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國強，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漢書·律歷志》哲學思想研究”負責人、新疆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漢書·律歷志》沿襲《呂氏春秋·古樂》中的一段文字，說黃帝派遣泠綸，從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得均勻的竹管，藉此獲取天然的音律，這就是十二律的來源。耐人尋味的是，《律歷志》中把《呂覽》原文中的“阮隃之陰”改作“昆侖之陰”。王國維先生認為“阮”與“昆”古音相近，“隃”恐是“陯”之訛，故此，《說苑》《風俗通》《漢書》等文獻皆改為昆侖。我們發現，自漢而后，研究音律的學者，有近一半引用《漢志》之說，足見昆侖之說已深入人心。

歷史昆侖的文獻繪卷

從古文獻來看，昆侖處于中國西北，且遠大于一般的高丘。《山海經》說昆侖墟有萬仞之高，《禹本紀》則以昆侖高二千五百里。中華大地西高東低，如此高的丘山應該位于西北高原，加上《山海經·大荒西經》說“昆侖之丘”在“流沙之濱”，把流沙和昆侖放在同一空間中，自然對應上位于塔克拉瑪干沙漠之側的昆侖山脈。至于漢代，昆侖的位置從圖書走向實地。《史記·大宛列傳》記錄了漢使帶來黃河源頭的于闐美玉，使漢武帝對昆侖有了具象的了解，也把對美好昆侖的想象用圖紙定位到了于闐。盡管司馬遷認為漢使所見之山似乎和《禹本紀》中描述的高大昆侖有所不同，但也沒有明確表示這就不是昆侖。班固在《張騫傳》中仍延續司馬遷的認識，不過，他在《漢書·地理志》中卻記錄下臨羌昆侖山祠和敦煌昆侖障兩處地名，分別位于今青海湟源和甘肅安西。這兩處地方的山脈更接近祁連山，與漢武帝定下的今和田南部的昆侖山尚有距離。但從昆侖山祠、昆侖障的命名來斷定其位于昆侖山附近，并不具有必然性。如臨羌在西漢末期屬于新置的西海郡，顧頡剛引《漢書·王莽傳》考證說，羌人所居的青海，出現了與《山海經》中昆侖類似的多種祥瑞，愿意歸附而設西海郡，是上天昭示“安我帝室”“成就洪烈”之象。名其為昆侖山神祠，只是文化上的一致性所造成的。

據《山海經·大荒西經》的記載，昆侖之丘之下有弱水之淵，其外有炎火之山，西王母部族則居于此處。不論昆侖與西王母之間的實際距離有多遠，在《山海經》系統中，昆侖與西王母關聯頗為密切。王莽主政時期歸附而來的羌人，其居住地除了有昆侖祥瑞之外，還有西王母崇拜的習俗。這一習俗在西漢末年，曾從青海甘肅傳入陜西。《漢書·哀帝紀》云：“（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其慶祝場面，頗為盛大。《漢書·五行志》則記錄了漢哀帝建平年間，長安居民歌舞祠西王母。其文云：“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可見，西王母崇拜的核心應該是長生信仰。長生何以在西，這與中國地形西高東低有關，先民認為西部的高山更接近天空，與云雷等自然神力貼附緊密，也就更能接觸到恒常不變、去而復來的長生不死之境，這個不死之境就是昆侖。

《淮南子·地形》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昆侖山萬物盡有，不死樹也在其中，常人不能獲得，是因為其絕高，難以達到。如果能登上昆侖之頂，就如同踏上天梯，逐次上升，從不死到獲取自然力，直至成為自然力。因此，自然力的獲得是先民所追求的長生內核，《淮南子》說登上昆侖之丘后，層層而上，能使風雨，讓水旱如時。萬物長育豐茂，物質滿足就不是幻想。

既然天人在此會合，兩者之間的聯系也從不斷登高，無窮接近而變成了實體連接。《神異經》說昆侖之山上有入天的銅柱，絕高之頂有仙人居住。登天的途徑是渾圓的天柱，這種傳說或許與北方寒冷地區容易產生的太陽光柱有關。其所帶來的聯想，讓隆起的高山與圓弧形的高天曲線融合，突破了地理界限的認識，而成為天地之中的新概念。《神異經》中“昆侖之山有銅柱”一則列入“中荒經”，《河圖括地象》則明確提到有著通天銅柱的昆侖是大地之中，在地下還有深埋的銅柱，與天下的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昆侖山氣上通天，作為高丘之頂，收攏八方名山地脈，即便不是地表上的大地之中，也是地下的孔穴中樞，其中以天地之氣來貫通。山位在西北，不過是“大地之端”，《河圖絳象》又稱昆侖為“地首”，正是反映了先民對地理中心與天地中心如何協調的樸素認知。在這一觀念的引導下，昆侖氣脈的流動，使得高山大川都擁有與自然上天溝通的靈氣，那么只要模擬出昆侖丘的生態景象或地理設定，就能達到與自然溝通的目的。此刻，“中”從一個具象的位置演化成為一個文化象征。其與“氣”的結合，使得萬物都有了秉持自然之力的可能。

