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輯證與研究”負責人、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河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近人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著錄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不下300部，然《隋書·經籍志》列唐初所存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128部，尚不及張著所列之半數。至《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內庫書目，見存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65部，僅及唐初之半。迤至今日，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尚存專著有《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佛國記》，單篇有《續漢書·郡國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其余已大體亡佚，可謂百不存一。

魏晉南北朝正史地理志的形成

從嚴格意義上講，歷代正史地理志都不能算作“一手資料”，《續漢書·郡國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亦然。但除了詳略之別外，此四《志》對相關資料的輾轉利用卻存在較大差異。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于河南尹條下自注永和五年（140）戶口，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據此“疑郡國建置亦據此年”，“蓋司馬氏偶得永和之籍，遂據之”。此論已成學界共識。魏收《魏書·地形志》“序”明載關東地區依武定，關西地區據永熙綰籍。這不僅交代了《魏書·地形志》所示區劃的標準年代，更明確了所載區劃隸屬、政區沿革、山川城邑、戶口數據等信息都源自戶籍檔冊。所以，《魏書·地形志》沒有引用其他任何地理文獻以作參考。

與此相異的是，《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都曾引用了其他地理文獻，尤以《宋書·州郡志》為甚。沈約甚至直言其充分利用各類地理總志、國史州郡志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宋書·州郡志》多所征引的何承天國史《州郡志》以元嘉二十年（443）為下限，徐爰國史《州郡志》以大明八年（464）為下限。以此衡量《宋書·州郡志》，大體元嘉二十年后所置州郡皆不載道里（雍州、郢州例外），大明八年后所置州郡皆不載戶口，故知《宋書·州郡志》所載州郡道里本自何志，戶口數據本自徐志。這其實說明《宋書·州郡志》是綜合利用各類地理文獻編撰而成的。

《南齊書·州郡志》乃是將不同年份的國史《州郡志》疊加而成。蕭子顯先將諸國史《州郡志》所載永明元年（483）至永元元年（499）、永元二年之際無所改易之郡摘抄列出，再將有所改屬、省并、新置之郡分別列于各州之后；最后進行整理，剔除重復之郡縣。由此形成了今本《南齊書·州郡志》的模樣。因此，《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連“二手資料”都算不上。

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體系

《續漢書·郡國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前序階段涉及的戶籍檔冊、國史州郡志，形態雖有不同，但它們都源于自戰國以來就存在的郡國向中央年度性呈報的上計簿。但郡國通過上計系統向中央呈報的地理信息并不僅限于年度性的上計簿，漢魏六朝郡國還會不定期地向中央呈報地圖、文本并存的郡國地志。中央政府主持修撰的輿地圖（如《漢輿地圖》、晉初裴秀撰制的《晉輿地圖》等）、全域性地志（如《太康地志》《元康地志》等）都是在郡國地志的基礎上撰制而成的。即便十六國北涼闞骃所撰《十三州志》，也是其藉任職秘書省得睹東漢郡國地志而撰就。

與上計系統的郡國地志相對的是，自東漢以來，地方各級長官出于管轄一方的需要，主導修撰了大量的州郡地記。這種非中央主導修撰而廣載一方風俗地理的地理書，沈約稱之為“地理雜書”，《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所載錄的即以此類地理文獻為主。由于州郡地記由地方長官主導修撰，地方士人以僚屬身份參預其事，因此，漢魏六朝某些私撰的山記、水記、異物志、都邑記、宮室記、冢墓記、異域記等地記與州郡地記交互作用。劉知幾《史通》在比較地志與地記的差別時，發現前者“言皆雅正，事無偏黨”，后者“競美所居”“煩而且濫，博而無限”。這也是地志與地記在行文方面存在的重要差異。

流傳至今的地學名著《水經注》雖是私撰，但也無法脫離地志、地記兩個來源。《水經注》敘中原水道流徑、城址地望大體本自郡國地志，敘逸聞軼事、山川風光則多采地記；其敘南方江河流徑、逸聞軼事則大皆源自東晉南朝地記。漢魏六朝地理學中地志、地記并行的架構，無疑是體現中央與地方長官意志的官方地理學，其背后具有制度性的強制措施與官員治理地方的實際需要。

地理文獻的書寫與演進

魏晉南北朝地理文獻大體體現了中央與地方長官的意志，因此彼時的國家治理、制度設定會在地理文獻中表現出來。

僑州郡縣是永嘉南渡后出現的特殊政區形態，僑州郡縣與對應的舊有漢晉政區之間關系是解讀六朝統治者政區意識的一個切入口。《宋書·州郡志》常于某僑置州郡下注曰“別見”，意為該政區的漢晉沿革另見他處。因此，《宋書·州郡志》敘僑州郡縣沿革，大體皆追溯至對應實置政區的漢晉沿革，即舊有政區與僑置政區在時人看來存在本末關系。僑舊本末觀念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漢晉南朝時期的州非但具有行政功能，同時具有以沿用《禹貢》《職方》、漢武十三州名以維系王朝正統的象征意義。由此延伸開來，僑置政區沿用舊名，其意在王朝承上古、漢晉統緒，因此州置始終維持著較小的數目。此即蕭子顯所言“郡國既建，因州而部。離過十三，合不逾九”。迤至蕭梁中期，州的正統象征意義被放棄，由此州的數目大增，新名層出不窮。這是從地理文獻的書法考察六朝政區意識，乃至政區制度演變的絕佳范例。

地方賦稅是郡國上計的重要事項。本自上計簿，為正史地理志所載的戶、口數據正是郡國征收戶稅、丁稅的基礎。劉宋時“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余無雜調”，因此，《宋書·州郡志》中常出現以蠻、巴、獠、氐所立之州、郡載戶而不載口的現象。又如，僑流人口在土斷前，雖然不稅不役，但政府對流民與土斷前的僑州郡縣，例以戶為計算單位，因此《宋書·州郡志》所載無實土的僑置州郡，也常常載戶數而不載口數。由此可知《宋書·州郡志》中戶、口數據與劉宋戶籍、賦稅制度存在直接關系。

自東漢以來并行的地志與地記二系統在南北朝時逐漸合流，形成圖記。北朝率先出現由中央主導修撰的全域性圖記——《后魏輿地圖風土記》《周地圖記》，最終在隋代演變為地方向中央呈報圖經的制度，直接原因固然是隋廢上計，代之以朝集、計帳、圖經三系統。但從政治層面考量，原本由地方長官主導，當地士人參與修撰，廣載地方逸聞軼事、山川風光、風俗土宜的州郡地記成為中央掌握，用于施政的地理信息。這種態勢與北朝后期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控日益加強有著密切關系。較之南朝，北朝率先在中古地理文獻修撰模式上的突破，便是其在地方治理中的強勁姿態于地理學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