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玉康，系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點項目“中華漆藝發展史”負責人、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是大漆使用的先行者，也是大漆藝術的發祥地，是世界上第一個形成大漆文明的國度。中華大漆文明歷經8000年發展，源遠而流長。漆器在新石器時代前就已曙光初現，而漢代和明代的漆器藝術是中華大漆文明歲月長河中最為璀璨的兩顆明珠。我們的先民用勤勞的雙手、智慧和匠心創造了綿延流長的輝煌漆器藝術，滋潤了中華文化，也恩澤了世界文明。

中華大漆文明的濫觴

漆，來自中國神奇的漆樹；漆，有著豐富的內涵、深沉的底蘊和寬廣包容的胸懷。于是，中國人驕傲地稱之為“大漆”。

大漆之美，應歸功于它獨有的化學屬性，這奠定了它大放光芒的美學基礎。從河姆渡與跨湖橋出土的漆物遺存看，我們的先祖早在約8000年前就已開始用大漆髹涂器物，這要比日本繩文晚期的髹漆歷史早三四千年，比古朝鮮漆器早四五千年。可見，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漆樹“眼淚”，也是世界上最早創造神奇漆器和大漆文明的國度。

中華大漆在殷周時代進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表現空間，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殷周時期，先民們在祭祀、建筑、音樂等諸多領域的成就，充分顯示出大漆文明的華麗。無論是鼎、豆、盤，還是樂器、衣箱、兵器、家具等，大漆都獨領殷周時期的美學走向，盡顯中華大漆文明的風尚與精神，展現出中華大漆美學的華麗與精致，閃耀著中華工匠文明的耀眼光芒。甚至可以說，殷周之美的表征之一即美在大漆，尤其美在以大漆髹飾的祭祀之器。殷周先人用最美的漆器獻給了他們心中的祖先和神靈，他們在虔誠的髹涂中實現了他們認為的世界上最美的禮儀。殷周時代的漆物不僅能作為禮樂之器或飲食之器，還能作為貢器或饋贈之器。殷周漆物在儀式、飲食、戰爭、饋贈等文化傳統中扮演重要的社會化角色，其美學內涵已然超越物本身，并具備宗教美學、倫理美學和政治美學的內涵偏向。

中華大漆文明的輝煌

在中華浩瀚的文明史中，除了史前、商周等漆器文明外，漢代與明代的漆器最為顯赫與多彩，是中華漆器藝術的兩座豐碑。在漢代，漆器被廣泛用于日常生活、祭祀、殉葬以及其他諸多領域。在明代，皇家果園廠的漆器是當時世界上最一流的漆器，民間漆工黃大成的髹器可與果園廠漆器相媲美。漢代和明代的漆器并非只是流行于宮廷或貴族家里，而是走向了更廣闊的民間，在全國廣為流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特定社會背景下的人文追求。

漢代重視生活、關注生命。因此，相比青銅澆鑄的繁縟笨重的器物，對于漢代人來說，漆器的輕盈飄曳滿足了時代需求和審美向度。漢代人有“生則厚養，死則厚葬”“視死如生”的時尚與追求，這樣的生死觀正好能從漆器中找到出口，我們今天也能夠借此去窺視馬王堆辛追夫人、海昏侯劉賀的生活狀況，了解那個時代的審美追求。漆器的生命體驗和青銅器的宗教體驗顯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對自我個性的張揚與解放，后者是對他者的虔誠與膜拜。漢代漆器張揚的紅與成熟的黑為漢代人個性的展示提供了載體，也成就了漢代人的美學氣場和精神世界。

在明代，伴隨皇家對漆器的喜愛以及商品經濟的萌芽與發展，漆器再度成為中國人展示財富的物件。明代皇家對漆器的喜愛是任何朝代帝王所不能比擬的，朱棣下令在北方修建生產世界上一流漆器的果園廠，并在全國尋找一流的漆工去果園廠工作。而在民間，安徽漆工黃大成放棄科舉功名，在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著述中國歷史上唯一存世的漆工圖書——《髹飾錄》，顯示出明代江南漆器文化的興盛。雕漆成為明朝漆器的主流，漆器的大流行是明代工匠美學思想的一次大釋放。

