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當代中文小說英譯的海外評價與接受研究”負責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梳理當代中文小說英譯的歷史脈絡，探究其傳播路徑和讀者接受，有助于我們理解譯介活動中復雜的動因，并以史為鏡，更好地回應“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文學“走出去”等當下重要的議題。

“送予”和“采擷”：譯介模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由于中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取得了巨大發展，文學成果也引起了世人關注。國外出版社開始主動翻譯出版中國當代文學，文學“中譯外”形成了“送予”和“采擷” 雙管齊下的模式。

國內的譯介成果以“熊貓叢書”為代表，共計190余種。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外文出版社的譯介項目相仿，“熊貓叢書”也是由國家機構發起的，但它在主題策劃方面有所不同。革命英雄人物不再是主流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各行各業的普通人。其中張潔、池莉、鐵凝、王安憶等女作家的小說頗受國外讀者青睞。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的機會大大提高，但她們在工作、生活和情感上面臨新問題，這些都成了女作家筆下的常見題材，也為女性主義提供了中國視角和詮釋。此外，“熊貓叢書”也比較注重作品的文學手法，譯介了一批受到現代派啟發的中篇小說，積極參與世界文學的對話與建構。

國外方面，美國的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于1980年和中國文學出版社簽訂了長期的合作協議，推出了“中國文學譯叢”（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Series），還影印了一些國內出版的譯本，并向中方支付版稅。此后，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也相繼推出了多套中國文學譯叢。據統計，1978年之前，國外幾乎沒有主動翻譯出版過當代中文小說，比較重要的英譯單行本只有《新兒女英雄傳》，而這也是在譯者沙博理輾轉聯絡下才促成的。1978年至1999年之間，國外英譯出版的當代中文小說占到同期出版總量的近一半；而2000年之后，國外“采擷”的譯介量已是國內“送予”量的四倍多。

國外出版社熟悉目標市場的運作和讀者需求，能夠精準選材，拓展發行渠道。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外出版社傾向于挑選符合西方意識形態的作品，文學翻譯成為其塑造“他者”的手段。因此，譯介流向的轉變不意味著要將翻譯出版完全交給國外機構。例如，中外雙方可以在選題策劃、版權投資、編輯發行等過程中開展合作，發揮各自在資源、人才和市場等方面的優勢。近年來中國通過政府補貼、出口退稅等舉措實施了多項文學外譯項目，嘗試在“送予”和“采擷”之外探索新的譯介路徑與合作模式。

“誰在讀”：讀者群體的分化

中國文學的翻譯不應止步于“走出去”，更在于“走進去”。不過，讀者并非單一、抽象的群體，而是形形色色的個體。基于各自的文學旨趣、文化背景、專業素養，人們對作品的認知和體驗存在差異。因此，我們用以下指標來評估當代中文小說英譯在不同維度上的接受情況。

其一是譯本在WorldCat（在線編目聯合目錄）上的全球館藏數量，代表了它們是否步入了世界各大重要圖書館，并在主流社會產生影響。譯本被圖書館訂購收藏說明業內人士認可其價值，認為它是人類文明進程和文學史發展中值得留存的材料。總體而言，“送予”的效果不如“采擷”，這是因為圖書館篩選書目主要基于文本的經典性和權威度，同時要兼顧其可及性和流通性，而許多中國出版的譯本因缺乏經銷渠道，其實并未走出國門。

其二是專家書評，代表了譯本在學術圈的接受情況。據統計，1949年至今，有關當代中文小說英譯本的書評約800篇。除文學研究期刊外，區域研究、民族學、女性研究、宗教研究、藝術、法律等領域的期刊也比較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學者們希望將小說作為觀察中國社會的窗口，并為各自的專業領域提供中國案例。

專家書評促進了中國文學與國際學術話語接軌，但是大多數評論致力于探查中國的社會現實與歷史問題，對中國敘事傳統和審美風格的探求欲望不強，有的評論還特別著力挖掘小說中意識形態有爭議的地方。因此，對于部分譯作的海外評價，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

其三是網絡書評，代表了譯本在普通讀者中的接受情況。中國當代文學英譯的海外讀者一度局限于學術圈，但隨著中國與世界文學不斷交融與互相影響，海外普通讀者對“中國故事”也愈發感興趣，這一點我們通過亞馬遜（Amazon）和好讀網（Goodreads）的書評走勢可窺得一斑。流行文學通常被歸為消遣讀物，大部分書目的館藏量很低，也罕有專業期刊評論。但它們符合大眾對娛樂性和流行性的追求，因此科幻、武俠、言情等類型文學備受國外普通讀者的歡迎。

中國文學“出海”的航路展望

當代中文小說英譯在譯介數量和模式上已取得很大突破，但中英雙語之間的文學翻譯出版逆差仍然嚴重。面對“中譯外”的種種挑戰，鼓勵文學外譯的政策不失為一種助推，但可以采取更為靈活和高效的方式，而不是單方面、單向度的“送予”。其實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這方面的經驗，例如德國和愛爾蘭均設有文學翻譯的獎項，為譯者提供獎金，組織相關工作坊和研討會，提升國家的文化影響力。不管是“造船出海”還是“借船出海”，都是重要的交流途徑，推動文學互譯，促進文明互鑒。在力推“走出去”的同時，我們也應理性、全面地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無須急于求成。除了文學價值和翻譯質量，譯本接受的效果還與地緣政治、文化傳統、讀者偏好等因素密切相關。譯本銷量或評論無疑是重要的數據，但還要結合時代背景、作品類型、翻譯目的等因素綜合考慮，并深入分析具體評論的觀點、立場和視角。

因此，文化形象在“他塑”的同時仍需加強“自塑”。我們可以根據不同讀者群體有的放矢，建立多層次、多面向的譯介體系，用文學翻譯作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載體，以此回應世界對中國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