待別人，遂產生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人倫道德；將其運用到人與物的關系上，你希望自然萬物怎樣回報你，就應該怎樣去對待自然萬物，于是產生了“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自然道德。

先秦思想家慎到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于人間，合乎人心而已。”人倫道德或自然道德，都不過是人心的外化。而維護這些道德，就得有相應的法律制度。欲構建人倫秩序，就有了倫理法律制度；要維護自然秩序，就有了生態法律規范。或者說，只有根據這些道德要求來制定和實施的法律制度，才是符合人心的良法；反之則不然。中華法系的演變發展，正體現了這樣的思維邏輯和實踐邏輯。故簡而言之，“仁”就是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要求。值此時代之需，對中華法系的精神智慧、思想理念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必將為完善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提供滋養，亦能為構建中華民族古今一貫的法治文脈注入歷史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