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寶明：“冷門絕學”：基于人文語義學視野的一點思考

作者：張寶明，系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冷門”原指賭局中無人下注的一門，后來借用到學術領域，意思是說那些學術關注度甚低、成果產出艱辛、研究者群體特小的學科領域與研究方向。絕學本有多重意蘊，就目前將其與“冷門”放在一起的解讀則明顯不是老子所說的“絕學無憂”，而是指一種造詣獨到、立意深不可測的學問即將失傳。說起絕學，鑒于其文化價值獨特性，又兼具門檻高、研究難度大、研究群體小等緣故，就有時時彈盡糧絕、后繼乏人的憂慮。譬如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古文字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歷史研究、傳統文獻和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等，在某些時期有過令人擔憂的局面。

就世界范圍內的所謂冷門絕學情形而言，這些學科每每受到科技進步與經濟大潮的影響或掣肘。如果說科技對人文的排斥與擠壓已經見怪不怪，那么經濟大潮的沖擊與“實用至上”的觀念影響，必然會因就業形勢而雪上加霜。以就業導向的市場需要為指南，應用性強的專業招生自然會飆升數倍而不止。而招生人數很少的專業，譬如甲骨文、西夏文、古典文獻、藏學及其他一些學科卻瀕臨危機。因此，如何推動那些搖搖欲墜的冷門學科就成為學界關注的一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重視發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些學科看上去同現實距離較遠，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還有一些學科事關文化傳承的問題，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近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設立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對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匱乏、研究斷檔、亟須搶救的冷門絕學給予專項支持。更為重要的是，這體現了國家戰略，體現了新的學術導向，也讓冷門絕學看到了光明與前景。

從歷史發展來看，關于學科的冷與熱、絕與活，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在印度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具有持續不斷的、最豐富的多元文化歷史資料的國家內，眼下能夠閱讀印度歷史語言文本的人將趨于零。”更值得注意的數據還有不少：“在近幾十年內，德國已經有十一個梵文學教授職位被取消，荷蘭原有二十個教席中現今只剩下一席，而牛津、愛丁堡大學的梵文教席也早已被取消，只剩下幾個不固定的梵文講師職位。”（沈衛榮：《回歸語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頁）造成這種局面有多方面原因，最主要的可能是因為，面對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晦澀、難懂如同天書，沒有“坐禪”“面壁”“十年冷”的刻苦精神和志業意志是不可能有所收獲的。作為理解“他者”的工具，我們首先要正確理解文本，不但要通曉文字學、甲骨學、音韻學、方言學等漢學知識，而且要對西夏文、畏兀兒文、梵文、藏文有所掌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對冷門絕學有一個基本的考量乃至精準把握。否則，對這類深藏不露之學只能是隔靴搔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文語義學派上了用場。

人文語義學與語文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從概念史的意義上說，雖然兩者都是以關鍵詞、觀念詞為依托，但是關鍵詞是語文學的基本抓手，而觀念詞則是語義學的基本依托。究其實質，如果說語文學更注重文本自身及其意義，是在文本中尋覓意義，那么人文語義學的根本要義則是在意義生成后追溯事發現場的來龍去脈。即是說，前者探尋語詞尤其是關鍵詞的衍變，后者則更看重觀念詞的歷史與時代性的坐標點位，在對于歷史與文化背景的追求上，前者更注重來龍，后者更看重去脈。由此，語文學的語言、結構與實證，人文語義學對語言的裂痕、語境的差異、心靈的隔膜等的深層打撈都顯示出各自的獨立性和主體性。一言以蔽之，人文語義學不外乎是對冷門不冷、絕學不絕之道的方法與路徑的求索。基于文獻的考證、文本的闡釋、文心的探尋，這是語文學的基本遵循，而人文語義學注重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注重學科之間的交流，蘊含著激活“冷門絕學”的思想酵素。筆者非常同意章太炎的學術提醒，過去的事，看來像沒有什么關痛癢，但是現在的情形，都是從過去漸漸變來；凡事看了現在的果，必定要求過去的因（章太炎：《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術的發達》，《章太炎的白話文》，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倡導冷板凳精神的同時，如何使學術研究走出“冷”和“絕”的境況而絕處逢生、延綿發展，的確應有人文語義學的思考。