中華大漆文明的惠澤

在中國，音樂、建筑、書法、繪畫、家具等諸多領域無不受到大漆的惠愛，大漆甚至沾溉了哲學與詩學的發展。大漆是樂器的伴侶，中國古代漆樂器種類繁多，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戰國早期的13管漆排簫與兩支漆篪，長沙馬王堆1號墓出土的漆瑟，信陽長臺關出土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等，最為著名的要數現藏故宮博物院的唐代漆琴“大圣遺音”和“九霄環佩”。這些樂器都用大漆髹涂，漆藝賦予樂器之美，樂器成就漆藝之韻。建筑也離不開大漆，我國古代宮殿常用大漆髹涂。建筑與漆藝皆根植于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大漆建筑承載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絢爛多彩的歷史文化內涵。中國書法中也有大漆的身影，被稱為“文房四寶”的筆墨紙硯都是大漆的表現對象。筆需要使用大漆來粘接筆頭與筆管，美化筆管；墨需要用漆描金繪銀；大漆黏稠而凝重，可調朱漆、黑漆書寫，可做永久性保存；硯盒更是需要大漆髹飾來裝點。大漆與書法文化之間交相輝映，使中國古代書法浸透大漆神韻與獨特美學內涵。大漆文明之光也照亮了中國的哲學家和文學家，莊子就曾是一位漆園吏。在文學領域，詩人和小說家又將這些奢華的漆物納入筆下，盡情地描繪它們的繁縟、神采以及精神。譬如《詩經》多有漆彩的語言，唐詩中不乏漆器的身影，《紅樓夢》更是詳細描繪了漆彩的世界。對于文學家而言，漆的華麗和魅力是獨特的美學語言，是重要的美學符號。當王羲之在會稽山陰之蘭亭和江南士人“曲水流觴”的時候，漆耳杯已然成為這場活動的重要道具。試想，如果沒有漆耳杯，這場活動可能就少了幾分情趣、風流與美學。或者說，如果沒有漆耳杯以及工匠們創造的鼠須筆、桑蠶紙和松煙墨，可能就沒有“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顯然，工匠文明和詩學文明是相互映襯、相互關聯的。

在海外，中國傳統漆藝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世界文化的走向。從漢唐起，日本人就開始向中國學習漆器。法國路易十四時期，中國的漆器被源源不斷地輸入法國宮廷。在英國，詩人普賴爾對中國漆櫥柜之美十分神往，家具設計師湯姆·齊平特采用中國福建漆仿髹漆家具，開創了具有中國美學特色的“齊平特時代”。英國暢銷書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中大贊中國漆器的精巧和漆畫筆調的細膩。在德國，歌德在法蘭克福故居里設有中國描金紅漆家具裝飾的“北京廳”，廳內陳設有中國式紅漆家具。在瑞典，國王弗雷德里克為王后修建了一座“洛可可”藝術風格的宮殿，宮殿內的裝飾是采用中國漆器的圖案，并陳列著王后高價購買的中國漆器家具等。在比利時，位于列日區的司帕是18世紀中期歐洲漆器制作中心，他們的髹漆技法采用了中國式的黃銅、螺鈿等鑲嵌技術。

勞動創造了藝術，創造了文明。一件件中華漆藝瑰寶，體現著一代代文化傳承者追求卓越的匠心。在中華文明史上，中華漆工史是一部中華工匠精神史，也是一部中華工匠文明史。中華漆工們用靈巧的雙手和辛勤的汗水澆鑄出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漆藝之花，鑄就了中華大漆文化，也鑄就了璀璨的中華漆工文明。這一文明不僅是屬于中國的，更是屬于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