文化昆侖的精神貫通

基于這一認識，高大的山丘接近于天，就具備了與昆侖同脈相通的地位。《漢書·地理志》中的昆侖山祠和昆侖障，地理位置靠近祁連山。顏師古注《漢書·霍去病傳》云：“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連山的通天特性與昆侖山命名的本源一致。因此，高大的自然山川就能夠冠以昆侖之名。

有學者詳細論述了《山海經》中和“昆侖”相關的諸多地貌，與位于東方的泰山附近多有相似之處。而《山海經》《淮南子》等典籍記載昆侖周圍的弱水、赤水、河水、洋水、流沙都與海相交。從青藏高原至內蒙古高原再到山東半島，黃河的流淌連通了這些原野上的高山，也讓先民得以沿著河流移動交往，直至海邊。黃河入海口附近的山東地區最高峰正是泰山，“泰”與“太”通，因此，太山也就是大山，號為“岱宗”。

泰山古屬齊地，《史記·封禪書》說“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有學者認為，泰山所處的齊地姜姓來自于西部的游牧民族，他們把“昆侖”概念從西部高原帶到了東海之濱。還有觀點認為，“昆侖”始發于寧夏，西遷至新疆。無論是東移還是西遷，先民們沿著黃河行進的路線并未變化，交融也未曾停止。昆侖及與其連通的河川地貌留下了這些復刻的印記。

高聳的山峰代表著人與自然的溝通之橋，復雜的地形則記錄著先民們共同奮斗前進的艱難歷程，而昆侖諸水匯聚至海，又顯示出各民族沿著河流遷徙融合的歷史圖景。這些克服艱難險阻的記憶寄托在“昆侖”之中，化成嘉禾自生、不老不死的美好愿望，反映出先輩通過辛勤勞動延續中華民族血脈的歷史進程，行一地則有一地之昆侖，終至于建立高大的建筑來形成人造的昆侖。

和諧昆侖的共同理想

《史記·封禪書》記錄的漢武帝所造明堂，其高處以昆侖命名，通往高處的復道，也稱昆侖道，主體建筑周圍環水，可以看作是昆侖的微縮版。汶上明堂雖然地處泰山腳下，但已脫離山體的束縛，后來的長安明堂、洛陽明堂更是把“昆侖”與宮殿建筑融合為一，使得政治中心與天地直接貫通。這些“昆侖”相通相連，早已突破地理的界限，而是更關注如何取得自然力的幫助。可以看出，在先民對大自然樸素觀察的視角下，人類可持續發展能力就在于能否順應天地氣運，完成和諧交融。因此，通過了解天地中流動的氣流規律來獲取自然之力，成為“昆侖”移動的邏輯基礎。

《漢書·律歷志》明確地把昆侖與聲律聯系起來，強調天地中和之氣能使自然風氣和諧，律管的聽音辨風就是這一功能的具現。《史記》《左傳》中也載有吹律聽風的“南風不競”和“武王伐紂”事件。先賢憑借音律感知時空中的氣運變化，來斷定人與自然的和諧程度，這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同聲相從，物之自然”。這樣，源于昆侖的自然之力就可以指導糾正人事，善于體察者更能導引這種自然力量來發揮作用。劉向《別錄》里就記錄了燕谷地寒不生五谷，鄒衍吹律引得暖氣融合，產生“黍谷”的故事。人與自然互為化育的和諧理念在此可見一斑。

《律歷志》改“阮隃”為“昆侖”，彰明了律的中氣之源。在昆侖之陰，取解谷之竹，導引源于昆侖之氣，使黃鐘之律得以與“施種于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的陽氣相呼應。聽雌雄鳳凰的鳴叫，以推陰陽變化的流行。《后漢書》云“律”為：“天效以景，地效以響。”日月運行、萬物長息、天籟獸鳴都是陰陽之氣的分合流轉。察知這些細微的變化，就能預知自然之變，從而使之有利于人事。《宋史·律歷志》將之總結為“昔黃帝作律呂，以調陰陽之聲，以候天地之氣”，而調和的基礎是以黃鐘之宮具現中氣的所在。定黃鐘之宮，也就是定昆侖之氣；定昆侖之氣，也就是找到人與自然融合的鎖鑰。使之應于人事，就是得天道，順自然。以此為開端，河流山脈沿息流轉，脈脈相承。它們所構成昆侖圖式，深深印刻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之中，并且遵循著固有的地形法則，用昆侖之名，聳立在中國的西北邊疆，無聲驗證著各民族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同文化心理和歷史發展進程。