人文語義學注重“從現代的興趣開場伸展到歷史”，將研究對象的注意力和著力點都聚焦在文本、文獻、文心上，于是便有了“學工開物”的嶄新格局。基于文獻的考證、文本的闡釋、文心的探尋，注重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注重學科之間的交流。在語文學與語義學的雙重視野下，“冷門絕學”也可以獲得新的生長機遇。比如，就民族史而言，它不但需要中國史、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交叉融合，更需要文本（文獻、文心）的深耕、挖潛與梳理。又如，“清華簡”也是典型的例子。2022年11月，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以線上方式開啟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貳）》成果發布會的全球直播，近50萬人次線上觀看了發布會，可以說是萬眾矚目。自2011年清華大學首次開展“清華簡”成果發布會以來，“清華簡”已越來越受到關注。“竹簡上的經典”一方面是語文學成功的范例，也是語義學走向成熟之不可多得的范式，關鍵在于，它們共同打破了此前各個相關學科的壁壘。

元典性、經典性與前瞻性構成了人文語義學的理論預設。“冷門絕學”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建構起本民族學術的合理性與根本性。西哲有言：“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注腳。”（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79頁）而中國后世的思想文本也無不肇源于《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論語》《老子》等中華文化元典。作為先民智慧的結晶、后人思想運行的基軸和騰躍的起跳板，文化元典具有輻射后世、歷久彌新的價值，從元典中生發出的精神密碼或隱或現地貫穿于后世思想家的語詞概念之中。對此，我們還可以從“義理、辭章、考據”中來進一步細分。在這個傳統問學之道中，語文學看重的是考據、辭章，語義學則注重義理、辭章。恰恰在這里，我們發現“辭章”構成了一個中介橋段。如果說這里有內容大于形式或形式大于內容的差異，那么坐實在“文本”與“本文”的間隙就不難發現其中的微言大義（張寶明：《論中國思想史學科主體性》，《史學理論研究》2022年第4期）。由此，語文學與語義學都是對人文學科的新拓展，也是“新文科”建設的必由之路。

回顧歷史，19世紀中國大門打開后，中國學術分科沒有在“語文學”上發生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大學的產生更多是在學術分科意義上進行的。進而言之，中國的經史子集的注疏在一定意義上不失為一種“語文學”的循環詮釋，其方法論也堪與西方比肩。但是必須看到，只有溝通自我與他者，實現自由理性下的平等對話、交流，才能避免以自我為中心的虛驕、排他。

而“我者”與“他者”實質性的對話基礎或說前提需要不斷通過學術的原始積累而得以突破與“爆發”。這個漫漫長路既有荊棘，也有寂寥。“十年磨一劍”的定力與意志固然少不了，“義理辭章考據”的學術路徑更是不可或缺。只有下笨功夫、苦功夫才能推陳出新、創造轉化。這就是林毓生所說的“人文重建所應該采取的基本態度”：“我們知道我們無法一下子就能真正解決中國文化的危機。個人能力有限，我們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不如立志深下功夫，做一點實質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要發揮我以前曾提到過的‘比慢精神’”（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頁）。這個“比慢”精神無疑與我們所說的人文語義學倡導的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學術基礎工作一脈相承且靜水流深。

當前，不少冷門絕學也重回大家的視線，而如何真正從理論方法上探尋“冷門”不冷、“絕學”不絕的良方仍任重道遠。或許我們討論何以激活“冷門絕學”的命題會在人文語義學的視野中找到“致廣大而盡精微”的路徑。回歸本土的人文語義離不開對傳統資源的倚重，很多“冷門絕學”涉及的語言、文獻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宗教、藝術和文化，無一不是古人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需要通過人文語義學掌握必備語文工具，利用不斷涌現的各類文獻，使之煥發新的生命和活力。一切歷史都是對話史，學術研究并非個人的獨白，并非寂寞的狂歡，而是不斷交流、不斷對話的過程。它既要與思想文本對話，又要與人類心靈對話；既要與歷史傳統對話，又要與現實問題對話。在這一過程中既要坐得住冷板凳，堅守嚴謹學風，又要倡導百家爭鳴，在交流對話中推進學術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