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天波，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絲綢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陜西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明永樂年間青花玉壺春瓶。資料圖片

唐開元年間三彩胡人騎駝俑。資料圖片

一部中華工匠史就是一部中華工匠的精神史詩。中華工匠不僅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也給世界留下了寶貴的精神品格。

根于工正，持中守正

“巫史同工”是史前工匠文化的重要特征。史前匠人以虔誠的宗教信仰譜寫了一部巫史文明，他們敬畏自然與神靈，用制器尚象的樸素理念為人類早期的器物生產提供造物原則，通過泥土和火焰的碰撞創燒了史前陶器，并創造了史前石器、玉器、漆器等史前巫史文化標識。他們用樸素的線條與符號，對自然、物象與宇宙進行原始表達，記錄下人類童年時代的夢幻與精彩，形成了中華工匠的初始精神品格。

古人很早就用“正”來為工匠官職命名，如車正、陶正、木正等，顯示出中華工匠精神的本源屬性。“正”為王室官職，乃規范、標準之意，其內涵及行為指向堅守正義、守正為公、守正為民。古公亶父不僅勤于營建匠事，胸懷“周原”，還禮讓豳地；車正奚仲心系人民疾苦而苦思發明運輸車輛，解決治水材料的搬運問題；“科圣”墨子始終站在服務人民的立場，勇于探索工匠造物實踐……早期中華匠人心系百姓，持中守正，以工正精神鑄成了早期中華匠人的守正精神品格。

立于司空，以民為本

至西周，《周官》有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的工官“司空”。漢魏中央和地方郡均設有少府、尚方、大司農等工官。至隋文帝時期，漢代“三公九卿制”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工官體系的“少府”亦被“工部”取代。司空、少府與工部是中央集權制度和官僚體制的產物，司空制度、少府制度與工部制度為中華工匠精神的形成發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促進生成了中華匠人的民本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體系中，工官之冬官乃為司空。“司空”的概念語義場包含了“冬藏”與“閉空”的雙重含義。所謂“司”，即管理之義，表達了工官對國家事務的承擔與掌管；所謂“司空”，含有“閉藏”“空無”之義，工官的信條與宗旨要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體系下逐漸形成屬于時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

漢代，政府改“司空”為“少府”，以統管國家物資調配、器物生產以及山川田賦等。“少府”概念沿襲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僅有較強的中央集權性質或政府權力的語義內涵，還體現在國家對工官的政治立場以及民本態度。在文化鼎新發展的漢代，工匠“爭芳斗艷”，如將作大匠蕭何、棄官專髹漆藝的隱士申屠蟠、革新造紙技術的尚方令蔡倫、長安“機關達人”丁緩、“學者型”水工徐商、地動儀發明者張衡等。這些漢匠勇于創造、敢于創新，他們在中國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光彩耀目。漢代開創了漢代工匠文化的新定向，誕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業、部門與手藝品類，演繹出較為齊備的工匠文化體系性結構、要素和內容，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漢代工匠精神品格。

臻于工部，自強創新

隋唐時期，以工部制度為前提，以勞動人民的創造為依托，已然產生了與時代相適應的中華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氣象建立在輝煌的物質文明基礎之上，唐三彩、唐金銀器、唐刀、唐鏡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神采與光芒，唐物的定名及其意指也蘊含豐富的時代體征與社會信息。唐代詩人皮日休筆下的“庫路真”漆器顯示了中國南北民族工匠文化的交融態勢；史料上記載的東南亞市場上的“唐貨”是唐代與海外工匠進行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唐代和親政策中的陪嫁工匠以及蜀地工匠被大量掠入南詔的歷史事件也反映出唐代工匠的國內流動；李皋發明“車輪船”體現了唐代交通運輸工具的革新；雕漆與金銀平脫的創新發展顯示出唐代工匠技術的進步；唐代的工匠已經開始用詩文、書法裝飾器物，進而形成了工匠派繪畫新風格；“端午節制鏡”“上梁祭祀魯班”等反映出唐代工匠的文化習俗與日常精神；“物勒工名”的流行以城市“行”的出現顯示唐代工匠行業制度逐漸成熟。顯然，唐代工匠的創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歷史新高，標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國家統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諸多領域展現了超越、尚大、創新、開放等精神，彰顯出唐代國家制度對工匠精神品格的涵養與推動。

宋代，中華工匠開創了轉型時代的新精神品格與風尚。活字印刷、航海羅盤、火藥等得到發明或應用，“中國科學史的坐標”——《夢溪筆談》面世，還涌現出成千上萬的中華名匠，共同錘煉出獨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宋代工匠在精雕細琢、極簡主義和職業敬畏等方面表現出工匠精神品格的新氣象。當然，他們也沒有丟掉傳統工匠一如既往的創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畢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華中窺見“死板”的缺陷，開始進行“活板”試驗，最后改進了雕版印刷工藝，展現了宋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創新精神。總體來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然朝向理性精神和美學精神邁進，這無疑是中華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顯著標志。

卓絕典范，至善求真

明清時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動下，中華工匠精神出現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

伴隨明代社會發展以及國家對工匠制度的不斷調整，工匠群體的處境也在不斷變化與調適。明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是承襲元代，工匠群體以世襲匠戶為主，處境極其困苦；明中期國家對工匠制度有所調整，工匠群體以輪班匠、住坐匠和軍匠為主，工匠處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較為松散，工匠群體中文人或知識分子突起，這類工匠的處境較為寬松。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傳統具有歷史進步性，能夠主動適應日常化和人文化社會的發展需要，誕生了漆工黃大成、木工蒯祥、玉工陸子岡、瓷工童賓、軍匠楊塤、雕工鮑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們的創造及其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學傾向。或者說，在明代，大量文人參與工匠造物活動，由此鑄就了具有世界影響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華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

至明清之際，顧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實學，崇尚求真的科學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發展，不斷淬煉出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出現了樣式房雷金玉、督陶官唐英、羅盤匠吳魯衡、針神沈壽、巧匠徐壽、發明家黃履莊、巨匠鄒伯奇等一大批中華名匠，他們秉持家國情懷，在創新實踐中不斷追求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共同鑄就了中華工匠的科學精神品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多少獨具匠心的中華瑰寶，就有多少不可磨滅的精神傳承。中華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在制器尚象中發軔中華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養中鑄造民本精神內核，在人文情懷與崇尚科學中冶煉出至善求真的精神典范。中華工匠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承載者、實現者、體現者，他們的精神品格是中華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